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的一种助词用法《係经中“於”的一种特殊用法》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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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2合期中，刊出梁晓虹同志的文章《佛经中“於”的一种特殊用法》，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5年第9辑收入。但该文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本文专作商讨。但按照简化字规定把“於”都转化为“于”。
梁文一开始就说：“‘于’在古代汉语中作为介词，它的用法很多。自从东汉佛教传入汉民族，中国有汉译佛经起，‘于’字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用法，即用于及物动词与受事宾语之间。”全文共举例证十七条。例一是：“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为猕猴师，教于称猴。”（《生经.五十三.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经》。例后均附有译者时代及姓名，本文从略。）例二：“但以前世禅三昧行故，自以功德灭于蛇毒。如是舍利佛，阿閦佛昔求菩萨道时，行愿德本如是，乃得佛道，消除于憋魔毒不复娆人。”（《阿閦佛国经卷下.诸菩萨学成品》)例三是：“复有五弃，何等五？弃于重担而除五阴，断恩爱结及诸所习，常以寂定舍于寂灭……，是为五。”（《海龙王经.行品一》)例四是：“弥勒当知，复有二法名，新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维摩诘所说经卷下.嘱累品》)其余各例不赘引。
梁晓虹同志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佛经的传入，对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不仅在于宗教、思想、意识、艺术等方面，即使是语法也因之而有新成分加入，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而发展变化。上述‘于’的这种用法，就是其中一例。”我以为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认定。
梁文所言的“新成分加入”，表面看来，是从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而言的，一经求诸实际，却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想。试问：这种新成分是从何处而加入汉译经文语言中的呢？从逻辑言，只能是从梵文佛经中而来。如此，则梵文的动宾之间必有一个既无词汇意又无语法意的成分，译者用“于”字来对应它，但梁文不能出示梵文中这种成分是什么，更避言梵文有这种成分。这就令人怀疑那“于”字是受梵文的影响，令人怀疑它是“新成分加入”，它必是另有所本。
梁文又说：“‘于’字这样用，似乎是上无来者（上古汉语没有这种用法），下无传承(现代汉语也没有继承下来），只是在有译经的中古时期存在了一段时间。这是很有意思的。”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先秦文献中已多见动宾之间用“于”字的例句。杨伯峻在《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著文《古汉语中之罕见的语法现象》，第七节“关于介词的几种罕见用法”的第五项为“也有不当用介词而用介词的，以用‘于’字为多。”已举出四例：
郑伯由是恶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大子(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左传.定公十四年）
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左传.襄公八年》）
网漏于吞舟之鱼。（《史记.酷吏列传序》）
例（1)是说郑文公厌恶周惠王。例(2)是卫太子让戏阳速杀太子母，戏阳速说，我不答应，他将杀我。例(3)之意是，郑国人不敢安居，收集全部军力来讨伐蔡国。三例都易被误解为被动式。对于例(4)，王若虚《史记辨惑》曾批评说，“多却‘于’字。”因此杨先生说这四例“于”字是不应有的。这四例中的“于”字与梁文所言佛经中相同。
其实，这种用法也并不罕见，以《左传》而言，又如：
齐人使昭伯蒸于宣姜。（《闵公二年》）“蒸”即上淫之意。
蒸于齐姜。（《庄公二十八年》）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隐公元年》)
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麗以辞宾？”……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诘，何故？”（《昭公二十年》）“诛于祝、史”两句均言杀祝和史。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桓公二年》)言：督先不把君放在眼内，后行杀托孤大臣的罪事。“动于恶”即动恶：作恶。
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文公十五年》)后文言：“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前之“讨于有礼者”与“讨人”的有或无“于”可为对比。
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对曰：“……帅诸侯以讨郑……”（《僖公七年》）“讨于郑”与“讨郑”是相同的。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庄公三十二年》)试比较《僖公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庄公十一年》)试比较《庄公七年》“不害嘉谷也。”
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文公十七年》)言服从强迫性命令。
