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枕蝉声破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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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吴组缃先生
陈平原
生于广东潮州，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等。
还像往常一样，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骑自行车在未名湖边转悠，看看久违了的风景，顺便安置跑野了的心。还是那汪平静的湖水，博雅塔依旧，石舫依旧，柳树依旧，蝉声也依旧，唯有湖边流连的身影不同了。柳阴下略嫌破旧的木椅上，又少了一位曳杖的长者，这幅在异国他乡常常闯入梦境的”风景”，不免显得有点残缺。
忽忆起几年前吴组缃先生( 1908 - 1994)题赠的诗句：“藕花摇落豆花开，满枕蝉声破梦来。”那是一篇旧作，吟成于先生渐人中年时节，故末两句为“世路于今行过半，炎炎夏日苦相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是夏日炎炎，蝉声破梦，难怪古人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的感慨。
先生主要以小说创作名家，50年代以后任教清华、北大，又以小说研究为学界所称道。我进北大时，先生已不再讲授基础课，故无缘一睹其讲课风采。专题讲座倒是有幸聆听，不过也就寥寥三两次。
我与先生接触，主要是平日聊天。先生健谈，每次拜访不愁没有话题。我只需提起话头，以后就顺其自然。先生有本事天南地北上下古今转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聊天”也是一门艺术，有人能放，有人能收，先生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能放又能收的“聊天大家”。听先生谈天是一种享受。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校园新闻，出自先生之口，必然平添几分机趣。
先生当过冯玉祥的老师，又曾随其出访美国，知道许多政界和文坛的逸事，说起来眉飞色舞，可就是不愿形诸笔墨。我不止一次怂恿先生动笔，或者允许将其口述记录下来，稍加整理作为文章发表。
先生晚年有点动心，曾尝试作过几篇。可一来仍不无顾忌，最精彩的 片段难得问世；二来先生对文章的笔墨情趣要求甚高，助手难当，工作进度很慢。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半部“世说”未及写出，令人扼腕叹息。
先生与“清华先后本同门”（《哭昭琛》）的王瑶师一样，擅长于读“纸背文章”。这种特殊国情训练出来的政治智慧，加上知识者的良心，使得先生大事从不糊涂。近年先生因身体欠佳，基本闭门书斋，可锐气勇气不减当年，常令我辈后生自愧不如。
因治学兴趣相近，先生与我聊天，最常提及的当然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但先生这方面的佳言懿行，自有其及门弟子记述；我更想谈谈他不大为人注意的诗文。
老一辈学者中能写旧体诗词的很多，因当年读书时，学校里还时兴让学生“拟西洲曲”、“拟柏梁体”。在《敬悼佩弦先生》中，先生就曾记载其从朱自清先生学作旧体诗的经过。朱先生以新文学名家，其“飞章叠韵，刻骨攒眉”，自称“未堪相赠，只可自娱”
（《犹贤博弈斋诗钞自序》），故生前从未公开发表。先生似乎也恪守这一原则，早年所吟旧体诗未见问世。“文革”是个转折点，“五七干校”无书可读，更谈不上专业研究，于是学者们”重理弦歌”。
一出手多为旧体诗词，因其易吟易记，也因其恢复了早年的文化记忆。旧诗的“复辟”，实在是对自称“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
的绝大嘲讽。不知道先生是否也是在“文革”中恢复吟诗的兴致，不过我所见先生最早公开发表的旧诗《颂蒲绝句》27首，确实是吟成于1980年。此后先生偶有诗作，仍以自娱为主。王瑶师去世时，我请他写纪念文章，先生说眼睛不好，作文不易，于是吟成了七言古风《哭昭琛》。
记得是七八年前深秋的一个下午，闲聊中提起清人书札及诗笺，先生饶有兴致，并展示了其收藏。以前只知道先生小说写得好，而且历来思想“进步”，那是我第一次听共谈论无关家国兴亡的旧诗与收藏，可见其未脱文人习气。回家后越想越有意思，第二天带了几张诗笺，登门讨诗。先生居然不以为仵，录早年所吟七律、五律各一首见 赠，令我大喜过望。先生所赠五律后有题记：“一九四二梦中得此什，不知所云，录以聊博平原棣台一笑。”我对“梦中”二字尤其感兴趣。以我有限的经验，诗文之事，倘若不是白天琢磨，就不会有“梦中得此什”之类的雅事。大概抗战中文入学者浪迹天涯，促成许多人吟旧诗以自娱。可惜当时忘记请教，事后也没有作过调查，此说因而无法得到证实。
