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法国戴密微关于王梵志年代的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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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1894—1979）多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述多种，有“法国汉学泰斗”之誉。他在敦煌文学方面尤致力于敦煌歌词和王梵志研究，整理出版了《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集》。是当代最早的王梵志诗集。
王梵志年代的拟议是王梵志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古籍有“当隋文帝时”或“当隋之时”的记载。胡适曾认定约公元五九零至六六零年，得到郑振铎的同意，多数学者则审慎地说是初唐人。但都未作论证。日本入矢义高一九五四年首次提出异议，认为王梵志是天宝至大历年间人，或者也许是唐末五代人。一九七三年，戴密做出版《汉学论著选读》，再次论证王梵志的诗“创作于八世纪”。入矢氏和戴密微的拟议基本一致，但论证方法迥然不同。本文试从戴密微的论证方法辨明他的结论的失误。
戴密微的论述集中于下面的文字：
在这一卷的末尾（笔者按，指《逢难倘能忍》一诗，见《王梵志诗校辑》第一二二首），很明显地暗喻唐朝一个名叫娄师德的历史人物，他死于六九九年，因此这首诗只能写于七世纪之后。像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约六零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一切都否定了这种假定，恰恰表明这些诗创作于八世纪（且不论王梵志本人）。诗中语言通俗，内容是非正统的以至有些滑稽可笑，带有各种宗教影响，着重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
看来，戴密微是用点面结合的以简驭繁的方法来作判论的。推断“唾面不须拭，从风自荫干”这首诗只能写于七世纪之后，这是掌握一个制高点；从诗人全部创作的基本主题推论只能属于动乱时期，即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以后，而必不会前达于贞观或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不会属于初唐或盛唐时期，这是对全局的控制。我们同意，甚至欣赏这种出奇制胜的方法，但非常遗憾他的具体推理粗疏因而结论致错。
先看关于娄师德的推论。论者有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唾面不拭”的表述肯定是娄师德首创，所以王梵志的诗只能因袭于后，而不会比娄师德早。我们说这只能是一个主观认定，尚需必要的论证。没有确证，就应想到娄师德的表述早于、同时于或晚于王梵志的可能都有。我们可以确证，用“唾面不拭”表述极强的忍耐性，并非娄师德首创。
事实土。这种表述的渊源要比娄师德早得多。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第六九丸页，就《太平广记》卷一七六娄师德此语写札记如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笔者按：实为卷二）谓师德语本《尚书大传.大战篇》太公曰：“骂汝毋欺，唾汝毋干。”罗壁《罗氏识遗》卷二：“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呑钩之鱼，悔不忍饥；罹网之鸟，悔不忍飞；人生误计，悔不忍为。故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则知辱之当忍矣。’”与《大传》载太公语适反，正师德所戒也。“小说”当即
《太公家传》或《太公家教》。
可见汉代的《尚书大传》已有“唾汝毋干”的表述。《管锥编》所记《能改斋漫录》引太公语，误脱后两句。全语为：“骂汝毋欺，唾汝毋干。毋欺毋干，是惟艰难。”这与梵志此诗“逢难傥能忍，能思最为难”（笔者按：“能思”疑是“能忍”之误）的意思完全一致，也可说明梵志诗直承太公语意、所以戴密微谓此诗必作于娄师德给其弟作此规诫之后，又再向后推延到娄师德六九九年死后的八世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戴密微教授选取一首诗先定出大致年代作为控制点的方法虽好，但所选的“点”不够典型，推论的过程更不严密。因而不能起到“制高”的作用。
其次，我们来看所谓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说王梵志的诗“着重的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进一步推论，即：这种暴露黑暗，鞭挞罪恶，为民执言的主题，只能产生在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时代，在贞观、开元之时的初唐、盛唐，只能产生歌颂的主题和欢乐的情调。戴密微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虽然他没有如此明言），才推导出王梵志的诗是在属于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这一动乱时期写作的。
