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卜天寿抄《三台词》的校释与冯唐故事话本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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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的一座唐墓中,出土有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抄本末尾另有一些诗词和杂录。1971年12月，郭沫若写有《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后收入《出土文物二三事》集中。这些诗词的第一首是《十二月三台词.正月》的一首，郭文中校录为：
“正月年首初春，改故迎新.李玄（理弦）附灵（抚琴？）求学，树夏（下）乃条口珍（调筝）。项托七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相）秦，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臣）？”
后来那沫若接受龙晦先生的指正，此文入集时有“追记”言“玄”及“附灵”二处无误，第四句应是：“树下乃逢子珍”。龙晦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后文将叙到。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是郭文下面的一段解释中的有关问题：
“冯唐宁得忠臣”：“忠臣”指魏尚，见《史记.冯唐传》。魏尚在汉文帝时为云中守，御匈奴，善待士卒，有军功。一次，以所上首级和所呈报的数目差六级，因而获罪，削爵，服劳役。冯唐在文帝前直言，使得解救，复为云中守。《汉书.冯唐传》所载，基本上全袭《史记》，只在传尾带了一句：“魏尚，槐里人也。”“良妻解梦”事，《史》、《汉》均不载，不知其详。盖冯唐因梦而得知有魏尚，犹如殷高宗因梦而得知有傅说，周文王因梦而得知有姜大公，解梦者为冯唐的妻子。这个故事，在唐代还在流传于民问，并且见于吟咏，想必有记载；望识者告以出处。”
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在1987年12月出版，所收的第164首即上述《三台词》,除“万户”二字仍空以外，其他文字全认从前校，在注释中又援引了郭文对“冯唐”句的说解，并且说：“良妻解梦”事久久未得记载，帷有随郭氏后，继续呼吁曰：“望识者告以出处。”
《敦煌歌辞总编》出版之后，讨论校释的文章不少，尤以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文史》从第三十五辑起连载）为详，但对此“良妻解梦”句缺而未及。本文对此悬案试作另一个方向上的讨论。我以为本无这么一回事，句中有误字需要校订。
还得从《史记》所记开始讨论：“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
对“中郎署长”，《索隐》言：“谓为郎署之长。”对“辇过”，又注：“谓文帝乘辇，会过郎署。”郎署，是汉唐时侍从宿卫的公署。冯唐第一次是在郎署使文帝“闻廉颇、李牧为人”，而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的。冯唐第二次说“弗能用也”的话，正就是由魏尚事而引起，但传文未明言此次谈话的地点，只是说：“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据情理，是把冯唐召来而问，即不在郎署。但据第二次冯唐详细的解释，可证第一次谈话时，他已知魏尚受罚太重一事。即令没有这第二次谈话，按一般情理，身为郎署长的冯唐，当时也是知道魏尚事的。因此，郭沫若所言“冯唐因梦而得知有魏尚”，即由此才向文帝进言，使他获救，就是没有事理根据的了。诗仅言“若无良妻解梦”，并未明言就是冯唐得梦，也未明言是谁的妻子解梦，郭文却肯定说“解梦者为冯唐的妻子”，也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了。
