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项托相问书》再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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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孔子项托相问书》的校注，仍有可商可补的。
“大戏相杀，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
“里空”意不畅，当是“理空”记音字，指相杀、相伤没有道理。
“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
《校注》：“初来花下：妇女做产。……新妇理应服侍婆婆，但新妇做产时婆婆例当接生和护理新妇，故曰‘妇坐使姑’（‘坐’字义含双关，既可指一般之坐，亦可指坐蓐之坐）。‘初来花下’盖出佛典。《太子成道经》变文：‘圣主摩耶往后园，彩女殡妃奏乐喧。鱼透碧波堪赏玩，无忧花树最宜观。无忧花树叶敷荣，夫人缓步彼中行。举手或攀枝余叶，释迎圣主袖中生。’同篇下文尚有更详细的描写，都是说释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来到花下攀枝而生悉达太子（释迦托生为太子）。其中云：‘喜尔之次，腹中不安，欲似临产。乃遣姨母波阇波提抱腰，夫人手攀树枝，彩女将金盘承接太子。’即妇坐使姑之意。张鸿勋谓‘初来花下’指新婚，未确。”
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初来花下：谓新妇刚刚过门。”与张注同，《校注》舍而未及。《校注》之议，多有不妥。摩耶夫人生子是在无忧花树之下，不是在一般的“花下”。是在欣赏园景“喜乐之次”，不是“初到”无忧花树之下。姨母抱腰助产，但姨母并非婆婆。说我国民俗’婆婆例当护理产妇是对的，但说“婆婆例当接生”便不合实情。摩耶姨母只是适逢其时而助产，并未护理产妇。其他佛典或佛教文学作品，不见一例“初来花下”指助产之事，因为它难以成为典故。《孔子项托相问书》所有问答事项全是从我国文化取材，汉代以后佛典始入我国，此文作者不当让孔子项托预知佛典中的内容。
今议“花下”当校勘为“他下”，意思是他家。“花”字下部的“化”是“他”字成误，又误加草字头。《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l期拙文《王昭君变文》申说“口花人多”是“人习侵伐”之误,“伐”误成“化”而又加宝盖，与此类似。敦煌文书中“某某下”就是“某某家”的意思。《汉将王陵变》：“二将第四队插身，楚下并无知觉。楚家军号总须翻”。《捉季布传文》：“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敦煌本《捜神记》“王子珍”条：“我儿一身未得好学，遂遣向宋州博士边孝先生下入学。”即“边孝先生家”之意，另卷异文作“边先生处学问”。下、家、处，三者同指。p.3835《四方金刚咒》有这样一条咒语：“小儿衣（夜）啼方：你是厨中则（戳）火杖，著下差你作门将，与吾捉取夜啼呼，直到朋（明）即放。急急如律令。敕摄。”其中“著下”应校为“吾下句言：我家让戳火杖当守门将。此“吾下”与“初来他下”中相同。
《韩擒虎话本》：“前后不经十日，有北番大下单于遂差突厥首领为使，直到长安，遂索隋文皇帝交战。”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把“大下”校为“大夏”，特为设注：“原文‘下’当作‘夏’。大夏是东晋时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407—431），与韩擒虎时代不相值。又北宋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也称大夏。”这等于说，此变文的作者、讲说者发生了历史年代的极大错误。
《敦煌变文校注》也作“大下（夏）之校。注言：“大下，应即大夏。疑指北宋时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于1032年称号大夏，史书称为西夏。当时西夏对宋频频寇略，故话本塑造出韩擒虎这一英雄形象来作为抗敌宣传。但敦煌写本的时间下限今所知不到1032年，故仍有待于校证。”
