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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传承关系——民间文学对巫术的趣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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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中叙诸葛亮临死前:“又嘱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司马懿见将星不坠,必然惊疑。吾军可令后寨先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若司马懿来追,汝可布成阵势,回旗返鼓。等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

    与此相照应,写诸葛亮死时司马懿的情况是: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入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即传令起兵追之。方出寨门,忽又疑虑曰:‘孔明善会六丁六甲之法,今见我久不出战,故以此术诈死,诱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计。’遂复勒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霸暗引数十骑,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

    这就是著名的“死诸葛能走生仲达”故事。

    一颗大星,坠入蜀营,按旧时的说法是诸葛亮已死的星象。又“三投再起”,便是诸葛亮叮咛的那一套办法产生的假象;人未全死,因而将星坠而又起。司马懿由此“三投再起”的所见,便对诸葛亮的死有所怀疑,所以见到诸葛木像便以为还活着。从文学创作来说这个情节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但从根本来说“三投再起”是因为诸葛亮尸体口中含米七粒,脚下有明灯一盏。这是有道理的吗?

    回答是:有道理,也没有道理。说有道理,是指这种说法的作者(但不是诸葛亮,也不是罗贯中,详后),有自己的因果逻辑推理。即口中含米等于还在进食,未死。脚下有灯,即还在光明的人间,未归入地下阴间。但这只是自我欺骗的假道理。它只能使蜀军相信这样可以欺骗司马懿而不来追杀,蜀军可以镇定不乱的、安全的撤退。

    人死后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方法,即巫术的方法,制造假像,使敌对的人以为未死,这是从古代民间文学中活人巧装死人的巫术故事演变来的。下面例说这类民间故事的系列性及传承性。

    例一,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载,汉代的大学者马融接收了许多学生,因教不过来,就让高足弟子代为传授,有的学生三年未能见到老师一面。后来也是著名学者而且超过老师的郑玄,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有一次马融推算天文现象有疑难,学生们建议:郑玄可以解决。叫来一算,果然一切合宜无差。郑玄学完后回家,老师怕他扬名忌才,准备在路上杀害他。郑玄早已估计到此,路过一座河桥时,便走到桥下坐着,把穿木屐的双脚伸到河面上。马融占卜郑玄路途情况,一下高兴地对左右说:“郑玄现在身在土下水上,又靠着木头。这些情况说明他已经死了,我不用追杀他了。

    桥面与路平,桥下就是在地平面之下,犹如在墓坑中,所以马融说他“身在土下”。古代把墓坑称为“黄泉”,即接近地下的水。脚在水下,也是已被埋葬之意。“又靠着木头”,指头上有木桥,脚下有木屐,这等于尸体在棺材之中。

    例二,《敦煌变文集.刘家太子传》叙王莽篡位之时,汉帝太子逃到南阳,一位农民帮他隐身。方法是其耕夫遂耕垄土下埋地(按,“埋地”意思是“埋着”)。口中衔七粒粳米,日食一粒,以济残命。兼衔竹筒,出与土外,与出气息。”这样隐身的效果是:“其时捉获不得,遂遣太史占之,奏曰:‘刘家太子今乃身死,在三尺土里,口中蛆出,眼里竹生。’因此诸州,却收兵马。”

    口中的大米被误占为尸体已腐而生的蛆虫,呼气的竹筒被误占为尸体眼孔中长出野竹子。

    例三,《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伍子胥从楚国都城逃出,到姐姐家中吃了一顿饭,继续出逃。忽然觉得眼跳耳烧,便算了一卦,知道是外甥回家后知道他来过,正在后面追赶,要捉住舅舅去领高额奖金。伍子胥便将计就计,用巫术欺骟外甥。他把头上泼了许多水,又把竹枝插在腰下,又把木屐倒穿,在地上画出地户天门,便躺在所画框圈内的草丛中。两个外甥一口气赶了十里,坐下休息,也算卦看舅舅现在什么地方。算知的情况是:舅舅头上有水,便是落在水边。腰间有竹,说明墓已荒凉,长出竹子。倒穿木屐,说明不能向前而曾徬徨。总之,他已身死,于是不再寻找。

