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君》、《湘夫人》人物、情节、主题的驳议及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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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屈赋的研究，无论是古代或现代，歧说最多而又最为捍格难通的，莫过于《湘君》《湘夫人》的情节、人物和主题了。歧说纷纭的原因自然多端，从论证方法而言，后之治骚只顾立新说，不去或很少就异论的致命之处作针锋相对的驳论，只见新论相继提出，与前有之论相安并存，这也是个重要原因。古代学者多主两诗写屈原向湘水神的致祭；以寓思君之怀。现代学者对此均有直接而明确的批判，从而确立了两诗实写神与神的恋爱的新论。但现代学者在对诗的情节和人物的理解上，却基本沿袭王逸等的旧说，因而仍是不同学者之间所论相去甚远，同一学者之论也多有矛盾或不周之处。这种对比情况也说明了歧说间的置辩。
驳论的重要。本文试就郭沫若、陆侃如、马茂元等楚辞专家的各种歧说，提出具体的分析。驳辩，并对两诗的情节、人物和主题再提新的刍议。笔者愿作众矢之的，以期对两诗的理解或可引得接近于正确的统一。
诸家的异说从总体言，涉及两诗的命名、出场人物、具体情节、主题、两诗的结构等许多方面；就局部的具体问题而言，都是以对许多关键性的诗句的不同理解作为基础的。因此下文先从有关诗句的歧解详作评论。
“驾飞龙兮北征”
陆侃如、龚克昌《楚词选译》认为《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北征”等四句是写湘君同时北寻湘夫人也未遇，两人同在舞台而各不相知。暂且不论情节是否合理，单就舞台处理而言，在湘君唱此四句之后，要站在舞台上作为一位“观众”，陪湘夫人把二十六句诗唱完后，一同退场。仅此一点就暴露出认为诗中有被寻者出场是不确的。冯先生以为两诗都是以次要人物(即被寻者)命名，这也是背常理而无法使人理解的。
马茂元《楚词选》的意见与陆说基本相同。他认为《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北征”四句是湘夫人想象湘君可能来赴约会。这固然避免了舞台处理的上述弊端，却使得作品成为以未出场的次要人物命名，这更是背于常理了。马先生言：“湘君从九疑溯湘水北行，故云‘北征’。”然而这是多有矛盾时。首先，“遭吾道兮洞庭”句的“吾”就是一大障碍。叙湘夫人想象湘君赴约，只能用第二或第三人称，“吾”充分证明“北行”只能是唯一出场的寻者自语。湘君如从九疑来赴约，则不应先言“驾飞龙”的水行路线。“北征”既是寻者自语，就全排除了被寻者的出场。其次，诗开篇即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表明被寻者当在水域。湘君以“湘”系名，必为湘水之神，何得反而在于山居。王逸等把诗附会为屈原致祭于舜和舜妃神灵，马先生否定了这个主题，却承用了王逸的人物说，把湘君仍视为舜，故以舜没于九疑之地作为湘君的居地。其实顾炎武、赵翼、王夫之、王阖运等已指明，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配偶神，与娥皇、女英为湘水神本是两个体系的神话传说，这是很有见地的，此处不赘及。如果是湘君从九疑北征，不当言“驾飞舟”，紧接着下一句也不当是“遭吾道兮洞庭”。九疑至洞庭，由陆及水，迢迢千里，有诗可咏，有戏可唱，屈原何以仓促一笔带过？‘湘夫人尚在沅湘，怎会想象湘君一下竟到洞庭去寻自己？湘夫人知湘君不忠于爱情而不行，又想象湘君赴约急切迅速，这岂不矛盾？湘夫人以为湘君被新欢留在中洲因而寻不到，这是诗人讲明的。湘君赴约不辞千里，极为神速，何以也没有见到湘夫人呢？由于错误地理解诗中有两人之行，便出现了这一系列乖错抵牾。
比较一下郭沫若的理解是会有启发的。郭著《屈原赋今译》以为《湘君》叙女神寻男神未遇，男神始终未出场。理解为只有寻者出场，“北征”是寻者的路线，便没有陆、马二先生的上述矛盾。这可反证将“北征”系于被寻者，从而有被寻者出场的理解是不符合原诗之意的。“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郭文言：“我的灵魂，飞过大江。灵魂飞去路太长，妹妹忧愁，更为我悲伤。”对此应当辨析三点。（1）广横”应是四处显示义，不宜加字解为横渡；（2)被寻者无论是何者，二神均为水神，诗已明言他被留在“中洲”，自不应离水域而登岸去寻觅；（3)诗极写寻者思念之切，寻觅之诚，又怎会忧愁路远而半途止寻？
陆侃如译言：“横渡大江啊显示了湘君的精诚。你虽显示的精诚啊并未到来。”则是被寻者渡江来赴约。但是湘君为何渡江到陆地去会湘夫人？既已渡江，为何也未遇湘夫人？
唯马茂元以为“灵”字碍意，用王夫之说，解“灵”通“舲‘扬灵”为湘夫人“扬帆前进”继寻湘君。“未极”则是湘夫人未达终点。这种理解同样多误：（1)湘夫人不当过江至陆地去寻湘君；（2)“未达终点”不符湘水恋神笃志爱情的性格；（3)“舲”之义为舟，改换为“帆”，是完全违背训诂基本原则的。而且“帆”只有汉代用例，先秦当无其物。
“斲冰兮积雪”
王逸言：“言已乘船，遭天盛寒，举其棹楫，斲斫冰冻，纷然如积雪。”可是本诗有“采杜若”之事，文言“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分明不属冬令。《湘夫人》又明言事在“秋风”之时，可见王逸对诗的时令完全说错了，但后世注解此句的人却多承其说，陆先生即是。郭沫若的译句为：“在冰雪中开路怎有下场”，仍为暧昧之言，既可理解为叙爱情的挫折，也可理解为叙眼下的行船。如为前者，则与此节叙眼下行船之情不承；如为后者，则仍落王逸原臼。马先生言，“(冰雪)借指在水光中打浆前进”。可是，分明是在水中打浆，为何要说水光中，而水光并非水，乃水上之光，而且又是远望的辽阔景象。冰雪与水光各为一物，难以代指。水光是明媚景象，也与此节诗叙颠倒之事、失望之情相离。可见这种种解释都未得“冰雪”之意。
“石濑兮浅浅，飞龙今翩翩”