是的，《毛诗序》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很有见地的。但应当认为，这是就整个时代文艺创作的基本特点而言，不是就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而言。在总的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格之下，仍可以有少数或个别作家、作品的不同精神或不同风格：在太平盛世可以有暴露的主题；在动乱时代可以有对局部地区或个别清官廉政的歌颂。它们或者更深刻一些，或者也是一种补充、映衬，因之也可以有名家名作。对于文艺创作，不宜持简单化、机械化的观点。
王梵志，我认为他是经历了贞观盛世这一历史时期的。但他也经历过贞观盛世之前的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他对此的感受更为深刻：特别是他一直生活在民间，是创造这盛世的一名牺牲者。他的诗，是婴儿降世前母亲的阵痛；他的歌，是为熊熊炉火提供能源的幽深坎坷的煤矿底层的呻吟；他的心，是与这盛世的享受者的欢乐全然两样的。像杜甫《忆昔》那样的诗,我们只能知道“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况，却不能知道它们是怎样来的，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也不知道在盛世之前是否也一直是“男耕女桑不相失”。现在有了王梵志的诗，边境的白骨，内地的哭声，官吏的贪婪，为富者不仁，僧尼肥肥胖胖，生缘衣食无着……我们明白了：贞观之治原来是建立在鲜血白骨、眼泪汗水之中。这正是王梵志伟大之处，他比同时代的作家清醒而早熟。他的暴露主题先行一步，因而深刻一层。他的诗作恰好为初唐文学补足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好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即令英明之君也是不能全扫那剥削和罪恶。我们可以说，由于王梵志是真正的民间诗人，所以他在初唐呕心沥血地创作，“写出个个笔下所无”的风格。
以前的评论者曾指出王梵志诗作的“怪僻”，“反常”、“骇俗”等，却没有深思这种特点的由来及意义。戴密微对诗人创作的这个“面”也是把握住了，然而终因一念之差却把它视为动乱年代的产物，他对这个“面”的理解就和作品实际相距甚大了。所谓动乱年代，应当是连年大规模的战争，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群众被逼而起的激烈的抗争，等等。然而王梵志笔下没有这些画面，他所写的只是似水流年的痛苦，正常秩序的剥削，一般性的阶级对立。所有这些与唐代反映安史之乱或唐末动荡局面的诸多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只要粗阅一遍诗人的作品就会明白，无需例举具体诗篇来作论证。
所以，我们认为戴密微对王梵志时代的具体推论是难以成立的。我们认为古籍所言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是不错的，并且仍可利用戴密微教授那点面结合的方法，再依据其他资料推证诗人的生年约在公元五九三年的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前后。这是需要较长篇幅的一系列推导论证，只能另文详叙了。
最后尚须补充一意。张锡厚同志在《王梵志诗校辑》所附《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一文中，对戴密微关于王梵志《逢难傥能忍》这首诗写作时代的断言，也有否定性的评论。但本文认为张锡厚同志所论也是不够严密的。他说：“唾面”之说，早见于《战国策.赵策》：“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自干”一语，见于《新唐书.娄师德传》卷一百八：“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是自干耳。’”“唾面自干”的典故，虽见于《唐书》，但也很可能因袭民间之说。就时间上讲，应同初唐娄师德的时代接近，由此推知王梵志诗的创作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
既然已经考虑到用唾面自干的表述可能因袭民间，而不是直接因袭娄师德语，本应推知王梵志此诗的时间无法随娄师德事而定。然而张锡厚同志却舍此。转为“应同初唐娄师德的时代接近”，这就与自己的前言矛盾了。
本文前面已指明，汉代已出现“唾面毋干”的表述，而与王梵志诗句极为吻合。这可证朗梵志诗不是因袭娄师德事。但是，我们仅仅由此并不能得知王梵志此诗的时间与娄师德此语的时间先后。因为或迟或早或同时部有可能，比如迟于娄师德的人若不知娄语，而从《尚书大传》知此语进而作诗，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王梵志诗的创作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这个论述无法成立。戴密微认为诗必随娄师德而在以后，张锡厚认为诗虽不随娄师德事却也时代接近，两人的说法都没有必要的证明，都是基于三种可能之一，却概括为唯一的可能性了。