郭文所比附的殷高宗因梦而得知有傅说等二例，都是帝王自己得梦而访得贤臣。这完全符合帝王暗秉天意的理论和人们的心态。冯唐故事中如果真有类似的梦，自然应当是文帝自己梦见预兆冯唐、魏尚的某种情况，应当是有关的臣子解梦。这是至为明显的。退一步来说，假设确有冯唐得梦，妻子解梦的传说，冯唐又如何再同廉颇、李牧事联系起来，而有机会向文帝言冯唐事呢？这个推论的实质问题又是：传文所记冯唐两次言廉颇、李牧，对有关原因交代得清楚明白，合情合理，民间故事固然可以再作繁衍增饰，但偏偏要抛开原来这个基础，另外代替为冯唐得梦知魏尚，而且是经妻子解梦得知魏尚，便很难让人能看出有何必要。使魏尚故事中多出一个另无作用的冯唐的妻子，也不符合文学作品设置人物形象的一般理论。即令有妻子解梦，也无须特称“良妻”。在故事情节中对她的贤良有所表现时才会以“良”誉称。按照一般文学作品规律，在魏尚、冯唐这样单纯性故事中，也不会用一些情节去表现冯唐之妻是一位良妻。只有把这故事演化得结构极为复杂时，才可能设置冯唐有良妻。如果是这样，这一故事在后世总会留下一些记载，而不至于经郭沫若和任半塘先生相继“望识者告以出处”之后，仍一无反响。
冯唐、魏尚事以原来的情节用为典故，在古诗文中极为多见，而作为素材再作加工增饰，另谋新篇的似仅《清平山堂活本》中《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一篇。话本研究者都说它取材于《史记》，这自然不错，但却也都未曾详细对比情节增改之处有无渊承。此《三台词》的时间在《史记》之后、话本之前，我们自然应把三者做联系对比，以探讨传承和演化关系。
话本是把《史记》中冯唐两次直谏文帝合并成一次，说话地点又改变为在安陵的香火院中.有关的情节是：文帝在细柳营慰劳周亚夫军之后到了安陵，即汉惠帝之陵，夜间住在香火院，碰见香火院使臣中郎署长冯唐。文帝观看两廊前代功臣壁画时，有两位画像不认识，冯唐详讲是廉颇、李牧。由此引起文帝遗憾自己没有这样的良将，便引起冯唐直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接着就举魏尚事来证明。
《史记》所记第一次谈话，未交代时间。但在叙紧接的第二次谈话时补言：“当是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可知相距时间不长，第二次谈话在文帝十四年冬。而细柳劳军是文帝后六年冬的事，可见话本作者为了使言廉颇、李牧、魏尚事更有故事情节性，更集中，便把两次合为一次，把地点由宫内改为安陵香火院。也就是不惜把历史时间向后退移八年。
上述这些变动都是为了引出解说壁画的方便。安陵与细柳近，因而把时间改说为细柳劳军之后。细柳劳军也是为了振奋军心以备胡，与重新启用魏尚事也是一致的。解说壁画即可简说成“解画”，而“解梦”也就是解说梦旨。“解梦”与“解画”，一字之差，其间有无联系呢？按理说，冯唐解画的情节很可能也有所前承。
查卜天寿抄本图版，“梦”字实际写作“夢”形，则与“瞢”字形近，“瞢”与“梦”本可互为通假代用。可以认为卜天寿抄本的祖本原来就是“瞢”字。而此“瞢”字正是“画”字的繁体的形近而讹。“解梦”是人们常说而熟知的，“解画”便很少在生活中遇到，因而把原本的“解画”误认而抄成“解梦当然，卜天寿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自己把“解画”误写成“解梦”的可能也是较大的。
至于“良妻”，可以怀疑是“郎署”之误。“良”是“郎”的左旁，读音也有混的可能。“妻”字在抄本中的写法，上部是两个横笔，即多出一个横笔。“署”字与它的上、中部轮廓也有近似之处。“郎署”即《史记》和话本相同的冯唐所职的“中郎署”的省说，用为指代冯唐的典故词。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愍冯唐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韩愈诗《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太平时节难身遇，郎署何须叹二毛。”“郎署解画”即冯唐为文帝讲说香火院壁画中的廉颇、李牧而及魏尚。但笔者对此仅是对比一种事理，而是另以为“良妻”是“良臣”之误。“妻”与“臣”的轮廓更为近似一些。良臣，就是从冯唐敢于直谏而言。“良臣”与“冯唐宁得忠臣”句中犯重，但此句仍有讹误宜校。