先生以小说名家，故其散文被论者称为”带有小说化的倾向”，言下之意是不大像”散文”。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晚年几次撰文强调拓展散文的疆域，最典型的是《谈散文》中的一段话：”其实散文何止抒情？它也叙事，也说理，也描写。古代散文名篇是如此，看《古文观止》就知道。”将散文的文类特征概括为”抒情”，而又无法做到”讲肺腑之言，抒由衷之情，写真切的见闻感想”（《关于三十年代的散文》），在先生看来，此乃50年代以后散文衰落的根本原因。私下里，先生对诸名家名作，有更为尖刻的批评。
近年来，我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也写点小文章。有一次到医院探访先生，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阅读我刚出版的小书，赶忙表示不是正宗的散文。没想到先生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什么是‘正宗的散文’？”此后再也不想“正名”，也不跟人生闲气，任由人家呼“阿猫”，叫“阿狗”，我自泰然处之。只求像先生所说的，“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管它算不算“散文”！
1993年出国前，杂事繁多，心绪欠佳，居然没来得及向先生道别。事后聊以自慰，只有一年时间，很快便能重新聆听先生教诲。接到先生去世的电话，悲伤之外，又多了一层悔恨。终于，又回到了未名湖边，只是物是人非，留下的唯有“满枕蝉声”……
1994年8月12日于京西蔚秀园
【百家在线】
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陈平原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自有 一套独特见解：
有的课题做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是重复生产，就是量的增加，不可能再有质的变化了。这个时候，我的办法就是转移，很多时候我写一本书，你会说再写两本、三本、四本，同一个话题、同一个类型不断复制。有的学者就这样，即一辈子做这个话题，不断复制。用自然科学的话说，一个范式建立以后，可以由很多很多的材料来作为验证。但我对自己有另外的要求，我希望我的课题做得差不多就不做了。比如像武侠小说，我就写了那么一本书之后就不再做了。因为这个问题再做也就是这个水平，也就是量的增加……我与一般的一些研究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受个人性情的驱使来选择课题，不太考虑外在的评价。我又没有更高的要求，想当校长或者部长，所以可以把学术做得很有趣、很开心。在北大里我不敢说是学问做得最好的，但是我自得其乐，在做学问中获得乐趣。
——怀念吴组缃先生
陈平原
生于广东潮州，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90年代初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近年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等。
还像往常一样，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骑自行车在未名湖边转悠，看看久违了的风景，顺便安置跑野了的心。还是那汪平静的湖水，博雅塔依旧，石舫依旧，柳树依旧，蝉声也依旧，唯有湖边流连的身影不同了。柳阴下略嫌破旧的木椅上，又少了一位曳杖的长者，这幅在异国他乡常常闯入梦境的”风景”，不免显得有点残缺。
忽忆起几年前吴组缃先生( 1908 - 1994)题赠的诗句：“藕花摇落豆花开，满枕蝉声破梦来。”那是一篇旧作，吟成于先生渐人中年时节，故末两句为“世路于今行过半，炎炎夏日苦相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是夏日炎炎，蝉声破梦，难怪古人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的感慨。
先生主要以小说创作名家，50年代以后任教清华、北大，又以小说研究为学界所称道。我进北大时，先生已不再讲授基础课，故无缘一睹其讲课风采。专题讲座倒是有幸聆听，不过也就寥寥三两次。
我与先生接触，主要是平日聊天。先生健谈，每次拜访不愁没有话题。我只需提起话头，以后就顺其自然。先生有本事天南地北上下古今转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聊天”也是一门艺术，有人能放，有人能收，先生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能放又能收的“聊天大家”。听先生谈天是一种享受。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校园新闻，出自先生之口，必然平添几分机趣。
先生当过冯玉祥的老师，又曾随其出访美国，知道许多政界和文坛的逸事，说起来眉飞色舞，可就是不愿形诸笔墨。我不止一次怂恿先生动笔，或者允许将其口述记录下来，稍加整理作为文章发表。
