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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一个宏大视角：青苗会与两次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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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织的重建运动在剧烈变迁中遍及乡土中国，这意味着什么?以青苗会为例，这个社会组织在西北经过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加速其发展进程，青苗会的加速和职能扩张恰恰都是在两个具有相似性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www.Pinwenba.com转型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正是权力的温床和组织的萌芽阶段。正如鲍曼所说，混乱增强了建立秩序的渴望，渴望越强烈，建立秩序的努力越疯狂，混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状态。
近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晚清。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陷入破产境地，当时农村社会状况是盗匪横行、治安混乱，国家官僚机器运转不良乃至积重难返，强化国家行政能力的努力收效不大。此时青苗会在华北、西北的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呈现国家趋弱、民间力量呈强的格局，以至于部分华北青苗会承担起国家行政范围的赋役征派职能。国家的这种选择是无奈的但同时也是有根据的:青苗会不单纯是看青的协同组织，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庙宇为中心的地缘性会社组织，实际上起到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二次转型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由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短暂的兴旺之后，小农家庭经济的发展为上上下下的税费所抵消，小农家庭和农村再度陷入困境，遂产生举国关注的“三农问题”，这一问题很快就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两次转型都是在新老制度交替的转折关头发生的，但前者起步于农村的全面衰败，后者是由农村活力的激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农村经济焕发了勃勃生机，但在组织方式上中国小农再次回到以家庭为生活、生产和行动的单位。在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错丛生，社会治安和伦理秩序出现的问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又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农以家户的形式自己对自己负责，乡村两级机构对家户的意义已大不如前，就等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削弱，当地人多次强调村一级领导基本不起作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可以自己负责家户的一切，那么村落公共事业、社区设施谁来负责呢?单个的家户如何能够兴办社区公益、进行集体协作、维持社会秩序，如何抵御只有集体力量才能对付的生态压力呢?小农的分散性的弊端开始显现。人们像历史上曾有的感觉那样，感到一个基层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生计问题的同时，也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做一些对每个家户有益的事，即生产公共物品，也包括文化生产。两次转型有很多相似性:(1) 制度转型和社会剧烈变迁;(2) 农村社会的衰败与迟滞，乡土秩序和治安的混乱;(3) 国家在农村的权力趋弱或收缩，与此同时以家户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力量开始聚集。它导致小农对组织建设的要求和期待，20世纪80年代初的传统复兴浪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然洮州青苗会有它自己的地方性因素，历史上的社会变迁没有改变生态脆弱性，反而加剧了它的肆虐，洮州小农受生态压力的影响也是青苗会壮大的成因。
华北青苗会研究主要针对第一次社会转型，但第二次社会转型对青苗会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因为这次转型使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所有变迁结果中我以为“社会分化”是乡土社会的关节点之一。小农社会的分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群体、阶层、组织等结构因素的类别增多，从而导致农民异质性增加;其二是垂直分化，结构要素的差距拉大使社会成员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发生等级分化，农民的不平等程度增加。过去洮州人向上流动的途径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通过科举入仕，但这一分化路径显然是极其狭窄的。土地贫瘠、山高地凉、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再加上脆弱的高原气候，从土地上崛起的实属凤毛麟角。秦晖所说的“关中无地主”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传统时期的洮州。当下的乡土社会直接或间接地被融入市场经济甚至全球化之中，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这种变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最大冲击便是社会分化。在区位上占优势的地区、在县域占优势位置的乡镇产生了一个富裕阶层，但必须承认在广大乡村范围内则出现了阶层扁平化或者“相对贫穷”阶层。近十年来，洮州18—45岁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势头高涨，几乎占到这一年龄段总数的80％，但这些人很少因流动而改变其身份地位，无形的结构横亘在外出者的面前，他们作为过客在结构线上穿越，但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乡土的结构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外出者想象成变迁的力量，但他们没有真正融合到外边的工作单位，也不会对乡村社区输入大量的现代观念。他们倒是非常容易适应乡村传统的生活，这正如一个人的语言变化一样，在彼地习得一种语言就讲彼地话，回到家乡以后在语境的刺激下自己的母语很快被激活。所以乡村语境比乡村外在形式变化小且慢，一旦语境发生了巨大变迁，乡村的剧变便不远了。这一过程已经有了加速的迹象。
