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民间文学对此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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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这则语录中的“女子”与“小人”各指什么，语境孤悬，无有凭准，经学家也未做研究。在大陆四人帮横行之时，很容易地由此批判孔子对妇女与儿童的轻视与污蔑。在对四人帮做批判时，对夫子此语的本旨未做探对。可以说，古代经学，今曰孔学，对此问题不是不关心，不想给一个明白的说法，而是实在难以有说。
再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对说个清楚明白，况且孔子所言，经弟子们记录又再经整理，必有遗漏删削。孔子对妇孺的态度究竟如何，似乎真成了不解之谜了。
俗语：“山不转而路转。”经学无从再说的这个似乎小小的问题，古代的普通群众却是当作一个大问题，三番五次来做说明。这就是古代的民间文学作品。
《战国策.秦策五》：“相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
《淮南子.说林训》：“项托使婴儿矜。”高诱注：“项托生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
这第一个民问故事已是孔子尊重高智的儿童，甘拜为师。只是内容太筒，想必有所失传。可幸的是晋代嵇康《高士传》中保存了一条问答。“项橐七岁为圣人师。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有注：“言万物同流匹也。”
可以想见，项橐向孔子问难之后，孔子问他住在哪里？项橐不正面回答，却再设一则谜语，孔子猜中了没有，文无交代。嵇康却是仍未猜对。他避言“屋”，又加添了“匹”之一意。
“万流”犹如“万类”。“屋”即“宇”，指天覆地载的宇宙空间，比喻成大房子。“我住在万类共有的房子中。”这是虽答而未答的黠语。故事的作者大约是借此表示项橐并不想显扬自己，所以如此作答。
民间群众倒是知道“万流屋”的曲折和巧趣。笔者五十多年前看民问秦腔戏，一位角色问另一位角色家住何处，回答是：“天底下，地高头。”《裰白裘》第十一集《宿关》中的答语：“家住支吾州、脱空县，天涯府里是家园。我父名唤谎员外，母亲赵氏老夫人。要知我的名和姓，云里说话雾里听。”也是一派空言。所谓“母亲赵氏”同“谎员外”一致，吴语“赵”之义即“谎”。
在敦煌遗书中，有《孔子项托相问书》一种，是长约二千字的叙事又加通俗七言诗。共有十六个写卷，还有三个藏文写卷。而且，其中有的内容在唐代时，已流傅到日本。
《敦煌遗书总目提要》第一一七页，刘铭恕先生就斯三九五号写卷有言：“而可奇者，此卷前部所问：‘何树无枝？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夫无妇？何女无夫？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人无家？’云云一节，似不见唐宋说部，而独见于日本古小说《今昔物语集》(见贺芳矢一考证《今昔物语集》卷十震旦部第九孔子道行值童子问申语），亦足见这一故事虽不见于汉魏古书，其创说必始于唐代。”也就是说古代日本人也对孔子与儿童的关系，是感兴趣的。
无独有偶,《列子.汤问》中两小儿问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孔子东游旨在宣扬他的学说，实现他的政治改革，却能注意到小儿的智辩，故事自然是表现夫子每事问、不耻下问。承认“不能决也”，也是把“不知为不知”贯彻到孺童面前。对结尾之言：“孰为汝多知？”实应解读为：“吾非多知。”或：“吾亦有所不知。”这样的答语，作品特意剪裁省言了，留一个悬念结束故事，是高明笔法。可是“四人帮”时期的批判文章却说：两小儿剥下了孔丘多知的圣人画皮，他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
不仅有偶，又有三。南朝梁代殷芸《殷芸小说》卷二：“孔予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东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着来问我米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乃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外出，以一瓜献二予。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珠，丝将系蚁，蚁将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孔于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敦煌遗书伯二五五五号卷的《七言诗》中有一首是：“东支阿那西支存，孔子东行厄在陈。不知九曲珠难度，悔不桑间问女人。”
清代马骕《绎史》卷八十六《冲波传》也引此故事，但止于“问我采桑娘”句。又言此为《韩诗内传》佚文，则汉文帝时已有此故事。到了宋代《墨客挥犀》，故事有繁衍，不同的后半部分是：