同书校注：“韩建瓴云：‘殿头高品’，它的设置时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至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仅26年。这个时间对我们确定《画本》的创作时间极为重要，也就是说，《画本》的创作不会早于983年，也不会晚于1009年。……因此，《画本》不是唐话本，而是宋话本。’按：本文创作时间，可能还要晚，因为文中有‘北蕃大下（夏）单于’之称。此‘大夏’应即西夏。文中借韩擒虎使蕃比箭事，隐约可见当时西夏与宋之政治、军事关系。”今按，《校注》后注所言敦煌写卷时代下限不及四夏立国的1032年，便是“大夏”之校的大碍。“北蕃大下单于”宜校乙为“北蕃下大单于”，“北蕃下”即“北蕃家“之意。此变文中有“蕃家弓箭为上”、“便到蕃家界首”句。“蕃家”自可繁说成“北蕃下（家）”。如此，既不存在项楚所言误为东晋时赫连勃勃政权之名，也不存在话本创作在西夏政权之后的大疑。这些指误、疑惑都是校者自致。至于“殿头高品”一词，另文作辨。这里只把“某某下”即“某某家”的材料汇为一处而辨。
“妇坐使姑，初来他下”，正是我国古代民俗的趣说。张鸿勋、项楚之注不误，惜未论证。唐大历诗人王建《新嫁娘词三首》之三：“三日人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前二日便是姑作饭，新妇吃坐现成。《颜氏家训.教子》引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即不要延长“三日新妇”的期限。清孙枝蔚《新嫁娘》：“从今愁妇织，人莫羡三朝。”即三朝之后无复“妇坐使姑”了。《五灯会元》卷12《道吾悟真禅师》：“上堂，举：僧问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妇骑驴阿家牵。’”仿变成“妇坐使舅”的趣说，也是用反常的特殊事理要说明：对佛理持与俗说相反的革新见解，僧人就算成佛了。日本《禅林方语》、《宗门方语》等书对“新妇骑驴阿家牵”也以“人间颠倒”阐释语义。
《孔子项托相问书》第二部分尤为奇特，而出人意料。项托预计到孔子出于妒才要杀害自己，便躲在地下石堂中读书。孔子又设计而探知他藏身处，终于杀死项托。此变文结尾两句是：“夫子当时甚惶怕，州县分明置庙堂。”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州县分明置庙堂：谓州县皆将孔子像置于高堂之中供祀。《新唐书.礼乐志五》：“（武德）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但是，这个注释反而更把人弄糊涂了。孔子当时对杀项托害怕，下文当叙他因此而有什么补救措施，怎么会一下跳跃到与此无关的唐代州县设孔子庙呢？若说设孔子庙，北齐已如此，为什么反说迟后的唐代呢？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杀项托是极卑劣的，他自己也惶怕，变文作者为什么反而要舍此不作交代，却以作孔子庙来抬高孔子，莫非是以为杀项托不但无损于孔子伟大，反而证明了孔子的伟大。
《敦煌变文校注》此句未引项楚之注，显然因为所注违文意而不从，但又无法解决疑难，因而阙如不注。
今议孔子杀项托是特意用“既生亮，何生瑜”式的夸大艺术手法。这是很有匠心的大手笔，也是险笔。先给大圣人脸上抹大大的一团黑，然后再让他将功补过，从而给大圣人脸上贴金。“解铃还得系铃人”，欲进先退的设计。孔子建议，各地建项托庙，传颂祭祀这位神童。这正是《论语.子张》中子贡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此，文章便由险而夷，由石而金，思想性与艺术性双兼了。
祭项托而有庙，不会全是作者的艺术构思，应当也有唐时现实依据。只是记载缺失，笔者只查到明代一条资料。黄瑜《双槐堂岁钞》卷6“先圣大王”条：“保定满城县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神姓项，名托，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所言的“时人”，即项托死后不久，孔子尚活的时候。所以可以处理为庙由孔子倡议而建。可以相信，明代之前，在唐代或以前，民间多有称项托为“小儿神”的，也有庙祭的。