    这三例都是活人制造假象,让对方错误地占卜为其人已死。在此基础上,群众反向转化,创造出诸葛亮为自己死后制造仍活着的假象。

    例四,佛教有一部重要的戒律书,叫《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是释道宣公元626年所写,630年改定。卷下三《僧像致敬篇》叙到僧像受人的敬重,有一条小注中言“似刘氏重孔明”一句话。唐释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是为道宣这部书作注释的。它的卷二六中对于“似刘氏重孔明”这一句话又有详注,其中说到:“孔明因致病垂死,语诸人曰:‘主弱将强,为彼所难,若知我死,必建(按,‘遭’字之误)彼我(按,‘伐’字之误)。吾死已后,可将一袋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言已气绝。后依此计,乃将孔明置于营内,于幕围之。刘家夜中还退归蜀。彼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战。刘备退兵还蜀,一月馀日,魏人方知。……时人言曰:‘死诸葛亮怖生仲达。’……其孔明有志量,时人号为卧龙,甚得刘氏敬重。”

    例五,后唐时释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的记叙是:“孔明领兵伐魏,因得病垂死,语诸军曰:‘主弱将强,为彼可难,若知若知(按,衍‘若知’二字)吾死,必遭彼伐。可将盛土,安吾足下,取镜照吾面。’言讫而终。置相营内,依语为之,至半夜抽军归蜀。经月馀日,魏王有将司马仲达,善卜,卜云:‘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知在也,不敢进兵。……”

    例六,元代至治(公元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三国故事专书,又是另一种写法:

    “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

    例七,明代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蒋大器序本《三国志通俗演主义》中是:“丧车上可作一木龛,坐于车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于口中,足下安明灯一盏,置柩于毡车之内,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矣,吾阴魂自起镇之。”

    例四至例七引自周绍良《绍良丛稿》书中《谈唐代的三国故事》。

    对于最早的郑玄一例,刘孝标注言:“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鸡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子!”不相信有此事。但名儒忌才的实事仍是有的。要否定此说,最根本的是揭露;一人在甲地作某种掩饰之态,在乙地的另一人根本不可能从占卜而知。这仅是编故事的人略知占卜,借此显示所写两人的一智一愚,同时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单从文学性来说,确实生动、新奇,于是唐代民间作家便仿编,并改变出死人装活人的故事来表现诸易亮的机智和司马懿的被骗。

    从例一的郑玄坐在地平面下的河中,来表示人已埋入地下,变成例二的把刘家太子真正埋入土中。例二的口中含米七粒,每天吃一粒维持生命(民间说法,人可以不食七日,超过七天就要饿死),口中衔竹筒是为了呼吸,这都不是掩饰的假象,但到例四及其他例中却变成脚下有土带,变成人仍然活着的假饰,便成了巫术性质。土地是生命之母,巫术便由此附会:死者脚踏土,尸体便领受大地的灵气而不僵化,对方占卜便误以为仍活着。设镜或设灯,是制造阳世人间光明之气的假象。例六中另说是把黑鸡子(即乌鸡下的蛋)沉在水中,这不是为占卜的对方制造假象,而是以乌色来冲克死亡,民俗中“以毒攻毒”的机制;又以“鸡”谐音“吉”,用这软硬两种办法来镇住将星落。而用土、用镜造成人未死的假象,也就达到将星不落,同时使诸葛亮的木像显得有活气,从而产生“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奇特效果。

    上述种种情况充分表明,不论活人作死的假象,或死人作仍活的假象,都是为了欺骗占卜的对方。可以欺骗对方的原因,诸如脚踏土便使尸有灵气,面前有镜使尸如在阳世,纯粹是编故事者的“纸上谈兵”,自以为有这种推理性的可能。所谓马融、伍子胥外甥、司马懿等竟然真的被骗而相信了,也全然是编故事者一厢情愿,自我安慰的事。就实质上来说,连作者也是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的,作者最根本的目的,是借此创造生动、新颖的情节,显示并陶醉于自己的聪明巧智的联想。