古今楚辞学者均言“翩翩”为轻快意。郭译：“龙船任你飞又飞，石濑它只浅又浅。”浅水之中，龙船岂能轻快飞驰？陆译：“沙石间溪水轻快地流，龙船疾驶啊如鸟翱翔。”但溪水经过沙石之间，迂回受阻，定不会轻快。马茂元注言：“湘君乘龙船在浅浅的水上飞行，应该很快地来到。”水浅竟成为船快的原因，全然连至明至显的道理都不顾了。郭、陆将石濑行船系于寻者为是，马说却系于被寻者，应误。寻者船经石濑，故即叙眼前之况。寻者全然不知被寻者踪迹,何得知他行于石濑？又，石濑只能是个别地段，又使寻者误入险路(详后文）。如言被寻者因行石瀨浅水而应快速到来，则意味着所经之处多为石濑地段，这岂不是悖于事理？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王逸以为句言屈原“自伤与鱼鳖同为伍也”，自是误说。王夫之言：“鸟不期而次于屋上,水不期而周于堂下，喻无所待而安集之意。”但鸟在屋上，水绕堂下，都是自然之状，并无期与不期的因果或其他事理关系，也就难喻无所待而安集之意。他们解释的具体喻意是不对的。但认为有喻意即要说明某个意思却是对的。郭、陆对此句仅按字面译述，不言寓含，只能是知难而有意回避。
马先生言：“湘夫人说她来到约会的地点，没有会见湘君，只看到‘鸟次屋上’、‘水周堂下’的荒凉景象而已。”认为北渚为约会之地，不仅是涉及这两句诗，而且也涉及《湘君》和《湘夫人》两诗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古今其他治骚者均未注意此点，因而未能指出北渚之地的特殊性，未及何以会来北渚。但是，这里还有相关的事理应予探究。北渚既为约会之地，寻者为何不在此等待，却要舍此而在别处寻觅？为何四方都寻不见时才来约会之地？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可见其中尚有另一层奥妙。又，无论能否会见恋人，鸟在屋上，水绕堂下，都是已然的，不因会见与否而改变。所以它们也不应是荒凉景象。诗人此景物描写也许另有寓意吧。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古代对“捐余玦”两句即已歧说多端，当代学者都以为寓意绝情，而对采杜若句仍各持己见。郭译：“送给那贫苦的一些姑娘。”陆译作“赠送给你的女伴”。马先生言赠给湘君的侍女。郭之“贫苦的姑娘”，是紧贴“下女”之用字，女伴、侍女则离字面较远，应非诗人原意。关键的是送给下女与捐玦遗佩的绝情有何联系，从郭译中不得而知。马先生有解释：“‘玦’和‘佩’是男子的用物，是湘君送给湘夫人的。最初把它丢在水里，是为了表示决绝之意，但是真正能够决绝吗？这种深长的怨望，正说明了深刻的相思，于是仍然不得不折芳草于寄情。”对这种分析，我们可有几个反问。(1)为何不明言赠给恋人，却要赠给女伴或侍女？（2)恋人究竟在何处尚不得知，又怎知女伴或侍女之地？（3)“下女”为女伴、侍女之义有何训话根据？（4)《湘夫人》中类似的意思做“遗远者”，应该与“遗下女”有共同的寓意；为何不把二者联系起来？，（5)诗的矛盾在于认为对方“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赠芳草给女伴与此全无联系，甚或矛盾。
马先生言所捐之玦为男子所有，因而是湘君送给湘夫人的，这是他断定《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湘君被湘夫人视为爱情不忠的根据。我以为马先生所据只是可能性之一，另有一种可能性是所弃之玦乃女性赠给男性者。玦为男性之玉佩，故女方特赠为佩，这在爱情交往中无论古今都是常理。《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即是女赠佩于男。诸家以《湘君》叙女神寻男神，导致出前叙的诸多错误。这启示我们另解此诗是叙湘君寻觅湘夫人，怨她心不同，恩不长，恰好一无乖违梗塞之处。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既言“不再得”，就不会继作等待。郭译“徬徨，徬徨，姑且散淡心肠。”徬徨即徘回于此地,亦即等待；陆译也是“姑且散心啊徘回等待”。‘王逸原注：“逍遥，游戏也。《诗》曰：‘狐裘逍遥。’言天时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年既老矣，不遇于时，聊且逍遥而游，容与而戏，以待天命之至也。”今按，释“逍遥”与“容与”为游戏义，是。据此，句当言聊且游戏作乐。但王逸释句不坚守词义，硬要缀加“以待天命之至”，正与时不可再得，人年不再盛矛盾。这是因为主逸把这两首诗视同于《离骚》的屈原发抒忠君致志之作，恐游戏之低沉颓放之情损伤诗人的伟大，不得不曲笔来美全诗旨。我们即认为两诗为爱情诗，就本无需袭用王逸附加的等待一意。
闻一多《九歌解诂》言：“容与”即今语之“开心”，而开心即指男女之事。《庄子.人间世》：“因案人之所惑，以求容与其心。”成玄英注：“容与犹放纵也……以求快乐纵容，遂其荒淫之意也。”闻先生所引这个根据是最为恰切而有力的。“容与”即舍湘夫人而另与“下女”开心，可证此诗的寻者为湘君，被抱怨不忠不信的是湘夫人。
前面已叙过，陆、马以为《湘君》诗叙湘夫人寻湘君，即诗以次要人物，并且是以未出场的次要人物命名。以湘夫人为寻者，这在诗的许多地方导致矛盾和误解。如以湘君为寻者，则诗以主要人物命名，有关疑碍也一泻而通。
郭沫若虽也是认为《捆君》为叙女神寻男神，但他又认为湘君即是湘夫人，因之两诗是写女神连续不断地寻觅不来赴约的男神，这男神只被她称为“哥哥”，具体的名字就不得而知了。《屈原赋今译》注言：“本歌(按，指《云中君》)是作为大司命的自述。歌中凡见两‘君’字,当即云中君。云中君是女神。古人女子亦称君，如寡小君、湘君即其例。”这个根据其实是违反逻辑常理的。女子固可称君，但称君的未必就都是女性，应揆诸相关事理，始能确言为男为女。“寡小君”确为称女，但这是和指男的“寡君”对言的。“湘君”分明同“湘夫人”对言，而湘夫人为女，湘君必为男。认为两名实即女神一人，遂使《湘君》与《湘未人》成为完全重复、各无特点的赘篇，这是有误的。
现在来说明笔者对《湘君》人物和情节的新解。