十二年六月……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文公十七年》）“朝诸君”犹言朝于君。句言郑穆公朝晋襄公和晋灵公。
仲(襄仲)见于齐侯而请之。（《文公十八年》）
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成公二年》)纾于难：缓解难。
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成公二年》)欲于巩伯：好(去声）巩伯。
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宣公十二年》)给于鲜：给新打的猎物。
今我妇人，而与于乱。（《襄公九年》)与于乱：参与乱事。
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成公六年》）听于人：听从别人。
使孟献子守于公宫。（《成公十六年》）言守卫公宫。
督使我速死，无及于难。（《成公十七年》)言不要遭难。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襄公四年》)言不可常打猎，因为不能恢宏夏朝。
请观于周乐。（《襄公二十几年》）
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襄公二十一年》)言“罹罪”。
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昭公三年》)“省于刑”同“省刑”可对比。
下面再略举先秦其他典籍中同类例句：
勿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诗经.邶风.泉水》）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鄘风.定之方中》)言修楚宫。
以笃于周原，以对于天下。（《大雅.皇矣》)言：巩固全福，安定天下。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雨无正》）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小雅.何人斯》)试比较《周颂.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从以骍牡，享于祖考。又：先祖是皇，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
既伐于崇。（《大雅.文王有声》）
纳于百揆。（《尚书.尧典》)言赐各种权力。又：“肆类于上帝，玄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言：祭祀上帝、天地四时、山川、群神。
相时检民，犹胥顾于咸言。（《尚书丨盘庚上》)言：你们看这些小民，还顾及(我的）箴言。
兹予大享于先王。（同上）言：现在我要大祭先王。
俾暴虐于百姓。（《尚书.牧誓》）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观于夫子”即“观夫子”意。
观于海者难为水。（《孟子.尽心上》）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孟子.离娄下》）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
……而汝巳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身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上面的例证充分说明动宾间置“于”字，完全是汉语固有的习惯，与从梵文译佛经并无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上有来者，在上古汉语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语言现象。
杨伯峻先生说这种“于”是介词的一种“特殊用法”，这个说法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严格说来还是不正确的。称为“介词的特殊用法”，就等于承认仍然是介词，只是不同于它的一般用法，如引进时间、地点、比较对象、凭借、主动者等，但是这种“于”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引进，它后面的成分是句子的宾语，本是直接序于动词之后而无需介词引进的。这就说明这种“于”并非介词，自然不能说成是介词的特殊用法。我以为这种“于”的性质应是助词，完全没有词汇意义，也没有一般的语法意义，仅是垫助一个音节而已。对于同一范畴的语言现象全局而言，垫助这个音节毕竟是少数，有特殊性，难于理解其必要，但就这个范畴的某一局部(如某一时期、某一著作、某一词语等）而言，这种用法却并非罕见，显示着相对的习惯性、规律性,同时在别的范畴中也有类似的垫助用法，有一定的横向联系。这正是纯粹的助词的特点，“于”字的这种用法正是如此。
上文的例句显示了先秦时期动宾间用“于”字的习惯性，其中《左传》更为多见。汉代至清代延续不断,限于篇幅,此不详及。这就是同一语言范畴中的一贯性。助词“于”同样也分布在其他语言现象中。
首先是《诗经》中动词前附缀“于”字，这种用法是非常发育的。如“君子于役”，“叔于田”，“之子于归”，“燕燕于飞”，“王于出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助词，也有学者另认为是词头。其次是虚词辞书或古注中常言的“语首助词”或“句中助词”，这里也不用多说。总之，三者的“于”字有一致性。
同类语言现象的比较，也可以是同别的助词的一致性。比如“以”字作为垫音助词用在动宾之间，也是比较多见的：
赋纳以言，明试以功。（《尚书.益稷》）首句言米纳进言。
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问“有区别吗？答语“无以异”，即无区别。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荀子.尧问》）
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管子.兵法》）
故师之所处，生以荆棘。（《淮南子.人间训》）
穷谷之污，生以青苔。（《淮南子.泰族训》）
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靡芜，杂以留夷。（司马相如《上林赋》）
附以兰錡，宿以禁兵。（左思《魏都赋》）
