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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搬场，洮州的集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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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社会研究争论的中心是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标志着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是否涣散。www.Pinwenba.com为此学者以看青、搭套等互助行为来表明村落的内聚特征，因而杜赞奇把“青圈”的设置视为中国村庄第一次出现有边界的实体，他显然要以此证明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内山雅生更将互助研究拓展到打更、搭套的农耕习俗，但这些互助形式仅存在于三两家的邻里之间，欲说明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合作和村落凝聚力的存在，实在勉为其难。洮州的“搬场”是在青苗会的安排和指令下，各户把联村以内不同村落的人力和运输工具临时集中起来统一搬运收获物的互助行为。它表达的是扩大的社会关系和互惠感情，强调联村范围的社会互助和村际团结。洮地的搬场是作为一种庆丰节日与互助行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当地的习俗惯制。
7.2.1扩大的互助
在青稞成熟之际的七月中旬，西路冯旗青苗会会众抬着龙神转山，巡视庄稼的收成好坏。当龙神享用了第一把烤熟的青稞后，发出了收割的信号，互助“剧目”“开演”。洮地海拔高度不同，作物的成熟会有几天到十几天的间距，这为村际互助提供了短暂的良机。互助不独存在于汉族人中，藏民的互助另有一番情趣。他们于田中收获青稞及豌豆等作物时，男女杂沓，一双双一对对，情歌缭绕，相与答和，诚如《洮州竹枝词》描绘的状况:“夕阳明灭腰镰影，半是男儿半女流。”他们在劳作中尽显真性情，比汉族人之受重重礼教束缚者，要美满得多。在收割季节，一些大的集市有劳动力市场，那些季节性流动的“麦客子”成为人们用工的另一选择，以填补打工者外出引起的劳动力不足。收割完毕后，中西路不论哪种作物一律捆成束，每四束集中起来为“一疙瘩”，五疙瘩为“一丛”。待村里全部收割完毕，青苗会便确定日子，全村统一搬场。搬场的范围限于洮州西路地区包括新城、刘顺、羊永、长川、古战等地，因这里海拔高，所以比洮州的东、南、北地区推迟一个多月收割。而东南路和北路则没有搬场一说。搬场除了作为村民协力的生产活动以外，也是一个重要的岁时节日和传统习俗。
搬场在即，日期一般框定在农历的八月底和九月初。先后次序是习俗固定下来的，除非某村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予变动。按老规程，上西路地区搬场的顺序是从南到北，头一个村是羊升，第二个是千家寨，第三个是沙巴，最后是冯旗。联村青苗会可以在仪式场合或另外专门召集会议，相互通报各村的准备情况。会首的聚会可以使他们掌握各村的收成、道路状况、麦田的分布、人力状况等基本信息，青苗会最终要在这次碰头会上确定具体的日子，并传达到各村的相关家庭。这种安排是经过青苗会协商并在仪式上确认的，因而是神圣的秩序。
7.2.2仪式和剧场化的互助
作为“导演”的青苗会已经确定了“互助剧”上演的“节目单”，接下来要做的是修整“舞台”。各村青苗会会首要在搬场前几日察看路桥是否失修，村里的街道、通往山地的小路，过河的小桥都要根据失修情况进行修整。会首根据工作量收取会粮，组织人力在两三天里把修桥补路的事情做完。此间村民们则分头准备，邀请亲朋前来，邀请邻村的人作“拉贷”帮忙搬运。拉贷是对外村来帮助搬运收获物者的称呼。“贷，施与也;谓我施人曰贷”，这是一种民间换工形式，洮州人叫“偏工”或“偏拉贷”，可能是“变工”的转音，山西、陕西也叫“变工”，明清的地方志多使用“伴工”二字。在搬场的“剧场”中似乎没有专门的观众，主人和请来的拉贷皆为“演员”。