诗叙湘君寻湘夫人，湘夫人未被找见，故未出场。诗即以出场的唯一人物，亦即寻者这个主要人物命题。湘君误以为湘夫人另有所恋而必不肯赴约，而且对她早就有“恩不甚”的疑心，因此他要打扮得更美，要从第三者身边把她夺回，因此他等不到晚间约会之时，白日就去找湘夫人。“美耍渺兮宜修”不是一般的打扮义，是要同把湘夫人留住的那位“谁”比美的意思。坚信她另有所恋，提前去找她，自然不会又幻想她同时也来赴约。故“驾飞龙兮北征，遑吾道兮洞庭。”是叙湘君不惮远而折道洞庭。“望涔阳兮极浦”叙再向涔阳寻觅。诗的前部分突出了湘君穷尽沅湘、洞庭、大江寻觅恋人的毅力和诚心。“横大江兮扬灵”，当是湘君猜度之意：无论湘君被第三者留在何处，总是在水域，总是会有神灵气息显露。湘君欲捕捉这种灵气以觅湘夫人，他把这种或那种景象疑为灵气，然而却又都不是，感情上却又有一定程度的相信。“未极”即不明显，不充分，传达了寻者将信将疑，欲罢不能，欲寻无踪的判断和心神。这是诗人细腻传神的表述，不宜把它简单化为叙欲渡江而怕遥远，或想象为被寻者应该到来、正在到来之类多背事理的歧说。
“斲冰兮积雪”一层应是湘君寻觅无望而返程回归。由于心情恼丧，心不在焉，因而误入歧途，航行艰难。扫兴而归，误入旋浪激流，奋力挥桨，难如破冰，浪花飞溅四周，犹如积雪。行程的艰难更激化了对湘夫人的怨情，遂有“采薛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的绝望反悔，遂有恩不甚、心不同、交不忠、期不信这连珠炮似的责难愤语。“石濑兮浅浅”同“斲冰兮积雪”句应是平行复说而旨意同一的。诸家解石濑流水轻快，船行也疾快，完全没有注意这层诗意的宗旨，致使与“斲断冰”句意相反前后不承，对诗是有损伤的。
“翩翩”一般是轻快义，然而能有此意却是因为“翩”是动摇不止之义，在此句中正指虽奋力不断打浆,但浅水难浮龙船,船身仅是频频晃动而难以前进。《大雅.桑柔》：“四牡骙骙，族旃有翩。”毛传训“翩”为“在路不息也”。《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言引此诗，韦昭注：“翩翩,动摇不休止之意。”曹植《杂诗》：“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即频频伤我心。《韩诗外传》卷九第二十七章：“譬夫凤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篱之雀喔咿而笑之。”凤凰初飞虽奋力而速慢，麻雀故笑。翾，即以“还”指反复飞。张华《鹪鹩赋》“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态。”亦言小飞，’词义为“翩翾”。白居易《感鹤》：“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翾。”高适《途中酬李少府》：“鹏鸿列霄汉，燕雀何翩翩。”与白诗意同。即“翩翩”也可以指小飞、低飞、近飞、笨飞之意。若言在原地或移地甚近，则为低飞、慢飞、笨飞；若言连续移动而远，则为状其轻快。一词可两指，应据语言环境而确解其所指。“斲断冰兮积雪”，“石濑兮浅浅”即限定此“翩翩”状船晃动不前。如果诗中此层不写返程，则难以引转至“夕弭节分北渚”一层。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应是追忆以往湘夫人有爽约之事，事后曾以忙于神职作释。《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这“帝之二女”，郭璞注言“天地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也”，即湘夫人的神话初型。郭璞又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动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即言湘夫人推波助运，调节风云的神职。看来她们都是恪勤的女神。以前她因忙于工作，耽误了谈情说爱，颇引起湘君的意见，甚至怀疑她另有所恋。这是将神灵写得世俗化，正是塑造了湘夫人可亲可感的性格。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这个“夕”应是湘君寻湘夫人当天之夜。北渚则为湘君驻地，也是约会湘夫人之地。弭节北渚不是等待约会，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住地。所以“鸟次兮屋上，水周舍堂下”是正常的景象，不是特写的荒凉。有屋有堂，流水环绕，可示北渚为湘君幽雅的住地，也是以往及这次约会之地。鸟儿和流水使湘君产生丢弃玦佩的念头，因鸟儿睹此可飞向四方传言，流水自可漂浮弃物而让别处神灵共知。必能传于湘夫人，以表绝情。这就是写鸟写流水的表达意义。这样不仅情节是完整合理的，而且也符合神话的特点。“下女”句必是泄愤绝情之语：我宁愿另找个低贱的姑娘，再也不要你这位贵小姐。“逍遥"和“容与”的开心义即指远走他方另结新职。于是他气得也不想在北渚过夜，当即就离开了。
现在再叙《湘夫人》。诗的情节正与湘君捐块弃佩而出走北渚相承。她从传言得知此变,连忙赶到北渚。“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帝子即题目所示的湘夫人。“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言湘君确是不在他的此居处。于是她“登白瑱兮骋望”，亦不见存留的迹象，自然就深为“愁予”。通篇全是出场人物湘夫人自叙。
马茂元先生言：“帝子”和下文的“公子”，“佳人都是指湘夫人之词，“这篇是湘君想念湘夫人的语气，由扮演湘君的男巫独唱。”但此有几碍：(1)湘君既然想象湘夫人已降北渚，必不会有“愁予”反复描写。（2)诗如写湘君之思，何以又偏以被思而未降的湘夫人命题?如前所叙，“帝子”句是诗人叙湘夫人后来北渚，证实湘君出走因而自愁。这才是合文意又合情理的。