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论衡.逢遇》）
积以岁月，皆得其用。（《齐民要术.序》）
时曹军兼以饥疫。（《资治通鉴》）
母程氏亲授以书。（《宋史.苏試传》）
人生斯世间，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钟嗣成《录鬼簿.序》）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刘知几《史通.叙事》）
以上是“以”字垫助在动宾间的历时的少许书证，与“于”字恰是完全一致。类似的助词还有。这种比较更有助于认识“于”字的助词性质。
最后再看“于”的这种用法是否“下无传承”。有下面一些例句可供考虑：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商榷。”
“这一理论的正确与否，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人们借助于语言这个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传播知识。”
“这一工作已接近于结束。”
“他的说明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这些句中的“于”都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也都是可以不用的，情况与古汉语中相同。所以,应当说，“于”字在古汉语中的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少量残留，而不是全部消失。另外，还有“难于……”、“易于……”、“免于……”的说法也是沿用古语，其中的“于”也还是助词，与动宾间的“以”是同一范畴的语言现象。而所有这些情况，又都说明助词“于”是汉语自古而有。
梁晓虹同志不仅把汉译佛教中的这种“于”视为新生的语言现象，判为受梵文的影响，而且作了深一步的探讨。他说：究其根源，恐怕有如下三个因素：汉魏南北朝的译经者大都是西域僧人。他们虽通晓汉语，但汉语中许多细微的语法差异，却难以完全区分得清。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后面常跟“于”字，引出动作的处所、时间和对象等等，“于”是介词。如《荀子.天论》“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译经者若对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线不很分明，常会模拟引起及物动词后面也有于字出现的情况。
因为翻译的需要。汉译佛经，一般都有对称整齐的特点。特别是佛经中一种特殊的说教形式“偈”，大都以四字为句，更能体现出这个特点。因此，一句话若少了字的话，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于”字的这种用法便“应运而生。
译经时，译经者总是尽量利用了汉语原有的双音节词，另外，由于不少新概念的输入，通过译经也新创了不少双音节词，这就使得佛经中双音节词相当丰富。因此，在单音节动词后面，译经者常喜欢再加个“于”字，以凑成双音节，而这个词常有动补关系在内，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
既然“于”字的这种用法是汉语所固有，梁文所言这三个具体原因也就被釜底抽薪而不能成立了。不过梁文的这种思考，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即“一句话若少了字的话，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不认为这种“于”是介词，认为它只是起到垫助音节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不过梁文例果为因了。正因为上古早有这种用法，译经的西域僧人便推而广之，大量的用在译文中求得四字句或双音节停顿的整齐和易读。这是“流”，而非“源”。梁文的“应运而生”倒可以改为“应运而广”。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讲经文、俗赋等民间文学作品中，“于”的这种用法极为普遍。现代汉语中“难于”、“易于”、“便于”、“免于”的频率也较高，也是由于垫助“于”字而成为双音节停顿，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于”是后缀性质。佛经中多用这种“于”，倒说明了西域僧人对汉语的精通，因而熟能生巧。梁文所言：“他们虽通晓汉语，但汉语中许多细微的语法差异，却难以完全区分得清。”“译经者若对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限不很分明，常会模拟引起及物动词后面也有于字出现的情况”。这也是把情况完全说得相反了。
梁文第三条原因说带“于”字的动词“常有动补关系在内”，“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这也是不正确的。
“一切毛孔放于无量无数色光”，“见于……所有山林河海”，“我今不大受于苦恼”，“离于牢狱”。梁文说上述例中，带“于”字的都是“动补结构的双音词”，因此，“放于”可释为“放出”，“见于”可释为“见到”，“受于”可释为“受到”，“离于”可释为“离开”。这种说法都是不妥的。以动补结构的双音词言，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第四十六节“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已证明动补式合成词在汉代时已经独立产生，东汉典籍中已多见。可知带“于”的动词在语法上是另一范畴的语言现象，决不能做汉语动补合成词的渊始。
从词义言，梁文先说这种“于”字是“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后说“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本身就已自我矛盾了。同一个“于”字，既是“出，的意思，又是“到”、“开”的意思，这哪里还有科学性呢？把“离于”释成“离开”，但“离开”是联合式合成词，“离”、“开”同义复说，并不是动补式，这又是一个矛盾。所谓“可释为”，是具体表述问题，是意译，意译并非确切的词义，是以词义为基础的灵活表述。应当把二者分开。“见于”就词义言，仅止于“见”，而“见”在句子语境中，本身就指“见到”。可知“到”之义是由语境来，并非“于”的词义。因此，“见于”仍是单纯的动词，并非动补式。“于”字在诵读上虽依附于“见”，但在语法结构上却介属于动词和宾语之间；没有宾语，“于”字无从垫入。