剧场活动分为前台、后台渐次展开。搬场这一天，出嫁的姑娘都要回来“坐娘家”方言，即住娘家。妇女们做好炸油饼、花卷馍、鸡肉、羊肉等美味佳肴，主家盛情款待前来帮忙的拉贷和亲友。过去搬场时人们的穿戴是有讲究的，青壮年男子一般头戴礼帽，上穿白汗褟、黑夹夹白汗褟，即白衬衣;黑夹夹，即黑色或青色的小坎肩。，腰扎红腰巾;牛车要绘上油彩，车轴挂铜铃，犏牛角上系上红缨穗子，牛耳扎上彩穗，牛颈系一铜铃，牛车过处叮咚作响。青藏高原汉族人的这种生产与节日融为一体的景象是甘南田园韵律的独特表达。村民像过年一样，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亲朋好友及拉贷们欢聚一堂，吃喝谈笑。当青苗会的锣声一响，乡村立即从浪漫的柔情转入对抗赛的场景: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赶车吆牛，吆喝声、牛铃声、嘈杂声连成一片，搬场是“抢运”，是一场搬运庄稼的激烈比赛，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庄稼由近而远搬运到自家居住地附近的麦场里，然后摞成“摞子”。当地人形容这个景象是“庄稼人的三忙，忙不过搬场”。
从青苗会统一部署、修桥补路、下达搬运号令到午夜抢运，搬场可以说在各个环节都有军事行动的意味，这令我们的思想回溯到洮州先民所处的军事农业状态。由于土地分散、劳动力呈现季节性不足，除此之外，人类的合群性和合作的道德根源促使人们在较大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互助。关于军事意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那么搬场作为一种生产互助活动、民俗庆典和文化现象，用剧场的视角分析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解释效果。
仪式与戏剧是一个统一体。在表达感情、观念和想象方面，在叙述人性、生死、善恶等世界观方面，两者皆有一套复杂的表达模式。仪式中有戏剧因素，戏剧中亦有仪式因素，因而两者常常重合，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统一体而非一个类别。洮州的搬场如果是一个剧场的话，那么这个剧场是由仪式导引并充满着仪式的意义。
仪式常常被视为对群体生存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在农事季节转换，尤其是在气象灾害频繁出现的危机时段，以及在个人生命周期的关节点上，仪式的举办把人与超自然的灵界通过人神的对话而拉近以至联结，使群体或个人成功地度过焦虑和紧张的域限期。相比之下，剧场化生活会将观念化为行动，将仪式作为管理方式。搬场是一种民间互助习俗，现实世界的民众对民俗的深刻认知反映在习俗与实际生产的巧妙结合上。能将搬场以民俗节庆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原因，我认为是仪式化和剧场化的技术。仪式化的作用是将农事周期中的这种互助活动变成一个庆典，而庆典吸引力的营造显然是剧场化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搬场，像是过年一样的庆典节日，而搬场的另一面则是像军事行动一样的戏剧场面。
仪式表现为高度形式化、严格、类型化、重复性和守旧的特征，而演剧则比较易变、灵活和富有创新意识。也就是说，仪式的高度形式化使社会互助增添了象征意义，而剧场化的灵活性和实践属性为社会生活赋予了实质性互动场面。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剧场化和仪式的交互作用下得以展现。两者的不同在于仪式的效果看不见，而剧场表演则人人参与其中并可体验。仪式的表象和剧场的行动，其区分还表现在不同的时空选择:仪式是根据群体观念的重要时刻，在农事间歇中寻找一个时机举办，汉族人在选择仪式日期时抱有“吉利”的观念，即尽可能选择黄道吉日，人们认为在这一天人神的交往容易达成并富有成果。对于空间的选择，汉族人常常考虑“风水”或“洁净”的问题;剧场在空间上更多地考虑如何将表演与观众隔离，而在实际的剧场化社会活动中，剧场和观众是一体的，此所谓“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
7.2.3社会关系的凝聚
