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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变迁中的高原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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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共同价值所联结的精神纽带，因习俗惯制的规则和小生境的相互依赖与合作，乡村的联合得以实现，村民生活在组织化社会中。www.Pinwenba.com可是这一切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变化，这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看青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投影。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异质性和利益诉求多样性也相伴而生，当这些因素冲击联村社会时，它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们又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呢?
8.4.1从“无需看青的时代”说起
看青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微言大义的关联，我是说国内和日本学者对看青的研究与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农村的衰败联系起来，但看青不仅是社会系统的问题，也有来自生态系统的原因。旗田巍把看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是所谓“没有必要看青的时代”。旗田巍的划分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多少带有想象和进化论的色彩，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理论构造的需要。其之所以有虚构的成分，是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混乱、个人行为与协同行为不是线性的，而是交互的。例如，盗窃的对象随着年成的好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年成的丰歉是波浪式循环，歉年庄稼可能成为偷窃的对象，国家经济剥夺可能使粮食成为稀缺商品和人们攫取的对象。此外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系统中牲畜、鸟兽的侵蚀，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看青为什么至今仍在洮州存在。不可否认社会动荡和饥饿是看青的一个重要变量，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北方普遍存在大队干部看青的情况，但看青也是防御来自生态系统的侵蚀的有效途径。在粮食紧缺状况有所缓解的近二十几年间，看青基本不是偷窃行为引起的，偷窃者已经离开庄稼而把目标瞄准机动车和牲畜。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偷窃对象也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粮食变为高附加值商品，偷盗者从果腹的生物需求转向享受性消费，这是洮州社会状况在治安领域里的新动向。
农村治安状况的恶化反映了旧的伦理秩序丧失权威，新的道德秩序无人监管的尴尬，因而是道德监管的缺席。“三个老人一面官”的情形也在变化，就整个乡村来说，老人权威已无实质性影响，主要在仪式领域发挥作用。在乡村，实际的合法管理者是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村里也同样起不到实质性作用。道理很简单，他们一般没有经济力量为普通村民举办公益事业，但必须为县乡政府和上级机构奔忙。老人尚有剩余的权威，但他们遇到的最大困境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即缺少合法性。再者，习俗惯制作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越来越不能规训僭越者，就是说传统权威发生作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断裂。未来农村社会环境的改善需要道德监管人，这个角色在历史上由乡约、里老承当，其中乡绅起到核心作用，而今已演变为由乡村退休干部和教师为主的老人来承当。刘铁梁教授认为，这些离退休干部、教师、前任乡村行政人员和现任公职干部，跟传统时期乡村士绅的地位相仿佛。如果把“新乡村士绅”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考虑，他们与过去已经大为不同。两者在所受的教育或训练、所发挥的道德教化和动员的作用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8.4.2星团之变
星团是一个社会实体，它不像施坚雅构造的市场体系，更不像杜赞奇建构的更为虚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作为一个实体，它增加了解释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地方社会的可能性。在星团中，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学家墨菲(Robert F.eertz)都主张将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变迁结合起来。墨菲认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是相互交织的，变迁发生在结构之外和历史背景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关注社会结构，注意中国的王权政治和历史图景，是我在此书中反复强调的陈述:充分重视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中央集权的“家天下”这一事实，它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情景。
地方社会只要置身于结构之中，它就会发生变迁。技术与革新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摩尔根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看来，是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甚至当今美国的人类学课本仍把革新视为文化变迁的基本动力，这很明显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因素，革新抑或技术是嵌合于国家政治制度的。
一个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文化过程和社会过程都是变迁过程。青苗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反映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且随着组织结构进一步变化，社会发生了变迁。通过互助行为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当然也有技术的影响，习俗和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受到了挑战，但问题是它为什么以变化的形式延续传统，我想这是社会结构的力量使然。
生态环境以巨大的生态压力作用于人，现在这种关系似乎要颠倒过来了，人依靠现代技术有效地抵御了生态施加的压力。尽管如此，生态环境与人所形成的秩序和文化并不能被技术取而代之。对扎山仪式的分析表明，仪式是共同价值的表达，当外在的互助行为、生态环境乃至组织结构、社会治安发生变化之时，仪式的深层结构保持了稳定。高射炮可以打散冰雹云，“兰驼”可以代替牛车，赛会、扎山仪式和秋报愿依旧在进行，互助行为依然在民间发生。在雷德菲尔德看来，异质性是城市的特征，是同质性的乡民社会的对立力量，然而在中国情景下，异质性可以被转换成利益多样化的诉求，在求愿仪式中得到表达。这说明青苗会组织的共有价值仍然存在，凝聚力仍然存在，这就是青苗会组织为什么能够在史无前例的剧烈变迁中仍然保持组织化社会的原因。至于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变迁所持的态度，我以为变迁不一定损坏文化连续性，社会一直以来皆处于变迁之中，变迁是恒常的。
因共同价值所联结的精神纽带，因习俗惯制的规则和小生境的相互依赖与合作，乡村的联合得以实现，村民生活在组织化社会中。www.Pinwenba.com可是这一切发生了和发生着深刻变化，这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看青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投影。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异质性和利益诉求多样性也相伴而生，当这些因素冲击联村社会时，它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们又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呢?