梁文的一切失误，都在于未从语言的历史长河中作考察，因为涉及汉语史上一些具体问题，所以辨说如上。
(原载《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2合期中，刊出梁晓虹同志的文章《佛经中“於”的一种特殊用法》，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5年第9辑收入。但该文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本文专作商讨。但按照简化字规定把“於”都转化为“于”。
梁文一开始就说：“‘于’在古代汉语中作为介词，它的用法很多。自从东汉佛教传入汉民族，中国有汉译佛经起，‘于’字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用法，即用于及物动词与受事宾语之间。”全文共举例证十七条。例一是：“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为猕猴师，教于称猴。”（《生经.五十三.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经》。例后均附有译者时代及姓名，本文从略。）例二：“但以前世禅三昧行故，自以功德灭于蛇毒。如是舍利佛，阿閦佛昔求菩萨道时，行愿德本如是，乃得佛道，消除于憋魔毒不复娆人。”（《阿閦佛国经卷下.诸菩萨学成品》)例三是：“复有五弃，何等五？弃于重担而除五阴，断恩爱结及诸所习，常以寂定舍于寂灭……，是为五。”（《海龙王经.行品一》)例四是：“弥勒当知，复有二法名，新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维摩诘所说经卷下.嘱累品》)其余各例不赘引。
梁晓虹同志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佛经的传入，对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不仅在于宗教、思想、意识、艺术等方面，即使是语法也因之而有新成分加入，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而发展变化。上述‘于’的这种用法，就是其中一例。”我以为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主观认定。
梁文所言的“新成分加入”，表面看来，是从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而言的，一经求诸实际，却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想。试问：这种新成分是从何处而加入汉译经文语言中的呢？从逻辑言，只能是从梵文佛经中而来。如此，则梵文的动宾之间必有一个既无词汇意又无语法意的成分，译者用“于”字来对应它，但梁文不能出示梵文中这种成分是什么，更避言梵文有这种成分。这就令人怀疑那“于”字是受梵文的影响，令人怀疑它是“新成分加入”，它必是另有所本。
梁文又说：“‘于’字这样用，似乎是上无来者（上古汉语没有这种用法），下无传承(现代汉语也没有继承下来），只是在有译经的中古时期存在了一段时间。这是很有意思的。”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先秦文献中已多见动宾之间用“于”字的例句。杨伯峻在《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著文《古汉语中之罕见的语法现象》，第七节“关于介词的几种罕见用法”的第五项为“也有不当用介词而用介词的，以用‘于’字为多。”已举出四例：
郑伯由是恶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大子(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余不许，将戕于余。（《左传.定公十四年）
敝邑之人不敢宁处，悉索敝赋，以讨于蔡。（《左传.襄公八年》）
网漏于吞舟之鱼。（《史记.酷吏列传序》）
例（1)是说郑文公厌恶周惠王。例(2)是卫太子让戏阳速杀太子母，戏阳速说，我不答应，他将杀我。例(3)之意是，郑国人不敢安居，收集全部军力来讨伐蔡国。三例都易被误解为被动式。对于例(4)，王若虚《史记辨惑》曾批评说，“多却‘于’字。”因此杨先生说这四例“于”字是不应有的。这四例中的“于”字与梁文所言佛经中相同。
其实，这种用法也并不罕见，以《左传》而言，又如：
齐人使昭伯蒸于宣姜。（《闵公二年》）“蒸”即上淫之意。
蒸于齐姜。（《庄公二十八年》）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隐公元年》)
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麗以辞宾？”……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诘，何故？”（《昭公二十年》）“诛于祝、史”两句均言杀祝和史。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桓公二年》)言：督先不把君放在眼内，后行杀托孤大臣的罪事。“动于恶”即动恶：作恶。
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文公十五年》)后文言：“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前之“讨于有礼者”与“讨人”的有或无“于”可为对比。
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对曰：“……帅诸侯以讨郑……”（《僖公七年》）“讨于郑”与“讨郑”是相同的。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庄公三十二年》)试比较《僖公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庄公十一年》)试比较《庄公七年》“不害嘉谷也。”
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文公十七年》)言服从强迫性命令。