“与佳期兮夕张”句，马先生认为，“是说（湘君）计算着在约会那天的傍晚，做好一切准备，等候湘夫人降临。这里的‘夕’与上篇‘夕次兮北渚’的‘夕’字相应。”笔者虽然认为把这层意思理解为湘君想象是不确的，却认为两神原来约会的时间就在“夕”时，地点就在北渚的理解这一局部是完全正确而且极为重要。由此还应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约会本在夕时、在北渚，那么《湘君》诗中湘夫人为何不在夕时直接来北渚与湘君约会？为什么偏要大大提前时间，在日间经沅湘，历洞庭，至大江，四处奔波地漫无目标地寻找湘君？未找见的湘君究竟是在哪里？湘夫人既然夕时已到约会地北渚，并且要将杜若赠给湘君的侍女重结友好，必然是在此再等湘夫人。可是《湘夫人》叙湘君来北渚并未见湘夫人，她又哪儿去了呢？除了有意互捉迷藏之外，就难以解释这一连串的情节问题。实际上是这种持论把两诗的寻人者和被寻者弄相反了(从而也把诗名同诗中出场人物弄相反了）。也因错解了“聊逍遥兮容与”的远离出走之义，便未能参悟《湘君》中急欲早寻湘夫人的湘君终于转变为不愿再见湘夫人，这才是湘夫人虽来北渚而不遇的原因。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潺”，王逸注：“言鬼神荒忽，往来无形，近而视之，仿佛若存，远而望之，但见流水水潺潺也。”洪兴祖补言：“此言远望楚国，若有若无，但见流水之潺潺耳。荒忽，不分明之貌。”今人对于“荒忽”之意皆用此旧说，如马先生言：荒忽：若有若无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在远望中只见到沅水和澧水在潺潺声中不断地流着，可是他所约会的人却没有随流水以倶来。今按，若有若无，是不能肯定有，也不能肯定无，但诗实言欲见之神未来，据此即可知“荒忽”应不是若有若无义。王逸以为是屈原望湘夫人，人对神灵之形的惑知，固可言“鬼神荒忽，往来无形”，但马先生认为诗写湘君望湘夫人，同为神灵，则不当也是“鬼神荒忽，往来无形”。又，按王逸说，屈原对湘夫人“近而视之，仿佛若存”，已经如愿可亲致诚意，何须憾于远望之若无呢？洪兴祖不取望湘夫人之解，另言是望楚国之意，也许就因为近视神灵若在不合诗旨而不从。但洪氏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见流水之潺潺”，则是分明不见**之楚国，正与“远望楚国，若有若无”矛盾。以事理言，楚都实是望不见的，而以感情音，楚都又是犹在眼前可望的。这种情况并不是“若有若无”，也不应有憾恨之情。这诸端背理，更证明“荒忽”不是不分明之貌，不是若有若无之意。
“荒忽”确有不分明之义，但它的本义是极远之地，此处即用此本义。“荒忽”与“远”同义复说。“荒”有边远之义，“荒服”、“八荒”、“大荒”即为边远义之用词。《九歌.山鬼》：“平原忽兮路超远”，一本作“平原路兮忽超远”，“忽”亦为辽远之义。《九章.涉江》：“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言漫长之征路，何处是终极。《怀沙》：“修路幽弊，道路忽兮。”忽，远之义。《远游》：“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七谏.自悲》：“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慌忽”通假“荒忽”，言极远。把“荒忽兮远望”句解释作“远望若有若无，只见潺潺流水”，恰成前后矛盾的病句。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滗。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陆侃如译作：“傍晚渡水啊到那西岸，听见好人儿啊向我召唤，我赶快驾着车啊同你一起去寻欢。”郭沫若译为：“晚来渡过西边的岸头。听说好哥哥他在叫我，要和我一道逃走。”都未点明“西滗”为到北渚之所经。陆译给人一种错觉：听见召唤是至西岸后的新情况，则湘君就在附近，那又何以湘君实际不在。实际情况是，召唤是叙言前之约会，正是经西滗至北渚的原因。郭译“逃走”之意是误加，二神之爱并没有外来的逼压，没有欲逃的情理。“听说”只能是听他人传说，也不妥。
“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陆译：“九疑山上的众神啊都来欢迎，你和侍从们前来啊像流云一样。”是说九疑众神来迎娶湘夫人，此不妥。二神均为湘水之种，既不宜说湘君为九疑之神，更不宜说将湘夫人娶到九疑。将湘君同九疑挂钩，是以舜死于九疑为媒介的。但舜与尧二女生前本为婚配，本不会有死后再次恋爱而成婚之理。此可证本文前已言及的湘君与湘夫人，舜及二妃的死后神灵，是各为一系的神话传说，此诗中湘水神应与舜的史迹无涉，因此，湘夫人想象自己的婚礼地点应在湘水区域。“并迎”应是湘君夫人欢迎来贺婚的众神，“九疑”泛指远来的陆地山区之神。再从“筑室兮水中”一大段诗看，明言婚室确在水中，所用的水生草木饰物，也全是屈原笔下的沅湘、洞庭水域之产。我们不要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违逆湘地古代民俗。强将湘水神灵的户籍迁改为九疑之地。“灵之来兮如云”，陆注“灵，指湘夫人”，但湘夫人就在此地，怎能言她“来”此娶自己？她是一位神，又怎能言“如云”？马茂元先生持见相同：“湘君是古代帝王，死于九疑，当然他所在的地方，九疑诸神会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两句是想象湘夫人降临后在一个新的美好的环境中的热闹场面。可是‘佳人’有约而不来。上面的一切都成为空虚的幻想。”这里仍理解为一般的约会。既是恋人的约会，就不会有“筑室兮水中”的新居特写；既是恋人约会，就不宜有众神在周围。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马先生言远者即湘夫人。然而从两诗的共同点来看，这与“将以遗兮下女”均为泄愤之语，两句之“下女”与“远者”应参互作解，即赠者与被赠者为异性，下女亦为远者，远者亦为低下。筒言之，湘夫人以湘君之道还致其身，抛信物而另在他处寻觅新欢。“远者”应为男性。
四