王梵志此诗与娄师德事的时间关系，还是任半塘先生的看法客观而全面。他说：“如王梵志诗句：‘唾面不须拭，从风自荫干。’可知其作诗之上限，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不得过武周，即娄师德时。唯‘唾面’，早见《国策》。‘自干’之说，或先出民间，梵志与师德，同袭民间，非在一时，亦未可料。故梵志时代，尚待从充分材料中，作细致研讨。”（《王梵志诗校辑》引文）任先生的意思是：粗略地看，很容易以为诗写于娄师德之后；仔细地想，二者间也许无因袭关系，梵志诗在前在后的可能都有，究系何种，尚得另作论证。
（原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法国学者保罗.戴密微（1894—1979）多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著述多种，有“法国汉学泰斗”之誉。他在敦煌文学方面尤致力于敦煌歌词和王梵志研究，整理出版了《王梵志诗集附太公家教集》。是当代最早的王梵志诗集。
王梵志年代的拟议是王梵志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我国古籍有“当隋文帝时”或“当隋之时”的记载。胡适曾认定约公元五九零至六六零年，得到郑振铎的同意，多数学者则审慎地说是初唐人。但都未作论证。日本入矢义高一九五四年首次提出异议，认为王梵志是天宝至大历年间人，或者也许是唐末五代人。一九七三年，戴密做出版《汉学论著选读》，再次论证王梵志的诗“创作于八世纪”。入矢氏和戴密微的拟议基本一致，但论证方法迥然不同。本文试从戴密微的论证方法辨明他的结论的失误。
戴密微的论述集中于下面的文字：
在这一卷的末尾（笔者按，指《逢难倘能忍》一诗，见《王梵志诗校辑》第一二二首），很明显地暗喻唐朝一个名叫娄师德的历史人物，他死于六九九年，因此这首诗只能写于七世纪之后。像胡适那样，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约六零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适的。在这一点上，一切都否定了这种假定，恰恰表明这些诗创作于八世纪（且不论王梵志本人）。诗中语言通俗，内容是非正统的以至有些滑稽可笑，带有各种宗教影响，着重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
看来，戴密微是用点面结合的以简驭繁的方法来作判论的。推断“唾面不须拭，从风自荫干”这首诗只能写于七世纪之后，这是掌握一个制高点；从诗人全部创作的基本主题推论只能属于动乱时期，即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以后，而必不会前达于贞观或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不会属于初唐或盛唐时期，这是对全局的控制。我们同意，甚至欣赏这种出奇制胜的方法，但非常遗憾他的具体推理粗疏因而结论致错。
先看关于娄师德的推论。论者有一个未曾明言的前提：“唾面不拭”的表述肯定是娄师德首创，所以王梵志的诗只能因袭于后，而不会比娄师德早。我们说这只能是一个主观认定，尚需必要的论证。没有确证，就应想到娄师德的表述早于、同时于或晚于王梵志的可能都有。我们可以确证，用“唾面不拭”表述极强的忍耐性，并非娄师德首创。
事实土。这种表述的渊源要比娄师德早得多。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第六九丸页，就《太平广记》卷一七六娄师德此语写札记如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笔者按：实为卷二）谓师德语本《尚书大传.大战篇》太公曰：“骂汝毋欺，唾汝毋干。”罗壁《罗氏识遗》卷二：“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呑钩之鱼，悔不忍饥；罹网之鸟，悔不忍飞；人生误计，悔不忍为。故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则知辱之当忍矣。’”与《大传》载太公语适反，正师德所戒也。“小说”当即
《太公家传》或《太公家教》。
可见汉代的《尚书大传》已有“唾汝毋干”的表述。《管锥编》所记《能改斋漫录》引太公语，误脱后两句。全语为：“骂汝毋欺，唾汝毋干。毋欺毋干，是惟艰难。”这与梵志此诗“逢难傥能忍，能思最为难”（笔者按：“能思”疑是“能忍”之误）的意思完全一致，也可说明梵志诗直承太公语意、所以戴密微谓此诗必作于娄师德给其弟作此规诫之后，又再向后推延到娄师德六九九年死后的八世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戴密微教授选取一首诗先定出大致年代作为控制点的方法虽好，但所选的“点”不够典型，推论的过程更不严密。因而不能起到“制高”的作用。
其次，我们来看所谓王梵志的诗“只能是动乱时期的反映”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说王梵志的诗“着重的反映平民百姓的要求”，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进一步推论，即：这种暴露黑暗，鞭挞罪恶，为民执言的主题，只能产生在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时代，在贞观、开元之时的初唐、盛唐，只能产生歌颂的主题和欢乐的情调。戴密微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虽然他没有如此明言），才推导出王梵志的诗是在属于八世纪的安史之乱这一动乱时期写作的。