只能说文帝得或失忠臣，“冯唐宁得忠臣”是不合事理的病句。原抄本中本作“忠辰”，郭沫若校为“忠臣”。如果“忠臣”之校正确，则此句还应校为“文帝宁得忠臣”。如原本“辰”字确,则“忠”字当为“贞”字成误，“贞辰”即良辰之义，特指逢遇的好时辰。谢跳《雩祭迎神歌》：“清明杨，礼乐新，候景龙.练贞辰。”而“冯唐宁得贞辰”指的是冯唐老年之时终于因此而有得赏识重用的时机。话本中他回答为什么至老为郎时说：我少时正值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能发挥文才，后来楚汉相争，高祖又重武功。文帝虽崇儒重道，我却已年过八十。三个阶段都是生不逢辰。而魏尚复职立功之后，“冯唐加为主爵都尉，赐田三千顷，住宅一区，冠服几杖等。后年九十六岁，无疾病而终。”这是话本的交代。《史记》中则言：“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因为冯唐后世的荣耀历经景帝、武帝，太分散，所以话本一笔带过而集中处理如上述。而且话本所言冯唐前三个阶段的不遇，本是《汉武故事》所载颜驷事：“（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龙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但白居易《六帖》中已将二人之事混说：“汉文帝时冯唐白首为郎，帝问之，对曰：‘臣三朝不遇。”也可以说，话本是把唐时误说的冯唐三朝不遇掉换成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三个阶段，即将错就错，将计就计的类型。
若就卜天寿所抄《三台词》而言，此首以正月的“改故迎新”为旨寓，“李玄附玄求学”典故见于《捜神记》卷二。但敦煌本《捜神记》增饰内容较多，总之是子珍多得鬼友李玄的帮助，是如愿以偿的逢遇故事，逆境变顺。而“项托七岁知事”似乎看不出神童之外另有所寓。但《敦煌变文集.孔子项托相问书》叙孔子嫉妒项托把自己难倒，丢了圣人的面皮，而把项托杀死。文章最后一韵是：“夫子当时甚惧怕，州县分明置庙堂。”应言出于孔子的后来知错，而建议各地立庙祭祀项托。后世确有称项托为“小儿神”而立庙为祀之事，笔者另有专文，此仅兼及。被杀而终为神灵，也是后顺补先逆的补偿逢遇。“甘罗十二相秦”句，也是指说甘罗重振家业。《史记.甘茂列传》言，秦昭王时，因向寿等人谗言，甘茂击魏皮氏未拔，便亡秦奔齐。后来又被齐、魏挑拨和阻碍，“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由于甘茂立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基于这三个典故的用旨，冯唐事自然也应相同，即言他后来终于得时获荣。所以郭沫若所校“忠臣”不合用典的类意，应不妥。再加上“冯唐宁得忠臣”不合事理，又同“若无良臣解画”句重“臣”字，更可证“忠辰”中“辰”字当确，而“忠”字宜校为“贞”。
仅从《史记》的最初记载来说，只有解画冯唐，他敢于两次直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就已经是忠臣，也已经得到重用而枯木逢春，无须再有机遇或条件，才得以成为忠臣。所以只有“若无良臣解画，冯唐宁得贞辰”的意思是平实而合情合理的。
四
至此，本文已把《三台词》的文句及篇意校释清楚，似乎可以说明并无什么“良妻解梦”一说，由此也可证早在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本题明的时间），新疆吐鲁番已经流传着对冯唐故事在《史记》基础上的民间加工传说，即香火院解说功臣壁画。《老冯唐直谏汉文帝》话本正是沿用唐人的这一加工。话本在叙冯唐故事之前，还有较多的文字叙宋代香火院功臣壁画的情况，作为“入话”部分，而与冯唐解画相承应。由宋代的情况自然会推及唐代，反过来说，唐代的情况自然也会延及宋代。所以，《三台词》中冯唐解画在民问传说中并非孤悬偶然的。
既然《老冯唐直谏汉文帝》的重要情节是渊承唐代民间故事，这可证明此话本的时代距景龙四年不是很遥远的。联系话本入话称颂宋太祖的内容，话本的时代很可能在宋代。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认为此话本是明代作品。但并无具体论证，只是仅从“就话本内容略可考知，文字风格近似明人者”来粗作认定。然而此话本内容并不能对作品时代有所揭示，至于文字风格，《清平山堂话本》既在明代结册，自然不排除明代人的文字处理。至少可以说，此话本必有一个大致产生于宋代的故事底本。
自然，冯唐解画的故事由于某种原因而流传不广，罕为人知。《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写到细柳营劳军，但未及冯唐、魏尚事。近人蔡东藩于1925年著成中国通史演义系列中的《西汉演义》，据《史记》详写魏尚、冯唐事，全然不及民间文学的艺术加工。说明当时《老冯唐直谏汉文帝》话本虽存在，而蔡氏不知。仅就目前资料言，冯唐题材见于民间创作而又增饰了艺术性的，仅此《三台词》和《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两件。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于此可以看出此《三台词》的弥足珍贵（而它的珍贵又不限于此点）。学术界对此词无深究，本文即作阐释以求指正。