使子贡反而询之。至采桑所，妇无觅矣。但见桑间聚泥一；逾尺许，又聚泥三。子贡曰：“桑者，木也；泥者，土也。其杜姓耶？旁复有三，其三娘耶？”适樵者过，子贡问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芦塘荻渚绕华屋，瑶翠疏花傍粉墙。行过小桥流水北，其间便是杜家庄。”子贡如其言，获见二娘。（下同）
三则故事共同之处，孔子从自身经历中深知妇女、儿童也会是比自己多知，佩服而向他们学习。他们也给孔子以帮助。抛开文学性细节不计，孔子同妇孺的关系是融洽友好的。换一个角度看，又是因孔子深入群众，才发现了他们的才智。孔子正是因材施教，使自己教学相长的好教师。
《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对孔子的主张以“已而，已而”相讽，但“孔子下，欲与之言。”对长沮、桀溺，又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荷篠丈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也。”’承认无所成名，不认为是对自己的不敬。三篇民间故事中的孔子，仍然是《论语》中的孔子。只是把夫子自道，换成了在妇孺中表现，由他们做无言的赞誉。
孔子虽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们相信那是事出有因，当有具体所指，不是夫子的一个普遍性命题。他们似乎预感到会有人就此要做反面文章，所以创作这些故事。以妇孺的现身说法，立此存照。
平实而言，孔子此话中的“小人”，必不指孩童，而应是同“君子”对言的，就品德而言的“小人”。同篇：“子曰：‘君子义以为尚，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类似的小人才是孔子所要评论的。如此，“女子”也当是同品德相关。但是，一般人把此话误解或趣说成泛指妇孺，也是不少见的。于是，群众针锋相对，便接连创作了孔子与妇孺的故事。它们也就成为此则语录补充性的注解。经学不全在经学之内，也在之外。
《项托孔子相问书》中有一个很奇特、很难理解，更难相信的内容。项托一一答出了孔子所问，又反问得孔子不能回答。孔子恼羞成怒，“夫子有心煞(杀)项托”，精心设计，终于杀死项托。“二人登时先觅胜，谁知项托在先亡。夫子当时甚惶怕，州县分明置庙堂。”文章就这样结束了。
从《敦煌变文集》出版引发的敦煌文学的研究已近五十年，这篇变文的讨论也是很热烈的，但对孔子杀项托之后如何，即“州县分明置庙堂”句的含意都不作说明。仅项楚《敦煌变文选注》设注谓州县皆将孔子像置于高堂之中供祀。《新唐书.礼乐志五》：（武德）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
但此注实有四大不妥。首先，孔子杀了人而非常害怕，下文自当交代因怕而如何办。却另言遍立孔子庙，成了杀人有理而褒奖的强盗逻辑，大背常理。其次，盛传为孔子师的项托，也不宜以被杀死作悲剧性结束，应当有个光辉的转折，抵消人们的遗憾。变文所叙是项托孔子当时的事，“州县”句的时间也自当在这个定位。而不应一下推到唐代此举，如同近代文学作品游离性后补的“尾声”。这是第三。如以孔子祀供的光荣言，鲁哀公十七年已在孔宅设庙祭祀。北齐时各地群学已在坊内专设孔庙，享尊的档案记录不必专摆出迟后的一页，这又是一层。
笔者议言：句必叙孔子杀项托后因怕而悔，因悔而有补救之措：建议州县特设庙专祀项托。项托无辜而死，死而为神，为孔子师的事便广为流传，这都由于孔子的建议。项托死而无憾，孔子知错而改，将功折罪。一举而两得，解铃仍是系铃人。可以说是涉险而排险的高明艺术大手笔。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曰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也许民间作家正是深感于此，才如此导演，狠心的让孔子先杀项托而后作悔补，对“更也，人皆仰之”又作自我表现。所以，这仍然是《论语》中的孔子的艺术化。
让孔子建言庙祀项托，似不应全是民间作家的虚构，当是从民间实已有祀祭而受了启十发。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项橐”条：“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十四引《图经》云：‘项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惜不知是何时的《图经》，又祀于何地。而明人黄瑜《双槐岁钞》卷六“先圣大王”条下言：“保定满城县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神姓项，名托，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明代尚有祠庙，当承源前代。非宗教性的神庙，文籍或缺载，不知其详。唐代似当有，成为《孔子项托相问书》创作的因缘。
《论语》是经学的渊薮，但它离不开细流；就像砌墙主要靠大石，却也离不了小石补缺填缝一样。经学也在民间，孔子也在《论语》之外，是应当参照的。
学者们评论孔子，或对民间作品误解成与《论语》恰是对立的。有一篇名为《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研究》文章说：”世有不少攻击孔子并不那么一直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有时也纵容学生胡行乱为；自己也伙同着干些没脸见人的勾当。《孔子项托相问书》就是这类传说故事之一。”所谓纵容学生，是指《墨子.非儒》中的内容，那与项托事各有所主，被误扯为一类。