是的，《毛诗序》有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论述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很有见地的。但应当认为，这是就整个时代文艺创作的基本特点而言，不是就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而言。在总的时代精神或时代风格之下，仍可以有少数或个别作家、作品的不同精神或不同风格：在太平盛世可以有暴露的主题；在动乱时代可以有对局部地区或个别清官廉政的歌颂。它们或者更深刻一些，或者也是一种补充、映衬，因之也可以有名家名作。对于文艺创作，不宜持简单化、机械化的观点。
王梵志，我认为他是经历了贞观盛世这一历史时期的。但他也经历过贞观盛世之前的艰难痛苦的过渡时期，他对此的感受更为深刻：特别是他一直生活在民间，是创造这盛世的一名牺牲者。他的诗，是婴儿降世前母亲的阵痛；他的歌，是为熊熊炉火提供能源的幽深坎坷的煤矿底层的呻吟；他的心，是与这盛世的享受者的欢乐全然两样的。像杜甫《忆昔》那样的诗,我们只能知道“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况，却不能知道它们是怎样来的，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也不知道在盛世之前是否也一直是“男耕女桑不相失”。现在有了王梵志的诗，边境的白骨，内地的哭声，官吏的贪婪，为富者不仁，僧尼肥肥胖胖，生缘衣食无着……我们明白了：贞观之治原来是建立在鲜血白骨、眼泪汗水之中。这正是王梵志伟大之处，他比同时代的作家清醒而早熟。他的暴露主题先行一步，因而深刻一层。他的诗作恰好为初唐文学补足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好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即令英明之君也是不能全扫那剥削和罪恶。我们可以说，由于王梵志是真正的民间诗人，所以他在初唐呕心沥血地创作，“写出个个笔下所无”的风格。
以前的评论者曾指出王梵志诗作的“怪僻”，“反常”、“骇俗”等，却没有深思这种特点的由来及意义。戴密微对诗人创作的这个“面”也是把握住了，然而终因一念之差却把它视为动乱年代的产物，他对这个“面”的理解就和作品实际相距甚大了。所谓动乱年代，应当是连年大规模的战争，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群众被逼而起的激烈的抗争，等等。然而王梵志笔下没有这些画面，他所写的只是似水流年的痛苦，正常秩序的剥削，一般性的阶级对立。所有这些与唐代反映安史之乱或唐末动荡局面的诸多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只要粗阅一遍诗人的作品就会明白，无需例举具体诗篇来作论证。
所以，我们认为戴密微对王梵志时代的具体推论是难以成立的。我们认为古籍所言王梵志生“当隋文帝时”是不错的，并且仍可利用戴密微教授那点面结合的方法，再依据其他资料推证诗人的生年约在公元五九三年的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前后。这是需要较长篇幅的一系列推导论证，只能另文详叙了。
最后尚须补充一意。张锡厚同志在《王梵志诗校辑》所附《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一文中，对戴密微关于王梵志《逢难傥能忍》这首诗写作时代的断言，也有否定性的评论。但本文认为张锡厚同志所论也是不够严密的。他说：“唾面”之说，早见于《战国策.赵策》：“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自干”一语，见于《新唐书.娄师德传》卷一百八：“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是自干耳。’”“唾面自干”的典故，虽见于《唐书》，但也很可能因袭民间之说。就时间上讲，应同初唐娄师德的时代接近，由此推知王梵志诗的创作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
既然已经考虑到用唾面自干的表述可能因袭民间，而不是直接因袭娄师德语，本应推知王梵志此诗的时间无法随娄师德事而定。然而张锡厚同志却舍此。转为“应同初唐娄师德的时代接近”，这就与自己的前言矛盾了。
本文前面已指明，汉代已出现“唾面毋干”的表述，而与王梵志诗句极为吻合。这可证朗梵志诗不是因袭娄师德事。但是，我们仅仅由此并不能得知王梵志此诗的时间与娄师德此语的时间先后。因为或迟或早或同时部有可能，比如迟于娄师德的人若不知娄语，而从《尚书大传》知此语进而作诗，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王梵志诗的创作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这个论述无法成立。戴密微认为诗必随娄师德而在以后，张锡厚认为诗虽不随娄师德事却也时代接近，两人的说法都没有必要的证明，都是基于三种可能之一，却概括为唯一的可能性了。
王梵志此诗与娄师德事的时间关系，还是任半塘先生的看法客观而全面。他说：“如王梵志诗句：‘唾面不须拭，从风自荫干。’可知其作诗之上限，当随娄师德而在初唐，不得过武周，即娄师德时。唯‘唾面’，早见《国策》。‘自干’之说，或先出民间，梵志与师德，同袭民间，非在一时，亦未可料。故梵志时代，尚待从充分材料中，作细致研讨。”（《王梵志诗校辑》引文）任先生的意思是：粗略地看，很容易以为诗写于娄师德之后；仔细地想，二者间也许无因袭关系，梵志诗在前在后的可能都有，究系何种，尚得另作论证。
（原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