传统组织的重建运动在剧烈变迁中遍及乡土中国，这意味着什么?以青苗会为例，这个社会组织在西北经过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后加速其发展进程，青苗会的加速和职能扩张恰恰都是在两个具有相似性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www.Pinwenba.com转型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正是权力的温床和组织的萌芽阶段。正如鲍曼所说，混乱增强了建立秩序的渴望，渴望越强烈，建立秩序的努力越疯狂，混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状态。
近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晚清。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陷入破产境地，当时农村社会状况是盗匪横行、治安混乱，国家官僚机器运转不良乃至积重难返，强化国家行政能力的努力收效不大。此时青苗会在华北、西北的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呈现国家趋弱、民间力量呈强的格局，以至于部分华北青苗会承担起国家行政范围的赋役征派职能。国家的这种选择是无奈的但同时也是有根据的:青苗会不单纯是看青的协同组织，它本质上是一个以庙宇为中心的地缘性会社组织，实际上起到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
第二次转型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由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短暂的兴旺之后，小农家庭经济的发展为上上下下的税费所抵消，小农家庭和农村再度陷入困境，遂产生举国关注的“三农问题”，这一问题很快就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两次转型都是在新老制度交替的转折关头发生的，但前者起步于农村的全面衰败，后者是由农村活力的激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农村经济焕发了勃勃生机，但在组织方式上中国小农再次回到以家庭为生活、生产和行动的单位。在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错丛生，社会治安和伦理秩序出现的问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又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农以家户的形式自己对自己负责，乡村两级机构对家户的意义已大不如前，就等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削弱，当地人多次强调村一级领导基本不起作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可以自己负责家户的一切，那么村落公共事业、社区设施谁来负责呢?单个的家户如何能够兴办社区公益、进行集体协作、维持社会秩序，如何抵御只有集体力量才能对付的生态压力呢?小农的分散性的弊端开始显现。人们像历史上曾有的感觉那样，感到一个基层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生计问题的同时，也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做一些对每个家户有益的事，即生产公共物品，也包括文化生产。两次转型有很多相似性:(1) 制度转型和社会剧烈变迁;(2) 农村社会的衰败与迟滞，乡土秩序和治安的混乱;(3) 国家在农村的权力趋弱或收缩，与此同时以家户为基础的民间社会力量开始聚集。它导致小农对组织建设的要求和期待，20世纪80年代初的传统复兴浪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然洮州青苗会有它自己的地方性因素，历史上的社会变迁没有改变生态脆弱性，反而加剧了它的肆虐，洮州小农受生态压力的影响也是青苗会壮大的成因。
华北青苗会研究主要针对第一次社会转型，但第二次社会转型对青苗会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因为这次转型使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所有变迁结果中我以为“社会分化”是乡土社会的关节点之一。小农社会的分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群体、阶层、组织等结构因素的类别增多，从而导致农民异质性增加;其二是垂直分化，结构要素的差距拉大使社会成员之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发生等级分化，农民的不平等程度增加。过去洮州人向上流动的途径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通过科举入仕，但这一分化路径显然是极其狭窄的。土地贫瘠、山高地凉、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再加上脆弱的高原气候，从土地上崛起的实属凤毛麟角。秦晖所说的“关中无地主”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传统时期的洮州。当下的乡土社会直接或间接地被融入市场经济甚至全球化之中，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这种变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最大冲击便是社会分化。在区位上占优势的地区、在县域占优势位置的乡镇产生了一个富裕阶层，但必须承认在广大乡村范围内则出现了阶层扁平化或者“相对贫穷”阶层。近十年来，洮州18—45岁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势头高涨，几乎占到这一年龄段总数的80％，但这些人很少因流动而改变其身份地位，无形的结构横亘在外出者的面前，他们作为过客在结构线上穿越，但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乡土的结构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外出者想象成变迁的力量，但他们没有真正融合到外边的工作单位，也不会对乡村社区输入大量的现代观念。他们倒是非常容易适应乡村传统的生活，这正如一个人的语言变化一样，在彼地习得一种语言就讲彼地话，回到家乡以后在语境的刺激下自己的母语很快被激活。所以乡村语境比乡村外在形式变化小且慢，一旦语境发生了巨大变迁，乡村的剧变便不远了。这一过程已经有了加速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