该文又言：“因为孔于被对建统治阶级加上那么多‘阔得可怕的头衔’，并被神化，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因而，他也就作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对建时代读书人的象征人物,被拉上舞台,加以讽剌、嘲笑以至丑化。年仅七岁的项托，巧弄机锋，驳得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哑口无言，以至不得不承认：‘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可畏也。’”
其中所引“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云云，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的话。鲁迅此文本是针对借尊孔为自己捞政治资本的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等人而言。“都把孔夫子当砖头用……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本是说得十分明白的。而孔子承认“后生可畏”，古来今往不是都奉为名言的吗？怎能又有例外呢？
又有一篇《圣化的与魔化的孔夫子一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考评》。主论：“孔子竟然类似一位“飘然无所依”的外道一佛门所指的魔。”相形之下，还是群众了解孔子，作《论语》之外言而不背，并有所补益。
神话专家袁珂先生《孔子的喜剧一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文说：“《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有关孔子的笔记，它的真实可靠性自然用不着多加怀疑。然而在当时与后来的种种传说中，成为绝妙讽剌的，所有‘怪、力、乱、神’的事儿，恰好都会聚在孔子的身上。不但传说孔子语了‘怪、力、乱、神’，就连孔子本人也给涂上了奸些‘怪、力、乱、神’的色彩，大有要推翻那条笔记的架势。”
文章以多量例证申说后，再作立论：“怪、力、乱、神的事儿，并不是‘子不语’，而只是‘语’得较少，并且没有在正规的场合下宣扬。”这又是对孔子的认识也要在《论语》之外，要参佐民间之说。（作者为甘肃庆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
(原载台湾《孔孟月刊》第四十一卷第九期，中华民国九十二年五月廿八曰）
《论语.阳货》：“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这则语录中的“女子”与“小人”各指什么，语境孤悬，无有凭准，经学家也未做研究。在大陆四人帮横行之时，很容易地由此批判孔子对妇女与儿童的轻视与污蔑。在对四人帮做批判时，对夫子此语的本旨未做探对。可以说，古代经学，今曰孔学，对此问题不是不关心，不想给一个明白的说法，而是实在难以有说。
再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对说个清楚明白，况且孔子所言，经弟子们记录又再经整理，必有遗漏删削。孔子对妇孺的态度究竟如何，似乎真成了不解之谜了。
俗语：“山不转而路转。”经学无从再说的这个似乎小小的问题，古代的普通群众却是当作一个大问题，三番五次来做说明。这就是古代的民间文学作品。
《战国策.秦策五》：“相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
《淮南子.说林训》：“项托使婴儿矜。”高诱注：“项托生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
这第一个民问故事已是孔子尊重高智的儿童，甘拜为师。只是内容太筒，想必有所失传。可幸的是晋代嵇康《高士传》中保存了一条问答。“项橐七岁为圣人师。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是也。’”有注：“言万物同流匹也。”
可以想见，项橐向孔子问难之后，孔子问他住在哪里？项橐不正面回答，却再设一则谜语，孔子猜中了没有，文无交代。嵇康却是仍未猜对。他避言“屋”，又加添了“匹”之一意。
“万流”犹如“万类”。“屋”即“宇”，指天覆地载的宇宙空间，比喻成大房子。“我住在万类共有的房子中。”这是虽答而未答的黠语。故事的作者大约是借此表示项橐并不想显扬自己，所以如此作答。
民间群众倒是知道“万流屋”的曲折和巧趣。笔者五十多年前看民问秦腔戏，一位角色问另一位角色家住何处，回答是：“天底下，地高头。”《裰白裘》第十一集《宿关》中的答语：“家住支吾州、脱空县，天涯府里是家园。我父名唤谎员外，母亲赵氏老夫人。要知我的名和姓，云里说话雾里听。”也是一派空言。所谓“母亲赵氏”同“谎员外”一致，吴语“赵”之义即“谎”。
在敦煌遗书中，有《孔子项托相问书》一种，是长约二千字的叙事又加通俗七言诗。共有十六个写卷，还有三个藏文写卷。而且，其中有的内容在唐代时，已流傅到日本。