（原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1969年，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的一座唐墓中,出土有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抄本末尾另有一些诗词和杂录。1971年12月，郭沫若写有《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后收入《出土文物二三事》集中。这些诗词的第一首是《十二月三台词.正月》的一首，郭文中校录为：
“正月年首初春，改故迎新.李玄（理弦）附灵（抚琴？）求学，树夏（下）乃条口珍（调筝）。项托七岁知事，甘罗十二想（相）秦，无良妻解梦，冯唐宁得忠辰（臣）？”
后来那沫若接受龙晦先生的指正，此文入集时有“追记”言“玄”及“附灵”二处无误，第四句应是：“树下乃逢子珍”。龙晦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后文将叙到。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是郭文下面的一段解释中的有关问题：
“冯唐宁得忠臣”：“忠臣”指魏尚，见《史记.冯唐传》。魏尚在汉文帝时为云中守，御匈奴，善待士卒，有军功。一次，以所上首级和所呈报的数目差六级，因而获罪，削爵，服劳役。冯唐在文帝前直言，使得解救，复为云中守。《汉书.冯唐传》所载，基本上全袭《史记》，只在传尾带了一句：“魏尚，槐里人也。”“良妻解梦”事，《史》、《汉》均不载，不知其详。盖冯唐因梦而得知有魏尚，犹如殷高宗因梦而得知有傅说，周文王因梦而得知有姜大公，解梦者为冯唐的妻子。这个故事，在唐代还在流传于民问，并且见于吟咏，想必有记载；望识者告以出处。”
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在1987年12月出版，所收的第164首即上述《三台词》,除“万户”二字仍空以外，其他文字全认从前校，在注释中又援引了郭文对“冯唐”句的说解，并且说：“良妻解梦”事久久未得记载，帷有随郭氏后，继续呼吁曰：“望识者告以出处。”
《敦煌歌辞总编》出版之后，讨论校释的文章不少，尤以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文史》从第三十五辑起连载）为详，但对此“良妻解梦”句缺而未及。本文对此悬案试作另一个方向上的讨论。我以为本无这么一回事，句中有误字需要校订。
还得从《史记》所记开始讨论：“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
对“中郎署长”，《索隐》言：“谓为郎署之长。”对“辇过”，又注：“谓文帝乘辇，会过郎署。”郎署，是汉唐时侍从宿卫的公署。冯唐第一次是在郎署使文帝“闻廉颇、李牧为人”，而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的。冯唐第二次说“弗能用也”的话，正就是由魏尚事而引起，但传文未明言此次谈话的地点，只是说：“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据情理，是把冯唐召来而问，即不在郎署。但据第二次冯唐详细的解释，可证第一次谈话时，他已知魏尚受罚太重一事。即令没有这第二次谈话，按一般情理，身为郎署长的冯唐，当时也是知道魏尚事的。因此，郭沫若所言“冯唐因梦而得知有魏尚”，即由此才向文帝进言，使他获救，就是没有事理根据的了。诗仅言“若无良妻解梦”，并未明言就是冯唐得梦，也未明言是谁的妻子解梦，郭文却肯定说“解梦者为冯唐的妻子”，也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了。