综上所属，笔者以为两诗是合祭湘水配偶神的上下相续的诗篇。两诗出场人物不同，时间相续，情节基本相同，主题继作深化，是合璧之作。分则两篇，合则一诗。《九歌》十一首，何以名“九”？这是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古今学者有一种意见是：《礼魂》遍施奏于诸神，湘君与湘夫人为湘水配偶神，共是九种神灵，故名“九歌”。现在我们认识到《湘君》与《湘夫人》本是上下篇关系，并非可以独立的两诗，就更可以从组诗的结构上佐证“九歌”之说。
本文以为湘君寻湘夫人未遇，在于他有错误的先入之见；提前去寻，是自己不守约。湘夫人至约地未见湘君，是湘君已出走。这样，虽找而不遇是有原因的，湘君不守约又是因为湘夫人前因神职繁忙而爽约，致使湘君疑她这次也必爽约，这也是有原因的，并且更能表现两神的个性。这种构思才是合情理，有曲折，有说明性，才是具备艺术性的情节。而诸家言两神互寻而不遇，却不能讲明一星一点的理由，甚至多有时间、地点、情理诸方面的矛盾，那不遇的情节，实在是人为的做作，缺乏真实性的合理性，自然不具备典型性和艺术性。对两诗持这种分析，只能是低抑损伤了屈子作品的优美和精华。
屈原利用神话题材，结合民俗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加工，创造了二神婚前爱情生活中一段误会'任性的故事，写成他们同酿错、同受苦、同鉴戒的诗篇。情节是曲折的，形象是个性鲜明的，结构又是分合两适，明暗互补而独具特色的。两诗各自以示决裂为终，但隐寓着有情人终成亲眷的团圆结局。因为在实际民俗中他们就是配偶神。在祭神活动中舞演两诗的故事，实际等于两神互向对方推心置腹，剖示自己的错误以示检讨警戒，于是他们更为相知相亲，永以为好了。配偶神的客观实际，就是两诗剪裁而未明写的情节的下一步发展。这就是两诗结构的明暗相兼。两诗前后相续面不是重复。没有湘君的猜疑任性，不会有湘夫人的感情用事，牙眼还报。但毕竟是互为因果，都不够冷静，错误双有。同中有异，虽异还同。这就是两诗的分合互适。这种种艺术特点，只有在细致而准确认知情节之后才能充分领会。
以上结合诗句准确意思的辨析讨论，就两诗的命名，人物飞情节、结构申述了笔者与众大为不同的新议，下面专叙关于主题的置辩。
自王逸以降，长时期来把此两诗攀附为屈原思君致志之作，这是一种把多种多样的文学创作限制在一个模式的倾向，也是轻视爱情诗的反映。一般说，自清代即有学者提出诗实写神与神之恋，与屈子行事无关，但不为多数人重视。闻一多先生《〈九歌>歌舞剧悬解》及游国恩等继作阐释，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旧说。从主要方面来说，恢复这两首诗爱情题材及主题原貌的意义，就在于两诗表明屈原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同时创造了文学的新品种。以神话题材写爱情，以神之恋表现世俗人情，这是新的开拓。同一主题的作品，分为相续的两篇，这是前所未有的品种。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仅对二《湘》诗从宏观上肯定它们是爱情诗，还要仔细地从微观上研究它们的情节、人物形象、结构，以及主题，达到具体、准确。笔者以为目前的研究，在这些方面还都有疏忽之处；上文辨析了有关情节、人物、结构方面的问题，这里专谈对于主题及思想意义的准确把握。
古之治骚者将两诗附会为忠君爱国之作，目的是要拔高作品的思想性，现代的楚辞研究者，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以为两诗提炼了群众爱情生活中常见的猜疑、任性、不体谅不尊重对方这类题材，教育求爱者要慎重对待误会、波折，要理智，不要感情用事。这就是它们的思想性或意义。
这是单纯的爱情题材，没有复合其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复杂因素，因之没有反抗黑暗,揭露丑恶，抨击暴力等内容，无需向这方面分析或强加。
马茂元《论〈九歌>》(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晚照楼论文集》)总论两诗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两篇的描写，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尽管在彷徨惆怅中表现出深长的怨望，但坚贞不渝的爱情，则彼此是一致的。”也就是持两诗的主题是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后来的一些报刊文章介绍两诗时，也都是采用此说的，但我以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我们不用否认两湘神灵是相爱不渝的，但两诗不是要表现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般性的情况，而是要表现对他们来说特殊性的情况：即各自犯过错误，曾经有过短暂的“并非坚贞不渝”。它有可能使他们成为长久的怨偶，为了永远坚贞不渝，需要记住这片暂的“并非坚贞不渝”。或者说诗的内容、主题是对曾经有过的不坚贞表示自我忏悔。马茂元先生以为诗的情节是候人不至却不绝希望，在于没有辨明不至是各自的任性和粗疏而致，这就使他以为两诗与尾生抱柱的故事类似，这是以此为诗的主题的原因之一。