《敦煌遗书总目提要》第一一七页，刘铭恕先生就斯三九五号写卷有言：“而可奇者，此卷前部所问：‘何树无枝？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夫无妇？何女无夫？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人无家？’云云一节，似不见唐宋说部，而独见于日本古小说《今昔物语集》(见贺芳矢一考证《今昔物语集》卷十震旦部第九孔子道行值童子问申语），亦足见这一故事虽不见于汉魏古书，其创说必始于唐代。”也就是说古代日本人也对孔子与儿童的关系，是感兴趣的。
无独有偶,《列子.汤问》中两小儿问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孔子东游旨在宣扬他的学说，实现他的政治改革，却能注意到小儿的智辩，故事自然是表现夫子每事问、不耻下问。承认“不能决也”，也是把“不知为不知”贯彻到孺童面前。对结尾之言：“孰为汝多知？”实应解读为：“吾非多知。”或：“吾亦有所不知。”这样的答语，作品特意剪裁省言了，留一个悬念结束故事，是高明笔法。可是“四人帮”时期的批判文章却说：两小儿剥下了孔丘多知的圣人画皮，他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
不仅有偶，又有三。南朝梁代殷芸《殷芸小说》卷二：“孔予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东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着来问我米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乃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外出，以一瓜献二予。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珠，丝将系蚁，蚁将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孔于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
敦煌遗书伯二五五五号卷的《七言诗》中有一首是：“东支阿那西支存，孔子东行厄在陈。不知九曲珠难度，悔不桑间问女人。”
清代马骕《绎史》卷八十六《冲波传》也引此故事，但止于“问我采桑娘”句。又言此为《韩诗内传》佚文，则汉文帝时已有此故事。到了宋代《墨客挥犀》，故事有繁衍，不同的后半部分是：
使子贡反而询之。至采桑所，妇无觅矣。但见桑间聚泥一；逾尺许，又聚泥三。子贡曰：“桑者，木也；泥者，土也。其杜姓耶？旁复有三，其三娘耶？”适樵者过，子贡问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芦塘荻渚绕华屋，瑶翠疏花傍粉墙。行过小桥流水北，其间便是杜家庄。”子贡如其言，获见二娘。（下同）
三则故事共同之处，孔子从自身经历中深知妇女、儿童也会是比自己多知，佩服而向他们学习。他们也给孔子以帮助。抛开文学性细节不计，孔子同妇孺的关系是融洽友好的。换一个角度看，又是因孔子深入群众，才发现了他们的才智。孔子正是因材施教，使自己教学相长的好教师。
《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对孔子的主张以“已而，已而”相讽，但“孔子下，欲与之言。”对长沮、桀溺，又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荷篠丈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也。”’承认无所成名，不认为是对自己的不敬。三篇民间故事中的孔子，仍然是《论语》中的孔子。只是把夫子自道，换成了在妇孺中表现，由他们做无言的赞誉。
孔子虽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们相信那是事出有因，当有具体所指，不是夫子的一个普遍性命题。他们似乎预感到会有人就此要做反面文章，所以创作这些故事。以妇孺的现身说法，立此存照。
平实而言，孔子此话中的“小人”，必不指孩童，而应是同“君子”对言的，就品德而言的“小人”。同篇：“子曰：‘君子义以为尚，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类似的小人才是孔子所要评论的。如此，“女子”也当是同品德相关。但是，一般人把此话误解或趣说成泛指妇孺，也是不少见的。于是，群众针锋相对，便接连创作了孔子与妇孺的故事。它们也就成为此则语录补充性的注解。经学不全在经学之内，也在之外。
《项托孔子相问书》中有一个很奇特、很难理解，更难相信的内容。项托一一答出了孔子所问，又反问得孔子不能回答。孔子恼羞成怒，“夫子有心煞(杀)项托”，精心设计，终于杀死项托。“二人登时先觅胜，谁知项托在先亡。夫子当时甚惶怕，州县分明置庙堂。”文章就这样结束了。
从《敦煌变文集》出版引发的敦煌文学的研究已近五十年，这篇变文的讨论也是很热烈的，但对孔子杀项托之后如何，即“州县分明置庙堂”句的含意都不作说明。仅项楚《敦煌变文选注》设注谓州县皆将孔子像置于高堂之中供祀。《新唐书.礼乐志五》：（武德）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