先生晚年有点动心，曾尝试作过几篇。可一来仍不无顾忌，最精彩的 片段难得问世；二来先生对文章的笔墨情趣要求甚高，助手难当，工作进度很慢。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半部“世说”未及写出，令人扼腕叹息。
先生与“清华先后本同门”（《哭昭琛》）的王瑶师一样，擅长于读“纸背文章”。这种特殊国情训练出来的政治智慧，加上知识者的良心，使得先生大事从不糊涂。近年先生因身体欠佳，基本闭门书斋，可锐气勇气不减当年，常令我辈后生自愧不如。
因治学兴趣相近，先生与我聊天，最常提及的当然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但先生这方面的佳言懿行，自有其及门弟子记述；我更想谈谈他不大为人注意的诗文。
老一辈学者中能写旧体诗词的很多，因当年读书时，学校里还时兴让学生“拟西洲曲”、“拟柏梁体”。在《敬悼佩弦先生》中，先生就曾记载其从朱自清先生学作旧体诗的经过。朱先生以新文学名家，其“飞章叠韵，刻骨攒眉”，自称“未堪相赠，只可自娱”
（《犹贤博弈斋诗钞自序》），故生前从未公开发表。先生似乎也恪守这一原则，早年所吟旧体诗未见问世。“文革”是个转折点，“五七干校”无书可读，更谈不上专业研究，于是学者们”重理弦歌”。
一出手多为旧体诗词，因其易吟易记，也因其恢复了早年的文化记忆。旧诗的“复辟”，实在是对自称“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
的绝大嘲讽。不知道先生是否也是在“文革”中恢复吟诗的兴致，不过我所见先生最早公开发表的旧诗《颂蒲绝句》27首，确实是吟成于1980年。此后先生偶有诗作，仍以自娱为主。王瑶师去世时，我请他写纪念文章，先生说眼睛不好，作文不易，于是吟成了七言古风《哭昭琛》。
记得是七八年前深秋的一个下午，闲聊中提起清人书札及诗笺，先生饶有兴致，并展示了其收藏。以前只知道先生小说写得好，而且历来思想“进步”，那是我第一次听共谈论无关家国兴亡的旧诗与收藏，可见其未脱文人习气。回家后越想越有意思，第二天带了几张诗笺，登门讨诗。先生居然不以为仵，录早年所吟七律、五律各一首见 赠，令我大喜过望。先生所赠五律后有题记：“一九四二梦中得此什，不知所云，录以聊博平原棣台一笑。”我对“梦中”二字尤其感兴趣。以我有限的经验，诗文之事，倘若不是白天琢磨，就不会有“梦中得此什”之类的雅事。大概抗战中文入学者浪迹天涯，促成许多人吟旧诗以自娱。可惜当时忘记请教，事后也没有作过调查，此说因而无法得到证实。
先生以小说名家，故其散文被论者称为”带有小说化的倾向”，言下之意是不大像”散文”。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晚年几次撰文强调拓展散文的疆域，最典型的是《谈散文》中的一段话：”其实散文何止抒情？它也叙事，也说理，也描写。古代散文名篇是如此，看《古文观止》就知道。”将散文的文类特征概括为”抒情”，而又无法做到”讲肺腑之言，抒由衷之情，写真切的见闻感想”（《关于三十年代的散文》），在先生看来，此乃50年代以后散文衰落的根本原因。私下里，先生对诸名家名作，有更为尖刻的批评。
近年来，我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也写点小文章。有一次到医院探访先生，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阅读我刚出版的小书，赶忙表示不是正宗的散文。没想到先生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什么是‘正宗的散文’？”此后再也不想“正名”，也不跟人生闲气，任由人家呼“阿猫”，叫“阿狗”，我自泰然处之。只求像先生所说的，“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管它算不算“散文”！
1993年出国前，杂事繁多，心绪欠佳，居然没来得及向先生道别。事后聊以自慰，只有一年时间，很快便能重新聆听先生教诲。接到先生去世的电话，悲伤之外，又多了一层悔恨。终于，又回到了未名湖边，只是物是人非，留下的唯有“满枕蝉声”……
1994年8月12日于京西蔚秀园
【百家在线】
作为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陈平原对自己的研究课题自有 一套独特见解：
有的课题做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是重复生产，就是量的增加，不可能再有质的变化了。这个时候，我的办法就是转移，很多时候我写一本书，你会说再写两本、三本、四本，同一个话题、同一个类型不断复制。有的学者就这样，即一辈子做这个话题，不断复制。用自然科学的话说，一个范式建立以后，可以由很多很多的材料来作为验证。但我对自己有另外的要求，我希望我的课题做得差不多就不做了。比如像武侠小说，我就写了那么一本书之后就不再做了。因为这个问题再做也就是这个水平，也就是量的增加……我与一般的一些研究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受个人性情的驱使来选择课题，不太考虑外在的评价。我又没有更高的要求，想当校长或者部长，所以可以把学术做得很有趣、很开心。在北大里我不敢说是学问做得最好的，但是我自得其乐，在做学问中获得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