搬场类似于剧场在于，时间是习俗规定的也是“导演”给定的，空间不拘于某个固定场所，而是把整个社区，包括居住地、道路、山川田野，都联为一体，将村里人与村外人、族群内的人与族群外的人、姻亲和非亲属朋友，临时结合成一个生产共同体，变为剧场的角色。可是在这美妙的诗意之后，像看青、护林一样，搬场也是社会失序和治安恶化的反映。统一搬场也好让牲畜上山下滩吃草，而不会糟踏庄稼。收获物晾在地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搬运按规定时间及时完成。这不仅防止了收获物的丢失，而且统一搬场后，牲口可以在田野里放牧。报告人说，过去这里穷，庄稼互相偷互相拿，也有外面人来偷，青苗会不管不成。如果某家不参加统一搬场，牲口吃了庄稼主人没有责任。搬场不仅仅是重新配置人力资源的合作行为，它还包含着社会规范的用意。
搬场跟土地的分散和农业季节性劳动力不足有关系。在西路农耕区，虽然高寒和雹灾限制了作物的生长而呈现晚熟低产的特点，但西路山体缓展，土地面积大，是明清屯田的集中之地。光绪五年洮州有3万人口，军屯地747顷，民屯地300顷。如果每户按5人计算，一户应拥有50亩以上耕地。因土地分散和单家独户劳动力少的限制，人力在农忙时更显紧缺，人们必然会利用庄稼成熟的先后间隔、按村搬运的惯例，进行劳动力再分配。
1982年西路千家寨一户，在搬场这天下午来了13辆牛车，其中有主人家的几位姻亲，五位朋友中两位是藏族，他们来自10里范围内的不同村落。有个别村户还有回民“拉贷”，回民到汉家帮忙虽不便共食共饮，他们可以自己动手起伙做饭。现在简单了，主家提供方便面和水果即可解决问题。在华北农村，搭套、合具、换工的互助习俗多发生在几家几户，是没有导演的自演自唱，一种小范围的合作。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互助范围的大小跟村落凝聚力有太大的关系。中国的地方社会有很强的地域性差别和不同的地方构造，情形极为复杂，比如生态、人口、土地和风俗传统皆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景观。洮州的扩大互助形式所维系的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团结，而是维系联村以内甚至联村之间的团结，它把一家与外村的数家、一村与跨越边界的数村联在一起进行互动。从中透露出浓郁的乡情和村谊，这便是村落凝聚力。
由此可知，杜赞奇为什么强调村落的封闭和自足，村落的内聚和认同;而施坚雅则强调村落的开放和基层市场的自足，坚持市场体系的内聚和认同。我没有必要将两者综合而得出一个折中的观点，因为他们对共同体的看法是原则性的分歧。以上的讨论是否可以认为凝聚力与组织同在。我们论述的看青、护林、防雹和搬场等互惠互助行为，以及迎神赛会、神戏、扎山仪式和秋报愿等仪式活动，都体现了村落和超村落的凝聚力，而这些共同仪式和群体行为都是以象征性的庙宇为中心、以实体性的青苗会为组织才得以展开，所以组织是凝聚力产生的条件。
华北社会研究争论的中心是村落共同体是否存在，标志着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是否涣散。www.Pinwenba.com为此学者以看青、搭套等互助行为来表明村落的内聚特征，因而杜赞奇把“青圈”的设置视为中国村庄第一次出现有边界的实体，他显然要以此证明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内山雅生更将互助研究拓展到打更、搭套的农耕习俗，但这些互助形式仅存在于三两家的邻里之间，欲说明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合作和村落凝聚力的存在，实在勉为其难。洮州的“搬场”是在青苗会的安排和指令下，各户把联村以内不同村落的人力和运输工具临时集中起来统一搬运收获物的互助行为。它表达的是扩大的社会关系和互惠感情，强调联村范围的社会互助和村际团结。洮地的搬场是作为一种庆丰节日与互助行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当地的习俗惯制。
7.2.1扩大的互助
在青稞成熟之际的七月中旬，西路冯旗青苗会会众抬着龙神转山，巡视庄稼的收成好坏。当龙神享用了第一把烤熟的青稞后，发出了收割的信号，互助“剧目”“开演”。洮地海拔高度不同，作物的成熟会有几天到十几天的间距，这为村际互助提供了短暂的良机。互助不独存在于汉族人中，藏民的互助另有一番情趣。他们于田中收获青稞及豌豆等作物时，男女杂沓，一双双一对对，情歌缭绕，相与答和，诚如《洮州竹枝词》描绘的状况:“夕阳明灭腰镰影，半是男儿半女流。”他们在劳作中尽显真性情，比汉族人之受重重礼教束缚者，要美满得多。在收割季节，一些大的集市有劳动力市场，那些季节性流动的“麦客子”成为人们用工的另一选择，以填补打工者外出引起的劳动力不足。收割完毕后，中西路不论哪种作物一律捆成束，每四束集中起来为“一疙瘩”，五疙瘩为“一丛”。待村里全部收割完毕，青苗会便确定日子，全村统一搬场。搬场的范围限于洮州西路地区包括新城、刘顺、羊永、长川、古战等地，因这里海拔高，所以比洮州的东、南、北地区推迟一个多月收割。而东南路和北路则没有搬场一说。搬场除了作为村民协力的生产活动以外，也是一个重要的岁时节日和传统习俗。