十二年六月……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文公十七年》）“朝诸君”犹言朝于君。句言郑穆公朝晋襄公和晋灵公。
仲(襄仲)见于齐侯而请之。（《文公十八年》）
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成公二年》)纾于难：缓解难。
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成公二年》)欲于巩伯：好(去声）巩伯。
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宣公十二年》)给于鲜：给新打的猎物。
今我妇人，而与于乱。（《襄公九年》)与于乱：参与乱事。
听于人以救其难，不可以立武。（《成公六年》）听于人：听从别人。
使孟献子守于公宫。（《成公十六年》）言守卫公宫。
督使我速死，无及于难。（《成公十七年》)言不要遭难。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襄公四年》)言不可常打猎，因为不能恢宏夏朝。
请观于周乐。（《襄公二十几年》）
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襄公二十一年》)言“罹罪”。
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昭公三年》)“省于刑”同“省刑”可对比。
下面再略举先秦其他典籍中同类例句：
勿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诗经.邶风.泉水》）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鄘风.定之方中》)言修楚宫。
以笃于周原，以对于天下。（《大雅.皇矣》)言：巩固全福，安定天下。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雨无正》）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小雅.何人斯》)试比较《周颂.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从以骍牡，享于祖考。又：先祖是皇，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
既伐于崇。（《大雅.文王有声》）
纳于百揆。（《尚书.尧典》)言赐各种权力。又：“肆类于上帝，玄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言：祭祀上帝、天地四时、山川、群神。
相时检民，犹胥顾于咸言。（《尚书丨盘庚上》)言：你们看这些小民，还顾及(我的）箴言。
兹予大享于先王。（同上）言：现在我要大祭先王。
俾暴虐于百姓。（《尚书.牧誓》）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观于夫子”即“观夫子”意。
观于海者难为水。（《孟子.尽心上》）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孟子.离娄下》）
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
……而汝巳离于群臣。离于群臣则必危身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上面的例证充分说明动宾间置“于”字，完全是汉语固有的习惯，与从梵文译佛经并无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上有来者，在上古汉语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语言现象。
杨伯峻先生说这种“于”是介词的一种“特殊用法”，这个说法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严格说来还是不正确的。称为“介词的特殊用法”，就等于承认仍然是介词，只是不同于它的一般用法，如引进时间、地点、比较对象、凭借、主动者等，但是这种“于”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引进，它后面的成分是句子的宾语，本是直接序于动词之后而无需介词引进的。这就说明这种“于”并非介词，自然不能说成是介词的特殊用法。我以为这种“于”的性质应是助词，完全没有词汇意义，也没有一般的语法意义，仅是垫助一个音节而已。对于同一范畴的语言现象全局而言，垫助这个音节毕竟是少数，有特殊性，难于理解其必要，但就这个范畴的某一局部(如某一时期、某一著作、某一词语等）而言，这种用法却并非罕见，显示着相对的习惯性、规律性,同时在别的范畴中也有类似的垫助用法，有一定的横向联系。这正是纯粹的助词的特点，“于”字的这种用法正是如此。
上文的例句显示了先秦时期动宾间用“于”字的习惯性，其中《左传》更为多见。汉代至清代延续不断,限于篇幅,此不详及。这就是同一语言范畴中的一贯性。助词“于”同样也分布在其他语言现象中。
首先是《诗经》中动词前附缀“于”字，这种用法是非常发育的。如“君子于役”，“叔于田”，“之子于归”，“燕燕于飞”，“王于出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助词，也有学者另认为是词头。其次是虚词辞书或古注中常言的“语首助词”或“句中助词”，这里也不用多说。总之，三者的“于”字有一致性。
同类语言现象的比较，也可以是同别的助词的一致性。比如“以”字作为垫音助词用在动宾之间，也是比较多见的：
赋纳以言，明试以功。（《尚书.益稷》）首句言米纳进言。
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问“有区别吗？答语“无以异”，即无区别。
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荀子.尧问》）
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管子.兵法》）
故师之所处，生以荆棘。（《淮南子.人间训》）
穷谷之污，生以青苔。（《淮南子.泰族训》）
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靡芜，杂以留夷。（司马相如《上林赋》）
附以兰錡，宿以禁兵。（左思《魏都赋》）
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论衡.逢遇》）
积以岁月，皆得其用。（《齐民要术.序》）
时曹军兼以饥疫。（《资治通鉴》）
母程氏亲授以书。（《宋史.苏試传》）