郭文所比附的殷高宗因梦而得知有傅说等二例，都是帝王自己得梦而访得贤臣。这完全符合帝王暗秉天意的理论和人们的心态。冯唐故事中如果真有类似的梦，自然应当是文帝自己梦见预兆冯唐、魏尚的某种情况，应当是有关的臣子解梦。这是至为明显的。退一步来说，假设确有冯唐得梦，妻子解梦的传说，冯唐又如何再同廉颇、李牧事联系起来，而有机会向文帝言冯唐事呢？这个推论的实质问题又是：传文所记冯唐两次言廉颇、李牧，对有关原因交代得清楚明白，合情合理，民间故事固然可以再作繁衍增饰，但偏偏要抛开原来这个基础，另外代替为冯唐得梦知魏尚，而且是经妻子解梦得知魏尚，便很难让人能看出有何必要。使魏尚故事中多出一个另无作用的冯唐的妻子，也不符合文学作品设置人物形象的一般理论。即令有妻子解梦，也无须特称“良妻”。在故事情节中对她的贤良有所表现时才会以“良”誉称。按照一般文学作品规律，在魏尚、冯唐这样单纯性故事中，也不会用一些情节去表现冯唐之妻是一位良妻。只有把这故事演化得结构极为复杂时，才可能设置冯唐有良妻。如果是这样，这一故事在后世总会留下一些记载，而不至于经郭沫若和任半塘先生相继“望识者告以出处”之后，仍一无反响。
冯唐、魏尚事以原来的情节用为典故，在古诗文中极为多见，而作为素材再作加工增饰，另谋新篇的似仅《清平山堂活本》中《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一篇。话本研究者都说它取材于《史记》，这自然不错，但却也都未曾详细对比情节增改之处有无渊承。此《三台词》的时间在《史记》之后、话本之前，我们自然应把三者做联系对比，以探讨传承和演化关系。
话本是把《史记》中冯唐两次直谏文帝合并成一次，说话地点又改变为在安陵的香火院中.有关的情节是：文帝在细柳营慰劳周亚夫军之后到了安陵，即汉惠帝之陵，夜间住在香火院，碰见香火院使臣中郎署长冯唐。文帝观看两廊前代功臣壁画时，有两位画像不认识，冯唐详讲是廉颇、李牧。由此引起文帝遗憾自己没有这样的良将，便引起冯唐直言：“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亦不能用也。”接着就举魏尚事来证明。
《史记》所记第一次谈话，未交代时间。但在叙紧接的第二次谈话时补言：“当是时，匈奴新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可知相距时间不长，第二次谈话在文帝十四年冬。而细柳劳军是文帝后六年冬的事，可见话本作者为了使言廉颇、李牧、魏尚事更有故事情节性，更集中，便把两次合为一次，把地点由宫内改为安陵香火院。也就是不惜把历史时间向后退移八年。
上述这些变动都是为了引出解说壁画的方便。安陵与细柳近，因而把时间改说为细柳劳军之后。细柳劳军也是为了振奋军心以备胡，与重新启用魏尚事也是一致的。解说壁画即可简说成“解画”，而“解梦”也就是解说梦旨。“解梦”与“解画”，一字之差，其间有无联系呢？按理说，冯唐解画的情节很可能也有所前承。
查卜天寿抄本图版，“梦”字实际写作“夢”形，则与“瞢”字形近，“瞢”与“梦”本可互为通假代用。可以认为卜天寿抄本的祖本原来就是“瞢”字。而此“瞢”字正是“画”字的繁体的形近而讹。“解梦”是人们常说而熟知的，“解画”便很少在生活中遇到，因而把原本的“解画”误认而抄成“解梦当然，卜天寿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自己把“解画”误写成“解梦”的可能也是较大的。
至于“良妻”，可以怀疑是“郎署”之误。“良”是“郎”的左旁，读音也有混的可能。“妻”字在抄本中的写法，上部是两个横笔，即多出一个横笔。“署”字与它的上、中部轮廓也有近似之处。“郎署”即《史记》和话本相同的冯唐所职的“中郎署”的省说，用为指代冯唐的典故词。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愍冯唐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韩愈诗《奉和库部卢四兄曹长元日朝回》：“太平时节难身遇，郎署何须叹二毛。”“郎署解画”即冯唐为文帝讲说香火院壁画中的廉颇、李牧而及魏尚。但笔者对此仅是对比一种事理，而是另以为“良妻”是“良臣”之误。“妻”与“臣”的轮廓更为近似一些。良臣，就是从冯唐敢于直谏而言。“良臣”与“冯唐宁得忠臣”句中犯重，但此句仍有讹误宜校。
只能说文帝得或失忠臣，“冯唐宁得忠臣”是不合事理的病句。原抄本中本作“忠辰”，郭沫若校为“忠臣”。如果“忠臣”之校正确，则此句还应校为“文帝宁得忠臣”。如原本“辰”字确,则“忠”字当为“贞”字成误，“贞辰”即良辰之义，特指逢遇的好时辰。谢跳《雩祭迎神歌》：“清明杨，礼乐新，候景龙.练贞辰。”而“冯唐宁得贞辰”指的是冯唐老年之时终于因此而有得赏识重用的时机。话本中他回答为什么至老为郎时说：我少时正值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能发挥文才，后来楚汉相争，高祖又重武功。文帝虽崇儒重道，我却已年过八十。三个阶段都是生不逢辰。而魏尚复职立功之后，“冯唐加为主爵都尉，赐田三千顷，住宅一区，冠服几杖等。后年九十六岁，无疾病而终。”这是话本的交代。