两诗思想意义之二，马先生言：“像这篇所叙述的二妃的故事，在人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现实生活中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就使得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感情糅合在一起，从而更丰富了故事的内容，扩大和加深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篇中所写的是生离死别的心情，……却滲透着一种爱恋与追求的狂热，充沛地显示出一种生命活力。从这里可看出在黑暗的现实世界里，人民是怎样向往于美好和光明，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和理想。”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太宽泛而不准确了。对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爱情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说，两诗与它们大为不同，就不能把适用于彼一的也来称说此一。湘水配偶神的互候而不会，纯是自我失误的后果，没有阶级的压迫，暴力的阻挠，完全谈不到于人民群众有普遍意义的悲欢离合，完全谈不到苦难的黑暗现实世界。分析文学作品，必须紧扣它的具体情节和所概括的不同的生活层次范围，也不需要扩大和拔高。准确、合理的阐述两诗的爱情波折和烦恼的具体情节，同样准确合理的阐述此情节所负载的主题，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就脱颖而出。否则，作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就会被泯没，文艺分析也就归于公式化和生硬说教了。
(原载《喀什师院学报》1989年第5期）
对于屈赋的研究，无论是古代或现代，歧说最多而又最为捍格难通的，莫过于《湘君》《湘夫人》的情节、人物和主题了。歧说纷纭的原因自然多端，从论证方法而言，后之治骚只顾立新说，不去或很少就异论的致命之处作针锋相对的驳论，只见新论相继提出，与前有之论相安并存，这也是个重要原因。古代学者多主两诗写屈原向湘水神的致祭；以寓思君之怀。现代学者对此均有直接而明确的批判，从而确立了两诗实写神与神的恋爱的新论。但现代学者在对诗的情节和人物的理解上，却基本沿袭王逸等的旧说，因而仍是不同学者之间所论相去甚远，同一学者之论也多有矛盾或不周之处。这种对比情况也说明了歧说间的置辩。
驳论的重要。本文试就郭沫若、陆侃如、马茂元等楚辞专家的各种歧说，提出具体的分析。驳辩，并对两诗的情节、人物和主题再提新的刍议。笔者愿作众矢之的，以期对两诗的理解或可引得接近于正确的统一。
诸家的异说从总体言，涉及两诗的命名、出场人物、具体情节、主题、两诗的结构等许多方面；就局部的具体问题而言，都是以对许多关键性的诗句的不同理解作为基础的。因此下文先从有关诗句的歧解详作评论。
“驾飞龙兮北征”
陆侃如、龚克昌《楚词选译》认为《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北征”等四句是写湘君同时北寻湘夫人也未遇，两人同在舞台而各不相知。暂且不论情节是否合理，单就舞台处理而言，在湘君唱此四句之后，要站在舞台上作为一位“观众”，陪湘夫人把二十六句诗唱完后，一同退场。仅此一点就暴露出认为诗中有被寻者出场是不确的。冯先生以为两诗都是以次要人物(即被寻者)命名，这也是背常理而无法使人理解的。
马茂元《楚词选》的意见与陆说基本相同。他认为《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北征”四句是湘夫人想象湘君可能来赴约会。这固然避免了舞台处理的上述弊端，却使得作品成为以未出场的次要人物命名，这更是背于常理了。马先生言：“湘君从九疑溯湘水北行，故云‘北征’。”然而这是多有矛盾时。首先，“遭吾道兮洞庭”句的“吾”就是一大障碍。叙湘夫人想象湘君赴约，只能用第二或第三人称，“吾”充分证明“北行”只能是唯一出场的寻者自语。湘君如从九疑来赴约，则不应先言“驾飞龙”的水行路线。“北征”既是寻者自语，就全排除了被寻者的出场。其次，诗开篇即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表明被寻者当在水域。湘君以“湘”系名，必为湘水之神，何得反而在于山居。王逸等把诗附会为屈原致祭于舜和舜妃神灵，马先生否定了这个主题，却承用了王逸的人物说，把湘君仍视为舜，故以舜没于九疑之地作为湘君的居地。其实顾炎武、赵翼、王夫之、王阖运等已指明，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配偶神，与娥皇、女英为湘水神本是两个体系的神话传说，这是很有见地的，此处不赘及。如果是湘君从九疑北征，不当言“驾飞舟”，紧接着下一句也不当是“遭吾道兮洞庭”。九疑至洞庭，由陆及水，迢迢千里，有诗可咏，有戏可唱，屈原何以仓促一笔带过？‘湘夫人尚在沅湘，怎会想象湘君一下竟到洞庭去寻自己？湘夫人知湘君不忠于爱情而不行，又想象湘君赴约急切迅速，这岂不矛盾？湘夫人以为湘君被新欢留在中洲因而寻不到，这是诗人讲明的。湘君赴约不辞千里，极为神速，何以也没有见到湘夫人呢？由于错误地理解诗中有两人之行，便出现了这一系列乖错抵牾。
比较一下郭沫若的理解是会有启发的。郭著《屈原赋今译》以为《湘君》叙女神寻男神未遇，男神始终未出场。理解为只有寻者出场，“北征”是寻者的路线，便没有陆、马二先生的上述矛盾。这可反证将“北征”系于被寻者，从而有被寻者出场的理解是不符合原诗之意的。“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郭文言：“我的灵魂，飞过大江。灵魂飞去路太长，妹妹忧愁，更为我悲伤。”对此应当辨析三点。（1）广横”应是四处显示义，不宜加字解为横渡；（2)被寻者无论是何者，二神均为水神，诗已明言他被留在“中洲”，自不应离水域而登岸去寻觅；（3)诗极写寻者思念之切，寻觅之诚，又怎会忧愁路远而半途止寻？
陆侃如译言：“横渡大江啊显示了湘君的精诚。你虽显示的精诚啊并未到来。”则是被寻者渡江来赴约。但是湘君为何渡江到陆地去会湘夫人？既已渡江，为何也未遇湘夫人？
唯马茂元以为“灵”字碍意，用王夫之说，解“灵”通“舲‘扬灵”为湘夫人“扬帆前进”继寻湘君。“未极”则是湘夫人未达终点。这种理解同样多误：（1)湘夫人不当过江至陆地去寻湘君；（2)“未达终点”不符湘水恋神笃志爱情的性格；（3)“舲”之义为舟，改换为“帆”，是完全违背训诂基本原则的。而且“帆”只有汉代用例，先秦当无其物。
“斲冰兮积雪”