搬场在即，日期一般框定在农历的八月底和九月初。先后次序是习俗固定下来的，除非某村有特殊情况，一般不予变动。按老规程，上西路地区搬场的顺序是从南到北，头一个村是羊升，第二个是千家寨，第三个是沙巴，最后是冯旗。联村青苗会可以在仪式场合或另外专门召集会议，相互通报各村的准备情况。会首的聚会可以使他们掌握各村的收成、道路状况、麦田的分布、人力状况等基本信息，青苗会最终要在这次碰头会上确定具体的日子，并传达到各村的相关家庭。这种安排是经过青苗会协商并在仪式上确认的，因而是神圣的秩序。
7.2.2仪式和剧场化的互助
作为“导演”的青苗会已经确定了“互助剧”上演的“节目单”，接下来要做的是修整“舞台”。各村青苗会会首要在搬场前几日察看路桥是否失修，村里的街道、通往山地的小路，过河的小桥都要根据失修情况进行修整。会首根据工作量收取会粮，组织人力在两三天里把修桥补路的事情做完。此间村民们则分头准备，邀请亲朋前来，邀请邻村的人作“拉贷”帮忙搬运。拉贷是对外村来帮助搬运收获物者的称呼。“贷，施与也;谓我施人曰贷”，这是一种民间换工形式，洮州人叫“偏工”或“偏拉贷”，可能是“变工”的转音，山西、陕西也叫“变工”，明清的地方志多使用“伴工”二字。在搬场的“剧场”中似乎没有专门的观众，主人和请来的拉贷皆为“演员”。
剧场活动分为前台、后台渐次展开。搬场这一天，出嫁的姑娘都要回来“坐娘家”方言，即住娘家。妇女们做好炸油饼、花卷馍、鸡肉、羊肉等美味佳肴，主家盛情款待前来帮忙的拉贷和亲友。过去搬场时人们的穿戴是有讲究的，青壮年男子一般头戴礼帽，上穿白汗褟、黑夹夹白汗褟，即白衬衣;黑夹夹，即黑色或青色的小坎肩。，腰扎红腰巾;牛车要绘上油彩，车轴挂铜铃，犏牛角上系上红缨穗子，牛耳扎上彩穗，牛颈系一铜铃，牛车过处叮咚作响。青藏高原汉族人的这种生产与节日融为一体的景象是甘南田园韵律的独特表达。村民像过年一样，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亲朋好友及拉贷们欢聚一堂，吃喝谈笑。当青苗会的锣声一响，乡村立即从浪漫的柔情转入对抗赛的场景: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赶车吆牛，吆喝声、牛铃声、嘈杂声连成一片，搬场是“抢运”，是一场搬运庄稼的激烈比赛，人们争先恐后地把庄稼由近而远搬运到自家居住地附近的麦场里，然后摞成“摞子”。当地人形容这个景象是“庄稼人的三忙，忙不过搬场”。
从青苗会统一部署、修桥补路、下达搬运号令到午夜抢运，搬场可以说在各个环节都有军事行动的意味，这令我们的思想回溯到洮州先民所处的军事农业状态。由于土地分散、劳动力呈现季节性不足，除此之外，人类的合群性和合作的道德根源促使人们在较大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互助。关于军事意象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那么搬场作为一种生产互助活动、民俗庆典和文化现象，用剧场的视角分析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解释效果。
仪式与戏剧是一个统一体。在表达感情、观念和想象方面，在叙述人性、生死、善恶等世界观方面，两者皆有一套复杂的表达模式。仪式中有戏剧因素，戏剧中亦有仪式因素，因而两者常常重合，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统一体而非一个类别。洮州的搬场如果是一个剧场的话，那么这个剧场是由仪式导引并充满着仪式的意义。
仪式常常被视为对群体生存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在农事季节转换，尤其是在气象灾害频繁出现的危机时段，以及在个人生命周期的关节点上，仪式的举办把人与超自然的灵界通过人神的对话而拉近以至联结，使群体或个人成功地度过焦虑和紧张的域限期。相比之下，剧场化生活会将观念化为行动，将仪式作为管理方式。搬场是一种民间互助习俗，现实世界的民众对民俗的深刻认知反映在习俗与实际生产的巧妙结合上。能将搬场以民俗节庆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原因，我认为是仪式化和剧场化的技术。仪式化的作用是将农事周期中的这种互助活动变成一个庆典，而庆典吸引力的营造显然是剧场化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搬场，像是过年一样的庆典节日，而搬场的另一面则是像军事行动一样的戏剧场面。