《史记》中则言：“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因为冯唐后世的荣耀历经景帝、武帝，太分散，所以话本一笔带过而集中处理如上述。而且话本所言冯唐前三个阶段的不遇，本是《汉武故事》所载颜驷事：“（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龙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但白居易《六帖》中已将二人之事混说：“汉文帝时冯唐白首为郎，帝问之，对曰：‘臣三朝不遇。”也可以说，话本是把唐时误说的冯唐三朝不遇掉换成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三个阶段，即将错就错，将计就计的类型。
若就卜天寿所抄《三台词》而言，此首以正月的“改故迎新”为旨寓，“李玄附玄求学”典故见于《捜神记》卷二。但敦煌本《捜神记》增饰内容较多，总之是子珍多得鬼友李玄的帮助，是如愿以偿的逢遇故事，逆境变顺。而“项托七岁知事”似乎看不出神童之外另有所寓。但《敦煌变文集.孔子项托相问书》叙孔子嫉妒项托把自己难倒，丢了圣人的面皮，而把项托杀死。文章最后一韵是：“夫子当时甚惧怕，州县分明置庙堂。”应言出于孔子的后来知错，而建议各地立庙祭祀项托。后世确有称项托为“小儿神”而立庙为祀之事，笔者另有专文，此仅兼及。被杀而终为神灵，也是后顺补先逆的补偿逢遇。“甘罗十二相秦”句，也是指说甘罗重振家业。《史记.甘茂列传》言，秦昭王时，因向寿等人谗言，甘茂击魏皮氏未拔，便亡秦奔齐。后来又被齐、魏挑拨和阻碍，“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由于甘茂立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基于这三个典故的用旨，冯唐事自然也应相同，即言他后来终于得时获荣。所以郭沫若所校“忠臣”不合用典的类意，应不妥。再加上“冯唐宁得忠臣”不合事理，又同“若无良臣解画”句重“臣”字，更可证“忠辰”中“辰”字当确，而“忠”字宜校为“贞”。
仅从《史记》的最初记载来说，只有解画冯唐，他敢于两次直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就已经是忠臣，也已经得到重用而枯木逢春，无须再有机遇或条件，才得以成为忠臣。所以只有“若无良臣解画，冯唐宁得贞辰”的意思是平实而合情合理的。
四
至此，本文已把《三台词》的文句及篇意校释清楚，似乎可以说明并无什么“良妻解梦”一说，由此也可证早在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本题明的时间），新疆吐鲁番已经流传着对冯唐故事在《史记》基础上的民间加工传说，即香火院解说功臣壁画。《老冯唐直谏汉文帝》话本正是沿用唐人的这一加工。话本在叙冯唐故事之前，还有较多的文字叙宋代香火院功臣壁画的情况，作为“入话”部分，而与冯唐解画相承应。由宋代的情况自然会推及唐代，反过来说，唐代的情况自然也会延及宋代。所以，《三台词》中冯唐解画在民问传说中并非孤悬偶然的。
既然《老冯唐直谏汉文帝》的重要情节是渊承唐代民间故事，这可证明此话本的时代距景龙四年不是很遥远的。联系话本入话称颂宋太祖的内容，话本的时代很可能在宋代。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认为此话本是明代作品。但并无具体论证，只是仅从“就话本内容略可考知，文字风格近似明人者”来粗作认定。然而此话本内容并不能对作品时代有所揭示，至于文字风格，《清平山堂话本》既在明代结册，自然不排除明代人的文字处理。至少可以说，此话本必有一个大致产生于宋代的故事底本。
自然，冯唐解画的故事由于某种原因而流传不广，罕为人知。《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写到细柳营劳军，但未及冯唐、魏尚事。近人蔡东藩于1925年著成中国通史演义系列中的《西汉演义》，据《史记》详写魏尚、冯唐事，全然不及民间文学的艺术加工。说明当时《老冯唐直谏汉文帝》话本虽存在，而蔡氏不知。仅就目前资料言，冯唐题材见于民间创作而又增饰了艺术性的，仅此《三台词》和《老冯唐直谏汉文帝》两件。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于此可以看出此《三台词》的弥足珍贵（而它的珍贵又不限于此点）。学术界对此词无深究，本文即作阐释以求指正。
（原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