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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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武汉是镇。www.Pinwenba.com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当然同时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坏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出色。除了街道脏乱和服务态度恶劣夕卜，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它都难列榜首。这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当“老大”的。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选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易中天，1947年生于湖南，现为厦门大学教授。著有《艺术人类学》、《闲话中国人》等。
具有这样地理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者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唯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确实是理想的帝都。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迁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盘，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吗？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或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相重叠，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业、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茏，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
武汉，的确是地灵人杰的地方。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
从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清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又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接受北方文化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除不太好听外，定为普通话，也没有什么不妥。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乃湖北鄂城）。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
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了。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呢？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也不该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了。
二 武汉人的性格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人的名声似乎不好。
不过，武汉人的名声不好，又不同于上海人。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的确，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民谣里就有“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这一句。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骂人，只不过是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当妈妈的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婊子养的”。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了。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颇有些微词。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ǎ，和mí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zě）。“啫”这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处又大不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多半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剌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有资格撒娇、发嗲的人如小女孩则例外）。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也叫“半调子”。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差火”、“夹生”，那么，他在武汉人中间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呢？
第一要“仗义”。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耿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当然，你不能过河拆桥，过河拆桥就是“差火”、“夹生”、“半调子”；而如果背叛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齿，连“婊子养的”都不如了。第二要“大方”，不能“啫”。具体地说，就是要“爽朗”。武汉话叫“唰喇”，不知是“爽朗”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一个武汉人，“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唰喇”也就是“不啫”。一个小女孩“啫”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啫”，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比方说，朋友找你帮忙，你居然“啫不过”，那就不但“差火”到了极点，而且简直就是“婊子养的”。第三要“到位”。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武汉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了。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音gěn，“整”的方言，意为完全、完整。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了。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要言之，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视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了。
事实上，武汉人的不喜欢“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什么的。
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很不对头。有着屈骚传统、汉学渊源的武汉人，难道就只剩下一个“骂名”？
三 优势与难题
其实，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太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啫”，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文化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礼貌。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了。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啫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这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耿朋友”，那么，不也可以叫他“婊子养的”吗？
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而且也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此外，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
武汉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自然气候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而且可以理解。
然而，“不冷不热，五谷不结”，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时反而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过来了。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
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淡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天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了。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豪爽，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往往会在酷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伢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暖风；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因此，正如武汉人的“达观”不同于北京人，他们的“大气”也不同于北京人。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所以他们能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ang”）。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
武汉的“历史气候”也不怎么样。
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呢？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受保障，而双边摩擦也就时有发生。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
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前述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的“悲剧情结”，似乎在这里也能得到解释。
武汉的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的巴人好斗，南边的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不是“苕”，而且还很“贼”，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衢，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不少也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呢？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易中天
武汉是镇。www.Pinwenba.com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当然同时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坏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出色。除了街道脏乱和服务态度恶劣夕卜，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它都难列榜首。这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当“老大”的。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选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易中天，1947年生于湖南，现为厦门大学教授。著有《艺术人类学》、《闲话中国人》等。
具有这样地理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者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唯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确实是理想的帝都。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迁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盘，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吗？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或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相重叠，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业、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茏，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
武汉，的确是地灵人杰的地方。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
从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清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又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接受北方文化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除不太好听外，定为普通话，也没有什么不妥。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乃湖北鄂城）。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
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了。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呢？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也不该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了。
二 武汉人的性格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人的名声似乎不好。
不过，武汉人的名声不好，又不同于上海人。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的确，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民谣里就有“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这一句。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骂人，只不过是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当妈妈的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婊子养的”。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了。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颇有些微词。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ǎ，和mí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zě）。“啫”这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处又大不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多半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剌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有资格撒娇、发嗲的人如小女孩则例外）。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也叫“半调子”。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差火”、“夹生”，那么，他在武汉人中间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呢？
第一要“仗义”。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耿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当然，你不能过河拆桥，过河拆桥就是“差火”、“夹生”、“半调子”；而如果背叛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齿，连“婊子养的”都不如了。第二要“大方”，不能“啫”。具体地说，就是要“爽朗”。武汉话叫“唰喇”，不知是“爽朗”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一个武汉人，“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唰喇”也就是“不啫”。一个小女孩“啫”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啫”，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比方说，朋友找你帮忙，你居然“啫不过”，那就不但“差火”到了极点，而且简直就是“婊子养的”。第三要“到位”。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武汉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了。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音gěn，“整”的方言，意为完全、完整。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了。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要言之，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视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了。
事实上，武汉人的不喜欢“啫”，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就不能“啫”；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啫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啫”？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什么的。
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很不对头。有着屈骚传统、汉学渊源的武汉人，难道就只剩下一个“骂名”？
三 优势与难题
其实，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太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啫”，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文化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礼貌。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了。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啫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这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耿朋友”，那么，不也可以叫他“婊子养的”吗？
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而且也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此外，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
武汉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自然气候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而且可以理解。
然而，“不冷不热，五谷不结”，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时反而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过来了。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
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淡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天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了。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豪爽，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往往会在酷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伢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暖风；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因此，正如武汉人的“达观”不同于北京人，他们的“大气”也不同于北京人。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所以他们能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ang”）。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
武汉的“历史气候”也不怎么样。
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呢？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唦！”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受保障，而双边摩擦也就时有发生。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
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前述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的“悲剧情结”，似乎在这里也能得到解释。
武汉的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的巴人好斗，南边的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不是“苕”，而且还很“贼”，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衢，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不少也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呢？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