《战国策.秦策》：“项托七岁而为孔子师”。古籍都如此传记，而不言死的岁数。《双槐堂岁钞》独言8岁见孔子，10岁而亡。此变文相问的时间，假如以8岁计，变文又叙“经年岁”而被孔子杀死，恰也是10岁。可见民间所传项托事与变文契合。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
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孔子项托相问书》的校注，仍有可商可补的。
“大戏相杀，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
“里空”意不畅，当是“理空”记音字，指相杀、相伤没有道理。
“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
《校注》：“初来花下：妇女做产。……新妇理应服侍婆婆，但新妇做产时婆婆例当接生和护理新妇，故曰‘妇坐使姑’（‘坐’字义含双关，既可指一般之坐，亦可指坐蓐之坐）。‘初来花下’盖出佛典。《太子成道经》变文：‘圣主摩耶往后园，彩女殡妃奏乐喧。鱼透碧波堪赏玩，无忧花树最宜观。无忧花树叶敷荣，夫人缓步彼中行。举手或攀枝余叶，释迎圣主袖中生。’同篇下文尚有更详细的描写，都是说释迦牟尼之母摩耶夫人来到花下攀枝而生悉达太子（释迦托生为太子）。其中云：‘喜尔之次，腹中不安，欲似临产。乃遣姨母波阇波提抱腰，夫人手攀树枝，彩女将金盘承接太子。’即妇坐使姑之意。张鸿勋谓‘初来花下’指新婚，未确。”
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初来花下：谓新妇刚刚过门。”与张注同，《校注》舍而未及。《校注》之议，多有不妥。摩耶夫人生子是在无忧花树之下，不是在一般的“花下”。是在欣赏园景“喜乐之次”，不是“初到”无忧花树之下。姨母抱腰助产，但姨母并非婆婆。说我国民俗’婆婆例当护理产妇是对的，但说“婆婆例当接生”便不合实情。摩耶姨母只是适逢其时而助产，并未护理产妇。其他佛典或佛教文学作品，不见一例“初来花下”指助产之事，因为它难以成为典故。《孔子项托相问书》所有问答事项全是从我国文化取材，汉代以后佛典始入我国，此文作者不当让孔子项托预知佛典中的内容。
今议“花下”当校勘为“他下”，意思是他家。“花”字下部的“化”是“他”字成误，又误加草字头。《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l期拙文《王昭君变文》申说“口花人多”是“人习侵伐”之误,“伐”误成“化”而又加宝盖，与此类似。敦煌文书中“某某下”就是“某某家”的意思。《汉将王陵变》：“二将第四队插身，楚下并无知觉。楚家军号总须翻”。《捉季布传文》：“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敦煌本《捜神记》“王子珍”条：“我儿一身未得好学，遂遣向宋州博士边孝先生下入学。”即“边孝先生家”之意，另卷异文作“边先生处学问”。下、家、处，三者同指。p.3835《四方金刚咒》有这样一条咒语：“小儿衣（夜）啼方：你是厨中则（戳）火杖，著下差你作门将，与吾捉取夜啼呼，直到朋（明）即放。急急如律令。敕摄。”其中“著下”应校为“吾下句言：我家让戳火杖当守门将。此“吾下”与“初来他下”中相同。
《韩擒虎话本》：“前后不经十日，有北番大下单于遂差突厥首领为使，直到长安，遂索隋文皇帝交战。”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把“大下”校为“大夏”，特为设注：“原文‘下’当作‘夏’。大夏是东晋时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407—431），与韩擒虎时代不相值。又北宋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也称大夏。”这等于说，此变文的作者、讲说者发生了历史年代的极大错误。
《敦煌变文校注》也作“大下（夏）之校。注言：“大下，应即大夏。疑指北宋时党项族李元昊所建政权，于1032年称号大夏，史书称为西夏。当时西夏对宋频频寇略，故话本塑造出韩擒虎这一英雄形象来作为抗敌宣传。但敦煌写本的时间下限今所知不到1032年，故仍有待于校证。”
