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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思路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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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的比较研究，即力图对长时段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方社会组织——洮州青苗会，进行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观察。所比较的区域是社会史学者研究的华北农村社会和人类学家研究的东南宗族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别很大的国度，充分考虑地方性历史过程、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等维度是必需的，这对揭示高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族群文化多样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我将研究的视角从中心投向边陲，从较大社会层面下移至基层社会时，研究对象便呈现出愈加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国家权力并不是因远离政治中心而遥不可及，生态环境对那里社会的影响明显加大，社会依靠自治组织安排社区生活的意愿也更强，整个洮州社会呈现组织化社会的表征。问题是，在人口密度小、人群异质性强的社会里，不同的文化和族群是如何为采取一致行动而达成广泛的社会联合的?
第2章主要从生态和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洮州地方社会怎样受到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小生境中的各个人类群体在适应严酷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进行文化接触并相互融合，他们使用仪式信仰的文化手段试图干预自然环境;正是在共同的生态压力面前，人们以组织方式联合起来提高行动效率。人类学的小生境理论强调人类群体的排他性，而实际上社区小生境或者取食范围不仅仅存在竞争，人们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取食水平，往往进行较大范围的合作与互助。因此我所使用的小生境概念具有竞争与合作的双重特征。这为分析不同群体和不同基层组织之间的生计、声望竞争，为社会生活中的农事合作和生态防御行动，提供了符合地方实际的理论依据。
第3章是从历史和星团结构的角度论述了两个问题。洮州地方社会的历史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边陲社会和族群、地方文化适应国家主流文化的历史过程。就是说，国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严密控制边陲社会，通过“土流参治”去消解“异族”、怀柔土著，通过茶马互市、榷关贸易和国家军事农业等在经济上控制地方社会，又通过神道设教、封神造神的信仰正统化过程对边陲社会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控制。可以说边陲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隐现着国家的面孔。在这些领域里地方社会也不是被动地适应，他们积极地利用国家资源并将其转化成地方性资源，从而与国家进行有效的互动。
我从天文学中引入了“星团”的概念，其包含两种涵义:其一指称一个基层社会，来说明它是如何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实际起作用的青苗会组织;其二指称一个“星团”集合，它们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地方社会。地方社会在国家—社会的视野里作“自转”和“公转”运动，其关系和互动方式遵循着“公转不离心，自转不脱轨”的类似于宇宙法则的社会规则。
第4章从区域角度出发，使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观察不同类型的青苗会组织。它们在组织结构上有以下特征:宗族与青苗会组织的糅合是以祖先崇拜和龙神信仰的合一性为基础的，但这些组织受生态资源分布的影响各自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基层组织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防御冰雹灾害的协作基础上，社会联合的信仰基础是某些龙神保持着类似亲属关系的传统情谊，如“父子七人”、“甥舅关系”、“叔侄之谊”等;洮州青苗会的另一特征是汉、藏、土各族群共处于同一组织架构内。会首的任选和行动选择实行“人选神定”制度，乡老的权威在组织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洮州出现规模较大、体系完备的青苗会组织，(1)不是按单纯的祭祀圈和信仰圈模式进行组织化建构;(2)不是依靠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化的经济作用，也不是在区位框架中，即“市场体系”和“边疆环境”中产生和形成基本的社会单元或社会组织。
洮州青苗会如何被文化地生成，为生态所型塑，它又是如何反过来以组织行为去影响文化和生态？以下几章分别从仪式和行动两个层面说明青苗会与它们的互构关系。第5、第6章是从青苗会举办的庆典、演剧、庙会和“扎山”仪式的经验观察来表明社会组织与仪式的互构。庙会上的庆典和演剧为社会联合和社会结构的整固提供了舞台和机缘，村落社会因而获得合作的潜力。演剧和其他祭祀仪式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对不同祖先、不同族群的异族崇拜(不同人群的共同信仰)进行强化，从而培育了分担公共事务的社区感，加强了地域间的互助与合作。由此看来，庙会是乡村组织的表象，仪式是社会组织的孵化器。组织的表象和孵化器表现在，象征性权威通过仪式转变为现实的权力资源，会首的社会地位提升须经仪式的确认，组织的认同基础——共有价值和共同社区感也是在仪式中得到培育。文化多样性或族群差异性寓于同一社会组织结构中，即汉族青苗会把不同文化的群体和异质的文化因素统合于一个组织架构内，为人类学社会组织研究和族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具有地方情景的中国经验。
第7章应用参与观察所得的田野资料，深描了看青、搬场和防雹的合作互助行为与青苗会的关系。集体互助行为与前述的共同仪式一起塑造了青苗会，仪式和行动建构了村落和超村落、汉族和非汉族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地方认同感，同时青苗会也在这两个领域内发挥着精神信仰和实际行动的作用。
第8章将地方社会变迁，包括青苗会的组织变迁，纳入晚近中国两次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比较出社会史对华北青苗会、汉学人类学对华南宗族社会研究的不足，即以往研究对文化、仪式、生态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关注不够，而文化、仪式、生态以及政治、经济共同影响着地方社会和社会组织。其中技术革新因素对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它一方面造成某些文化形式的消失，另一方面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促使文化形貌发生形态的变化以保持传统的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仪式制度和互助惯行是特定时代的低效率生产方式的产物，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它曾经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并继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的比较研究，即力图对长时段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方社会组织——洮州青苗会，进行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观察。所比较的区域是社会史学者研究的华北农村社会和人类学家研究的东南宗族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区域差别很大的国度，充分考虑地方性历史过程、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等维度是必需的，这对揭示高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族群文化多样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我将研究的视角从中心投向边陲，从较大社会层面下移至基层社会时，研究对象便呈现出愈加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国家权力并不是因远离政治中心而遥不可及，生态环境对那里社会的影响明显加大，社会依靠自治组织安排社区生活的意愿也更强，整个洮州社会呈现组织化社会的表征。问题是，在人口密度小、人群异质性强的社会里，不同的文化和族群是如何为采取一致行动而达成广泛的社会联合的?