但此注实有四大不妥。首先，孔子杀了人而非常害怕，下文自当交代因怕而如何办。却另言遍立孔子庙，成了杀人有理而褒奖的强盗逻辑，大背常理。其次，盛传为孔子师的项托，也不宜以被杀死作悲剧性结束，应当有个光辉的转折，抵消人们的遗憾。变文所叙是项托孔子当时的事，“州县”句的时间也自当在这个定位。而不应一下推到唐代此举，如同近代文学作品游离性后补的“尾声”。这是第三。如以孔子祀供的光荣言，鲁哀公十七年已在孔宅设庙祭祀。北齐时各地群学已在坊内专设孔庙，享尊的档案记录不必专摆出迟后的一页，这又是一层。
笔者议言：句必叙孔子杀项托后因怕而悔，因悔而有补救之措：建议州县特设庙专祀项托。项托无辜而死，死而为神，为孔子师的事便广为流传，这都由于孔子的建议。项托死而无憾，孔子知错而改，将功折罪。一举而两得，解铃仍是系铃人。可以说是涉险而排险的高明艺术大手笔。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曰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也许民间作家正是深感于此，才如此导演，狠心的让孔子先杀项托而后作悔补，对“更也，人皆仰之”又作自我表现。所以，这仍然是《论语》中的孔子的艺术化。
让孔子建言庙祀项托，似不应全是民间作家的虚构，当是从民间实已有祀祭而受了启十发。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项橐”条：“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十四引《图经》云：‘项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惜不知是何时的《图经》，又祀于何地。而明人黄瑜《双槐岁钞》卷六“先圣大王”条下言：“保定满城县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神姓项，名托，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明代尚有祠庙，当承源前代。非宗教性的神庙，文籍或缺载，不知其详。唐代似当有，成为《孔子项托相问书》创作的因缘。
《论语》是经学的渊薮，但它离不开细流；就像砌墙主要靠大石，却也离不了小石补缺填缝一样。经学也在民间，孔子也在《论语》之外，是应当参照的。
学者们评论孔子，或对民间作品误解成与《论语》恰是对立的。有一篇名为《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研究》文章说：”世有不少攻击孔子并不那么一直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有时也纵容学生胡行乱为；自己也伙同着干些没脸见人的勾当。《孔子项托相问书》就是这类传说故事之一。”所谓纵容学生，是指《墨子.非儒》中的内容，那与项托事各有所主，被误扯为一类。
该文又言：“因为孔于被对建统治阶级加上那么多‘阔得可怕的头衔’，并被神化，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因而，他也就作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对建时代读书人的象征人物,被拉上舞台,加以讽剌、嘲笑以至丑化。年仅七岁的项托，巧弄机锋，驳得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哑口无言，以至不得不承认：‘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可畏也。’”
其中所引“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云云，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的话。鲁迅此文本是针对借尊孔为自己捞政治资本的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等人而言。“都把孔夫子当砖头用……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本是说得十分明白的。而孔子承认“后生可畏”，古来今往不是都奉为名言的吗？怎能又有例外呢？
又有一篇《圣化的与魔化的孔夫子一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考评》。主论：“孔子竟然类似一位“飘然无所依”的外道一佛门所指的魔。”相形之下，还是群众了解孔子，作《论语》之外言而不背，并有所补益。
神话专家袁珂先生《孔子的喜剧一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文说：“《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有关孔子的笔记，它的真实可靠性自然用不着多加怀疑。然而在当时与后来的种种传说中，成为绝妙讽剌的，所有‘怪、力、乱、神’的事儿，恰好都会聚在孔子的身上。不但传说孔子语了‘怪、力、乱、神’，就连孔子本人也给涂上了奸些‘怪、力、乱、神’的色彩，大有要推翻那条笔记的架势。”
文章以多量例证申说后，再作立论：“怪、力、乱、神的事儿，并不是‘子不语’，而只是‘语’得较少，并且没有在正规的场合下宣扬。”这又是对孔子的认识也要在《论语》之外，要参佐民间之说。（作者为甘肃庆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
(原载台湾《孔孟月刊》第四十一卷第九期，中华民国九十二年五月廿八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