    这些假死、假活的方法,都带有巫术性质,或者说是利用巫术原理来编造故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巫术的骗人性,它们都是从某些一般的推理来做附会而言种种神奇的作用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的作用或什么特殊的道理。若从所说的效果看,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完全是骗人的。

    从上述的例证可知,活人制造死的巫术式假象以欺骟敌对力量的占卜者,是南朝宋时《世说新语》开始的,而为诸葛亮的死制造活的假象,是唐代模仿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吸收了这种故事,并作了一些改造。例如最早的说法是“彼魏国有善卜者”被欺骟说诸葛亮未死。后来的说法是司马懿善卜而误卜。罗贯中又改成司马懿先据将星落而惊喜孔明死了,后又怀疑是诸葛亮为引诱自己出战,而用六丁六甲的巫术作死,使得将星落下。总之,都不是当日诸葛亮的真实情况,而是写汉代以后的巫术;又不是实际的巫术,而是不同的作家以巫术为基础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能。所以各自对前代流传的这种故事,既采用又改写。本文对这一点反复申述,细致陈述,是为了说明文学作品及民间流传的所谓非常灵验的巫术故事,是文学性的虚构,并不是巫术的实际记录,由此可以知道巫术也是虚假骗人的。

    既然诸葛亮死后假装未死的种种情况是虚假的,那么所谓诸葛亮镇住自己的将星不落,亦即司马懿见那将星“三投再起”也者是虚构的。在古代,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大臣、将帅等死亡,他们的命星就要落下,这种说法甚为多见。我们可以对诸葛亮将星坠落的说法再作些讨论。

    第一,星象绝不主人事。说星象主人事,首先是某星主国君的慈仁或残暴、英明或糊涂,这本是借以作提示和警戒的,并不具备真实性。由国君而言及某星主后妃、丞相、将帅、大臣、庶民百姓等,成为系统性,也是无真实性的。

    第二,就以象征将帅的星来说,又是很多的。比如南斗六星中,“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南宫,朱鸟……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这些都是《史记.天官书》及注所言的不同的将星。而《隋书.天文志》又言:“天将军十二星,在娄北,主武兵。中央太星,天之大将也。”还有其他的杂乱说法,不用一一举出。这么多的将星,哪一个是诸葛亮的将星呢?又有什么客观标准呢?

    第三,《三国演义》第103回中,在所写诸葛亮布置祭星的那段以前,又说:“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维曰:‘丞相何出此言?’?明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其光昏暗。天星如此,吾命可知!’”这里所言三台星就是主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文昌星(但主三公的还另有其他的星),对孔明是合宜的。孔明是相,不是将,但小说中多次又言他的“将星”,可见作者对所谓星象也没有确定的根据,信笔而写。

    第四,不论什么星,说它的明暗反映了人事的正反情况,虽属无据,而星在客观上确实会有明暗变易。但说将相等死亡必有星的坠落,即某星崩裂出陨石,这种偶合情况也是极少的,也就是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五,“三投再起”,等于说诸葛亮的将星摇摇欲坠之后又再升起,终未落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晋代孙盛《晋阳秋》作:“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往大还小:三次坠落时星显得大,再升起时就小了。这更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借此与诸葛亮口中含米进食,虽死犹活的假像相照应。

    总之,在“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这个故事中关键性的是假活假死巫术和星象主寓人事这两个方面。都是做极度的夸大要张扬它们的真实,结果是适得其反,让人悟感到巫术和星象主寓人事本身的虚假。这众多的类巫术的说法,说明巫术、迷信及各种神秘文化,又给民间作家及专业作家提供了一种驰骋艺术想象,发挥聪明才智的思路,再创造新的神秘文化个体。或者说,神秘文化类型成为他们表现巧思趣智的一种新载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从读者来说,会看的看门道,欣赏那无巧不成书的作假;不会看的看热闹,认假为真,助长了自己本有的某种迷信。

    (原载《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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