仪式表现为高度形式化、严格、类型化、重复性和守旧的特征，而演剧则比较易变、灵活和富有创新意识。也就是说，仪式的高度形式化使社会互助增添了象征意义，而剧场化的灵活性和实践属性为社会生活赋予了实质性互动场面。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剧场化和仪式的交互作用下得以展现。两者的不同在于仪式的效果看不见，而剧场表演则人人参与其中并可体验。仪式的表象和剧场的行动，其区分还表现在不同的时空选择:仪式是根据群体观念的重要时刻，在农事间歇中寻找一个时机举办，汉族人在选择仪式日期时抱有“吉利”的观念，即尽可能选择黄道吉日，人们认为在这一天人神的交往容易达成并富有成果。对于空间的选择，汉族人常常考虑“风水”或“洁净”的问题;剧场在空间上更多地考虑如何将表演与观众隔离，而在实际的剧场化社会活动中，剧场和观众是一体的，此所谓“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
7.2.3社会关系的凝聚
搬场类似于剧场在于，时间是习俗规定的也是“导演”给定的，空间不拘于某个固定场所，而是把整个社区，包括居住地、道路、山川田野，都联为一体，将村里人与村外人、族群内的人与族群外的人、姻亲和非亲属朋友，临时结合成一个生产共同体，变为剧场的角色。可是在这美妙的诗意之后，像看青、护林一样，搬场也是社会失序和治安恶化的反映。统一搬场也好让牲畜上山下滩吃草，而不会糟踏庄稼。收获物晾在地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搬运按规定时间及时完成。这不仅防止了收获物的丢失，而且统一搬场后，牲口可以在田野里放牧。报告人说，过去这里穷，庄稼互相偷互相拿，也有外面人来偷，青苗会不管不成。如果某家不参加统一搬场，牲口吃了庄稼主人没有责任。搬场不仅仅是重新配置人力资源的合作行为，它还包含着社会规范的用意。
搬场跟土地的分散和农业季节性劳动力不足有关系。在西路农耕区，虽然高寒和雹灾限制了作物的生长而呈现晚熟低产的特点，但西路山体缓展，土地面积大，是明清屯田的集中之地。光绪五年洮州有3万人口，军屯地747顷，民屯地300顷。如果每户按5人计算，一户应拥有50亩以上耕地。因土地分散和单家独户劳动力少的限制，人力在农忙时更显紧缺，人们必然会利用庄稼成熟的先后间隔、按村搬运的惯例，进行劳动力再分配。
1982年西路千家寨一户，在搬场这天下午来了13辆牛车，其中有主人家的几位姻亲，五位朋友中两位是藏族，他们来自10里范围内的不同村落。有个别村户还有回民“拉贷”，回民到汉家帮忙虽不便共食共饮，他们可以自己动手起伙做饭。现在简单了，主家提供方便面和水果即可解决问题。在华北农村，搭套、合具、换工的互助习俗多发生在几家几户，是没有导演的自演自唱，一种小范围的合作。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互助范围的大小跟村落凝聚力有太大的关系。中国的地方社会有很强的地域性差别和不同的地方构造，情形极为复杂，比如生态、人口、土地和风俗传统皆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景观。洮州的扩大互助形式所维系的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团结，而是维系联村以内甚至联村之间的团结，它把一家与外村的数家、一村与跨越边界的数村联在一起进行互动。从中透露出浓郁的乡情和村谊，这便是村落凝聚力。
由此可知，杜赞奇为什么强调村落的封闭和自足，村落的内聚和认同;而施坚雅则强调村落的开放和基层市场的自足，坚持市场体系的内聚和认同。我没有必要将两者综合而得出一个折中的观点，因为他们对共同体的看法是原则性的分歧。以上的讨论是否可以认为凝聚力与组织同在。我们论述的看青、护林、防雹和搬场等互惠互助行为，以及迎神赛会、神戏、扎山仪式和秋报愿等仪式活动，都体现了村落和超村落的凝聚力，而这些共同仪式和群体行为都是以象征性的庙宇为中心、以实体性的青苗会为组织才得以展开，所以组织是凝聚力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