同书校注：“韩建瓴云：‘殿头高品’，它的设置时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至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仅26年。这个时间对我们确定《画本》的创作时间极为重要，也就是说，《画本》的创作不会早于983年，也不会晚于1009年。……因此，《画本》不是唐话本，而是宋话本。’按：本文创作时间，可能还要晚，因为文中有‘北蕃大下（夏）单于’之称。此‘大夏’应即西夏。文中借韩擒虎使蕃比箭事，隐约可见当时西夏与宋之政治、军事关系。”今按，《校注》后注所言敦煌写卷时代下限不及四夏立国的1032年，便是“大夏”之校的大碍。“北蕃大下单于”宜校乙为“北蕃下大单于”，“北蕃下”即“北蕃家“之意。此变文中有“蕃家弓箭为上”、“便到蕃家界首”句。“蕃家”自可繁说成“北蕃下（家）”。如此，既不存在项楚所言误为东晋时赫连勃勃政权之名，也不存在话本创作在西夏政权之后的大疑。这些指误、疑惑都是校者自致。至于“殿头高品”一词，另文作辨。这里只把“某某下”即“某某家”的材料汇为一处而辨。
“妇坐使姑，初来他下”，正是我国古代民俗的趣说。张鸿勋、项楚之注不误，惜未论证。唐大历诗人王建《新嫁娘词三首》之三：“三日人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前二日便是姑作饭，新妇吃坐现成。《颜氏家训.教子》引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即不要延长“三日新妇”的期限。清孙枝蔚《新嫁娘》：“从今愁妇织，人莫羡三朝。”即三朝之后无复“妇坐使姑”了。《五灯会元》卷12《道吾悟真禅师》：“上堂，举：僧问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妇骑驴阿家牵。’”仿变成“妇坐使舅”的趣说，也是用反常的特殊事理要说明：对佛理持与俗说相反的革新见解，僧人就算成佛了。日本《禅林方语》、《宗门方语》等书对“新妇骑驴阿家牵”也以“人间颠倒”阐释语义。
《孔子项托相问书》第二部分尤为奇特，而出人意料。项托预计到孔子出于妒才要杀害自己，便躲在地下石堂中读书。孔子又设计而探知他藏身处，终于杀死项托。此变文结尾两句是：“夫子当时甚惶怕，州县分明置庙堂。”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州县分明置庙堂：谓州县皆将孔子像置于高堂之中供祀。《新唐书.礼乐志五》：“（武德）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但是，这个注释反而更把人弄糊涂了。孔子当时对杀项托害怕，下文当叙他因此而有什么补救措施，怎么会一下跳跃到与此无关的唐代州县设孔子庙呢？若说设孔子庙，北齐已如此，为什么反说迟后的唐代呢？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杀项托是极卑劣的，他自己也惶怕，变文作者为什么反而要舍此不作交代，却以作孔子庙来抬高孔子，莫非是以为杀项托不但无损于孔子伟大，反而证明了孔子的伟大。
《敦煌变文校注》此句未引项楚之注，显然因为所注违文意而不从，但又无法解决疑难，因而阙如不注。
今议孔子杀项托是特意用“既生亮，何生瑜”式的夸大艺术手法。这是很有匠心的大手笔，也是险笔。先给大圣人脸上抹大大的一团黑，然后再让他将功补过，从而给大圣人脸上贴金。“解铃还得系铃人”，欲进先退的设计。孔子建议，各地建项托庙，传颂祭祀这位神童。这正是《论语.子张》中子贡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此，文章便由险而夷，由石而金，思想性与艺术性双兼了。
祭项托而有庙，不会全是作者的艺术构思，应当也有唐时现实依据。只是记载缺失，笔者只查到明代一条资料。黄瑜《双槐堂岁钞》卷6“先圣大王”条：“保定满城县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神姓项，名托，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所言的“时人”，即项托死后不久，孔子尚活的时候。所以可以处理为庙由孔子倡议而建。可以相信，明代之前，在唐代或以前，民间多有称项托为“小儿神”的，也有庙祭的。
《战国策.秦策》：“项托七岁而为孔子师”。古籍都如此传记，而不言死的岁数。《双槐堂岁钞》独言8岁见孔子，10岁而亡。此变文相问的时间，假如以8岁计，变文又叙“经年岁”而被孔子杀死，恰也是10岁。可见民间所传项托事与变文契合。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