王逸言：“言已乘船，遭天盛寒，举其棹楫，斲斫冰冻，纷然如积雪。”可是本诗有“采杜若”之事，文言“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分明不属冬令。《湘夫人》又明言事在“秋风”之时，可见王逸对诗的时令完全说错了，但后世注解此句的人却多承其说，陆先生即是。郭沫若的译句为：“在冰雪中开路怎有下场”，仍为暧昧之言，既可理解为叙爱情的挫折，也可理解为叙眼下的行船。如为前者，则与此节叙眼下行船之情不承；如为后者，则仍落王逸原臼。马先生言，“(冰雪)借指在水光中打浆前进”。可是，分明是在水中打浆，为何要说水光中，而水光并非水，乃水上之光，而且又是远望的辽阔景象。冰雪与水光各为一物，难以代指。水光是明媚景象，也与此节诗叙颠倒之事、失望之情相离。可见这种种解释都未得“冰雪”之意。
“石濑兮浅浅，飞龙今翩翩”
古今楚辞学者均言“翩翩”为轻快意。郭译：“龙船任你飞又飞，石濑它只浅又浅。”浅水之中，龙船岂能轻快飞驰？陆译：“沙石间溪水轻快地流，龙船疾驶啊如鸟翱翔。”但溪水经过沙石之间，迂回受阻，定不会轻快。马茂元注言：“湘君乘龙船在浅浅的水上飞行，应该很快地来到。”水浅竟成为船快的原因，全然连至明至显的道理都不顾了。郭、陆将石濑行船系于寻者为是，马说却系于被寻者，应误。寻者船经石濑，故即叙眼前之况。寻者全然不知被寻者踪迹,何得知他行于石濑？又，石濑只能是个别地段，又使寻者误入险路(详后文）。如言被寻者因行石瀨浅水而应快速到来，则意味着所经之处多为石濑地段，这岂不是悖于事理？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王逸以为句言屈原“自伤与鱼鳖同为伍也”，自是误说。王夫之言：“鸟不期而次于屋上,水不期而周于堂下，喻无所待而安集之意。”但鸟在屋上，水绕堂下，都是自然之状，并无期与不期的因果或其他事理关系，也就难喻无所待而安集之意。他们解释的具体喻意是不对的。但认为有喻意即要说明某个意思却是对的。郭、陆对此句仅按字面译述，不言寓含，只能是知难而有意回避。
马先生言：“湘夫人说她来到约会的地点，没有会见湘君，只看到‘鸟次屋上’、‘水周堂下’的荒凉景象而已。”认为北渚为约会之地，不仅是涉及这两句诗，而且也涉及《湘君》和《湘夫人》两诗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古今其他治骚者均未注意此点，因而未能指出北渚之地的特殊性，未及何以会来北渚。但是，这里还有相关的事理应予探究。北渚既为约会之地，寻者为何不在此等待，却要舍此而在别处寻觅？为何四方都寻不见时才来约会之地？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可见其中尚有另一层奥妙。又，无论能否会见恋人，鸟在屋上，水绕堂下，都是已然的，不因会见与否而改变。所以它们也不应是荒凉景象。诗人此景物描写也许另有寓意吧。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古代对“捐余玦”两句即已歧说多端，当代学者都以为寓意绝情，而对采杜若句仍各持己见。郭译：“送给那贫苦的一些姑娘。”陆译作“赠送给你的女伴”。马先生言赠给湘君的侍女。郭之“贫苦的姑娘”，是紧贴“下女”之用字，女伴、侍女则离字面较远，应非诗人原意。关键的是送给下女与捐玦遗佩的绝情有何联系，从郭译中不得而知。马先生有解释：“‘玦’和‘佩’是男子的用物，是湘君送给湘夫人的。最初把它丢在水里，是为了表示决绝之意，但是真正能够决绝吗？这种深长的怨望，正说明了深刻的相思，于是仍然不得不折芳草于寄情。”对这种分析，我们可有几个反问。(1)为何不明言赠给恋人，却要赠给女伴或侍女？（2)恋人究竟在何处尚不得知，又怎知女伴或侍女之地？（3)“下女”为女伴、侍女之义有何训话根据？（4)《湘夫人》中类似的意思做“遗远者”，应该与“遗下女”有共同的寓意；为何不把二者联系起来？，（5)诗的矛盾在于认为对方“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赠芳草给女伴与此全无联系，甚或矛盾。
马先生言所捐之玦为男子所有，因而是湘君送给湘夫人的，这是他断定《湘君》叙湘夫人寻湘君，湘君被湘夫人视为爱情不忠的根据。我以为马先生所据只是可能性之一，另有一种可能性是所弃之玦乃女性赠给男性者。玦为男性之玉佩，故女方特赠为佩，这在爱情交往中无论古今都是常理。《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即是女赠佩于男。诸家以《湘君》叙女神寻男神，导致出前叙的诸多错误。这启示我们另解此诗是叙湘君寻觅湘夫人，怨她心不同，恩不长，恰好一无乖违梗塞之处。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既言“不再得”，就不会继作等待。郭译“徬徨，徬徨，姑且散淡心肠。”徬徨即徘回于此地,亦即等待；陆译也是“姑且散心啊徘回等待”。‘王逸原注：“逍遥，游戏也。《诗》曰：‘狐裘逍遥。’言天时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年既老矣，不遇于时，聊且逍遥而游，容与而戏，以待天命之至也。”今按，释“逍遥”与“容与”为游戏义，是。据此，句当言聊且游戏作乐。但王逸释句不坚守词义，硬要缀加“以待天命之至”，正与时不可再得，人年不再盛矛盾。这是因为主逸把这两首诗视同于《离骚》的屈原发抒忠君致志之作，恐游戏之低沉颓放之情损伤诗人的伟大，不得不曲笔来美全诗旨。我们即认为两诗为爱情诗，就本无需袭用王逸附加的等待一意。
闻一多《九歌解诂》言：“容与”即今语之“开心”，而开心即指男女之事。《庄子.人间世》：“因案人之所惑，以求容与其心。”成玄英注：“容与犹放纵也……以求快乐纵容，遂其荒淫之意也。”闻先生所引这个根据是最为恰切而有力的。“容与”即舍湘夫人而另与“下女”开心，可证此诗的寻者为湘君，被抱怨不忠不信的是湘夫人。
前面已叙过，陆、马以为《湘君》诗叙湘夫人寻湘君，即诗以次要人物，并且是以未出场的次要人物命名。以湘夫人为寻者，这在诗的许多地方导致矛盾和误解。如以湘君为寻者，则诗以主要人物命名，有关疑碍也一泻而通。