第2章主要从生态和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洮州地方社会怎样受到生态脆弱性的影响。小生境中的各个人类群体在适应严酷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进行文化接触并相互融合，他们使用仪式信仰的文化手段试图干预自然环境;正是在共同的生态压力面前，人们以组织方式联合起来提高行动效率。人类学的小生境理论强调人类群体的排他性，而实际上社区小生境或者取食范围不仅仅存在竞争，人们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取食水平，往往进行较大范围的合作与互助。因此我所使用的小生境概念具有竞争与合作的双重特征。这为分析不同群体和不同基层组织之间的生计、声望竞争，为社会生活中的农事合作和生态防御行动，提供了符合地方实际的理论依据。
第3章是从历史和星团结构的角度论述了两个问题。洮州地方社会的历史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边陲社会和族群、地方文化适应国家主流文化的历史过程。就是说，国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严密控制边陲社会，通过“土流参治”去消解“异族”、怀柔土著，通过茶马互市、榷关贸易和国家军事农业等在经济上控制地方社会，又通过神道设教、封神造神的信仰正统化过程对边陲社会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控制。可以说边陲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隐现着国家的面孔。在这些领域里地方社会也不是被动地适应，他们积极地利用国家资源并将其转化成地方性资源，从而与国家进行有效的互动。
我从天文学中引入了“星团”的概念，其包含两种涵义:其一指称一个基层社会，来说明它是如何将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实际起作用的青苗会组织;其二指称一个“星团”集合，它们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地方社会。地方社会在国家—社会的视野里作“自转”和“公转”运动，其关系和互动方式遵循着“公转不离心，自转不脱轨”的类似于宇宙法则的社会规则。
第4章从区域角度出发，使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观察不同类型的青苗会组织。它们在组织结构上有以下特征:宗族与青苗会组织的糅合是以祖先崇拜和龙神信仰的合一性为基础的，但这些组织受生态资源分布的影响各自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基层组织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防御冰雹灾害的协作基础上，社会联合的信仰基础是某些龙神保持着类似亲属关系的传统情谊，如“父子七人”、“甥舅关系”、“叔侄之谊”等;洮州青苗会的另一特征是汉、藏、土各族群共处于同一组织架构内。会首的任选和行动选择实行“人选神定”制度，乡老的权威在组织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洮州出现规模较大、体系完备的青苗会组织，(1)不是按单纯的祭祀圈和信仰圈模式进行组织化建构;(2)不是依靠市场交换和社会分化的经济作用，也不是在区位框架中，即“市场体系”和“边疆环境”中产生和形成基本的社会单元或社会组织。
洮州青苗会如何被文化地生成，为生态所型塑，它又是如何反过来以组织行为去影响文化和生态？以下几章分别从仪式和行动两个层面说明青苗会与它们的互构关系。第5、第6章是从青苗会举办的庆典、演剧、庙会和“扎山”仪式的经验观察来表明社会组织与仪式的互构。庙会上的庆典和演剧为社会联合和社会结构的整固提供了舞台和机缘，村落社会因而获得合作的潜力。演剧和其他祭祀仪式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对不同祖先、不同族群的异族崇拜(不同人群的共同信仰)进行强化，从而培育了分担公共事务的社区感，加强了地域间的互助与合作。由此看来，庙会是乡村组织的表象，仪式是社会组织的孵化器。组织的表象和孵化器表现在，象征性权威通过仪式转变为现实的权力资源，会首的社会地位提升须经仪式的确认，组织的认同基础——共有价值和共同社区感也是在仪式中得到培育。文化多样性或族群差异性寓于同一社会组织结构中，即汉族青苗会把不同文化的群体和异质的文化因素统合于一个组织架构内，为人类学社会组织研究和族群理论提供了一个具有地方情景的中国经验。
第7章应用参与观察所得的田野资料，深描了看青、搬场和防雹的合作互助行为与青苗会的关系。集体互助行为与前述的共同仪式一起塑造了青苗会，仪式和行动建构了村落和超村落、汉族和非汉族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地方认同感，同时青苗会也在这两个领域内发挥着精神信仰和实际行动的作用。
第8章将地方社会变迁，包括青苗会的组织变迁，纳入晚近中国两次社会大转型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比较出社会史对华北青苗会、汉学人类学对华南宗族社会研究的不足，即以往研究对文化、仪式、生态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关注不够，而文化、仪式、生态以及政治、经济共同影响着地方社会和社会组织。其中技术革新因素对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它一方面造成某些文化形式的消失，另一方面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促使文化形貌发生形态的变化以保持传统的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仪式制度和互助惯行是特定时代的低效率生产方式的产物，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它曾经满足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并继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