8.4.1从“无需看青的时代”说起
看青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微言大义的关联，我是说国内和日本学者对看青的研究与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农村的衰败联系起来，但看青不仅是社会系统的问题，也有来自生态系统的原因。旗田巍把看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是所谓“没有必要看青的时代”。旗田巍的划分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多少带有想象和进化论的色彩，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理论构造的需要。其之所以有虚构的成分，是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混乱、个人行为与协同行为不是线性的，而是交互的。例如，盗窃的对象随着年成的好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年成的丰歉是波浪式循环，歉年庄稼可能成为偷窃的对象，国家经济剥夺可能使粮食成为稀缺商品和人们攫取的对象。此外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系统中牲畜、鸟兽的侵蚀，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看青为什么至今仍在洮州存在。不可否认社会动荡和饥饿是看青的一个重要变量，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北方普遍存在大队干部看青的情况，但看青也是防御来自生态系统的侵蚀的有效途径。在粮食紧缺状况有所缓解的近二十几年间，看青基本不是偷窃行为引起的，偷窃者已经离开庄稼而把目标瞄准机动车和牲畜。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偷窃对象也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粮食变为高附加值商品，偷盗者从果腹的生物需求转向享受性消费，这是洮州社会状况在治安领域里的新动向。
农村治安状况的恶化反映了旧的伦理秩序丧失权威，新的道德秩序无人监管的尴尬，因而是道德监管的缺席。“三个老人一面官”的情形也在变化，就整个乡村来说，老人权威已无实质性影响，主要在仪式领域发挥作用。在乡村，实际的合法管理者是村干部，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村里也同样起不到实质性作用。道理很简单，他们一般没有经济力量为普通村民举办公益事业，但必须为县乡政府和上级机构奔忙。老人尚有剩余的权威，但他们遇到的最大困境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即缺少合法性。再者，习俗惯制作为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越来越不能规训僭越者，就是说传统权威发生作用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断裂。未来农村社会环境的改善需要道德监管人，这个角色在历史上由乡约、里老承当，其中乡绅起到核心作用，而今已演变为由乡村退休干部和教师为主的老人来承当。刘铁梁教授认为，这些离退休干部、教师、前任乡村行政人员和现任公职干部，跟传统时期乡村士绅的地位相仿佛。如果把“新乡村士绅”放在社会大背景下考虑，他们与过去已经大为不同。两者在所受的教育或训练、所发挥的道德教化和动员的作用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8.4.2星团之变
星团是一个社会实体，它不像施坚雅构造的市场体系，更不像杜赞奇建构的更为虚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作为一个实体，它增加了解释一个社会组织、一个地方社会的可能性。在星团中，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学家墨菲(Robert F.eertz)都主张将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变迁结合起来。墨菲认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是相互交织的，变迁发生在结构之外和历史背景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关注社会结构，注意中国的王权政治和历史图景，是我在此书中反复强调的陈述:充分重视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中央集权的“家天下”这一事实，它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情景。
地方社会只要置身于结构之中，它就会发生变迁。技术与革新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摩尔根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看来，是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甚至当今美国的人类学课本仍把革新视为文化变迁的基本动力，这很明显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因素，革新抑或技术是嵌合于国家政治制度的。
一个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文化过程和社会过程都是变迁过程。青苗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反映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且随着组织结构进一步变化，社会发生了变迁。通过互助行为更清晰地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当然也有技术的影响，习俗和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受到了挑战，但问题是它为什么以变化的形式延续传统，我想这是社会结构的力量使然。
生态环境以巨大的生态压力作用于人，现在这种关系似乎要颠倒过来了，人依靠现代技术有效地抵御了生态施加的压力。尽管如此，生态环境与人所形成的秩序和文化并不能被技术取而代之。对扎山仪式的分析表明，仪式是共同价值的表达，当外在的互助行为、生态环境乃至组织结构、社会治安发生变化之时，仪式的深层结构保持了稳定。高射炮可以打散冰雹云，“兰驼”可以代替牛车，赛会、扎山仪式和秋报愿依旧在进行，互助行为依然在民间发生。在雷德菲尔德看来，异质性是城市的特征，是同质性的乡民社会的对立力量，然而在中国情景下，异质性可以被转换成利益多样化的诉求，在求愿仪式中得到表达。这说明青苗会组织的共有价值仍然存在，凝聚力仍然存在，这就是青苗会组织为什么能够在史无前例的剧烈变迁中仍然保持组织化社会的原因。至于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变迁所持的态度，我以为变迁不一定损坏文化连续性，社会一直以来皆处于变迁之中，变迁是恒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