人生斯世间，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钟嗣成《录鬼簿.序》）
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刘知几《史通.叙事》）
以上是“以”字垫助在动宾间的历时的少许书证，与“于”字恰是完全一致。类似的助词还有。这种比较更有助于认识“于”字的助词性质。
最后再看“于”的这种用法是否“下无传承”。有下面一些例句可供考虑：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商榷。”
“这一理论的正确与否，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人们借助于语言这个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传播知识。”
“这一工作已接近于结束。”
“他的说明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
这些句中的“于”都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也都是可以不用的，情况与古汉语中相同。所以,应当说，“于”字在古汉语中的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少量残留，而不是全部消失。另外，还有“难于……”、“易于……”、“免于……”的说法也是沿用古语，其中的“于”也还是助词，与动宾间的“以”是同一范畴的语言现象。而所有这些情况，又都说明助词“于”是汉语自古而有。
梁晓虹同志不仅把汉译佛教中的这种“于”视为新生的语言现象，判为受梵文的影响，而且作了深一步的探讨。他说：究其根源，恐怕有如下三个因素：汉魏南北朝的译经者大都是西域僧人。他们虽通晓汉语，但汉语中许多细微的语法差异，却难以完全区分得清。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后面常跟“于”字，引出动作的处所、时间和对象等等，“于”是介词。如《荀子.天论》“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译经者若对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线不很分明，常会模拟引起及物动词后面也有于字出现的情况。
因为翻译的需要。汉译佛经，一般都有对称整齐的特点。特别是佛经中一种特殊的说教形式“偈”，大都以四字为句，更能体现出这个特点。因此，一句话若少了字的话，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于”字的这种用法便“应运而生。
译经时，译经者总是尽量利用了汉语原有的双音节词，另外，由于不少新概念的输入，通过译经也新创了不少双音节词，这就使得佛经中双音节词相当丰富。因此，在单音节动词后面，译经者常喜欢再加个“于”字，以凑成双音节，而这个词常有动补关系在内，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
既然“于”字的这种用法是汉语所固有，梁文所言这三个具体原因也就被釜底抽薪而不能成立了。不过梁文的这种思考，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即“一句话若少了字的话，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不认为这种“于”是介词，认为它只是起到垫助音节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不过梁文例果为因了。正因为上古早有这种用法，译经的西域僧人便推而广之，大量的用在译文中求得四字句或双音节停顿的整齐和易读。这是“流”，而非“源”。梁文的“应运而生”倒可以改为“应运而广”。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讲经文、俗赋等民间文学作品中，“于”的这种用法极为普遍。现代汉语中“难于”、“易于”、“便于”、“免于”的频率也较高，也是由于垫助“于”字而成为双音节停顿，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于”是后缀性质。佛经中多用这种“于”，倒说明了西域僧人对汉语的精通，因而熟能生巧。梁文所言：“他们虽通晓汉语，但汉语中许多细微的语法差异，却难以完全区分得清。”“译经者若对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界限不很分明，常会模拟引起及物动词后面也有于字出现的情况”。这也是把情况完全说得相反了。
梁文第三条原因说带“于”字的动词“常有动补关系在内”，“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这也是不正确的。
“一切毛孔放于无量无数色光”，“见于……所有山林河海”，“我今不大受于苦恼”，“离于牢狱”。梁文说上述例中，带“于”字的都是“动补结构的双音词”，因此，“放于”可释为“放出”，“见于”可释为“见到”，“受于”可释为“受到”，“离于”可释为“离开”。这种说法都是不妥的。以动补结构的双音词言，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第四十六节“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已证明动补式合成词在汉代时已经独立产生，东汉典籍中已多见。可知带“于”的动词在语法上是另一范畴的语言现象，决不能做汉语动补合成词的渊始。
从词义言，梁文先说这种“于”字是“常用不表示意义的虚字垫之”，后说“这个‘于’字是含有一定意义的”，本身就已自我矛盾了。同一个“于”字，既是“出，的意思，又是“到”、“开”的意思，这哪里还有科学性呢？把“离于”释成“离开”，但“离开”是联合式合成词，“离”、“开”同义复说，并不是动补式，这又是一个矛盾。所谓“可释为”，是具体表述问题，是意译，意译并非确切的词义，是以词义为基础的灵活表述。应当把二者分开。“见于”就词义言，仅止于“见”，而“见”在句子语境中，本身就指“见到”。可知“到”之义是由语境来，并非“于”的词义。因此，“见于”仍是单纯的动词，并非动补式。“于”字在诵读上虽依附于“见”，但在语法结构上却介属于动词和宾语之间；没有宾语，“于”字无从垫入。
梁文的一切失误，都在于未从语言的历史长河中作考察，因为涉及汉语史上一些具体问题，所以辨说如上。
(原载《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