郭沫若虽也是认为《捆君》为叙女神寻男神，但他又认为湘君即是湘夫人，因之两诗是写女神连续不断地寻觅不来赴约的男神，这男神只被她称为“哥哥”，具体的名字就不得而知了。《屈原赋今译》注言：“本歌(按，指《云中君》)是作为大司命的自述。歌中凡见两‘君’字,当即云中君。云中君是女神。古人女子亦称君，如寡小君、湘君即其例。”这个根据其实是违反逻辑常理的。女子固可称君，但称君的未必就都是女性，应揆诸相关事理，始能确言为男为女。“寡小君”确为称女，但这是和指男的“寡君”对言的。“湘君”分明同“湘夫人”对言，而湘夫人为女，湘君必为男。认为两名实即女神一人，遂使《湘君》与《湘未人》成为完全重复、各无特点的赘篇，这是有误的。
现在来说明笔者对《湘君》人物和情节的新解。
诗叙湘君寻湘夫人，湘夫人未被找见，故未出场。诗即以出场的唯一人物，亦即寻者这个主要人物命题。湘君误以为湘夫人另有所恋而必不肯赴约，而且对她早就有“恩不甚”的疑心，因此他要打扮得更美，要从第三者身边把她夺回，因此他等不到晚间约会之时，白日就去找湘夫人。“美耍渺兮宜修”不是一般的打扮义，是要同把湘夫人留住的那位“谁”比美的意思。坚信她另有所恋，提前去找她，自然不会又幻想她同时也来赴约。故“驾飞龙兮北征，遑吾道兮洞庭。”是叙湘君不惮远而折道洞庭。“望涔阳兮极浦”叙再向涔阳寻觅。诗的前部分突出了湘君穷尽沅湘、洞庭、大江寻觅恋人的毅力和诚心。“横大江兮扬灵”，当是湘君猜度之意：无论湘君被第三者留在何处，总是在水域，总是会有神灵气息显露。湘君欲捕捉这种灵气以觅湘夫人，他把这种或那种景象疑为灵气，然而却又都不是，感情上却又有一定程度的相信。“未极”即不明显，不充分，传达了寻者将信将疑，欲罢不能，欲寻无踪的判断和心神。这是诗人细腻传神的表述，不宜把它简单化为叙欲渡江而怕遥远，或想象为被寻者应该到来、正在到来之类多背事理的歧说。
“斲冰兮积雪”一层应是湘君寻觅无望而返程回归。由于心情恼丧，心不在焉，因而误入歧途，航行艰难。扫兴而归，误入旋浪激流，奋力挥桨，难如破冰，浪花飞溅四周，犹如积雪。行程的艰难更激化了对湘夫人的怨情，遂有“采薛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的绝望反悔，遂有恩不甚、心不同、交不忠、期不信这连珠炮似的责难愤语。“石濑兮浅浅”同“斲冰兮积雪”句应是平行复说而旨意同一的。诸家解石濑流水轻快，船行也疾快，完全没有注意这层诗意的宗旨，致使与“斲断冰”句意相反前后不承，对诗是有损伤的。
“翩翩”一般是轻快义，然而能有此意却是因为“翩”是动摇不止之义，在此句中正指虽奋力不断打浆,但浅水难浮龙船,船身仅是频频晃动而难以前进。《大雅.桑柔》：“四牡骙骙，族旃有翩。”毛传训“翩”为“在路不息也”。《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言引此诗，韦昭注：“翩翩,动摇不休止之意。”曹植《杂诗》：“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即频频伤我心。《韩诗外传》卷九第二十七章：“譬夫凤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篱之雀喔咿而笑之。”凤凰初飞虽奋力而速慢，麻雀故笑。翾，即以“还”指反复飞。张华《鹪鹩赋》“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态。”亦言小飞，’词义为“翩翾”。白居易《感鹤》：“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翾。”高适《途中酬李少府》：“鹏鸿列霄汉，燕雀何翩翩。”与白诗意同。即“翩翩”也可以指小飞、低飞、近飞、笨飞之意。若言在原地或移地甚近，则为低飞、慢飞、笨飞；若言连续移动而远，则为状其轻快。一词可两指，应据语言环境而确解其所指。“斲断冰兮积雪”，“石濑兮浅浅”即限定此“翩翩”状船晃动不前。如果诗中此层不写返程，则难以引转至“夕弭节分北渚”一层。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应是追忆以往湘夫人有爽约之事，事后曾以忙于神职作释。《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这“帝之二女”，郭璞注言“天地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也”，即湘夫人的神话初型。郭璞又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动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即言湘夫人推波助运，调节风云的神职。看来她们都是恪勤的女神。以前她因忙于工作，耽误了谈情说爱，颇引起湘君的意见，甚至怀疑她另有所恋。这是将神灵写得世俗化，正是塑造了湘夫人可亲可感的性格。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这个“夕”应是湘君寻湘夫人当天之夜。北渚则为湘君驻地，也是约会湘夫人之地。弭节北渚不是等待约会，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住地。所以“鸟次兮屋上，水周舍堂下”是正常的景象，不是特写的荒凉。有屋有堂，流水环绕，可示北渚为湘君幽雅的住地，也是以往及这次约会之地。鸟儿和流水使湘君产生丢弃玦佩的念头，因鸟儿睹此可飞向四方传言，流水自可漂浮弃物而让别处神灵共知。必能传于湘夫人，以表绝情。这就是写鸟写流水的表达意义。这样不仅情节是完整合理的，而且也符合神话的特点。“下女”句必是泄愤绝情之语：我宁愿另找个低贱的姑娘，再也不要你这位贵小姐。“逍遥"和“容与”的开心义即指远走他方另结新职。于是他气得也不想在北渚过夜，当即就离开了。
现在再叙《湘夫人》。诗的情节正与湘君捐块弃佩而出走北渚相承。她从传言得知此变,连忙赶到北渚。“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帝子即题目所示的湘夫人。“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言湘君确是不在他的此居处。于是她“登白瑱兮骋望”，亦不见存留的迹象，自然就深为“愁予”。通篇全是出场人物湘夫人自叙。
马茂元先生言：“帝子”和下文的“公子”，“佳人都是指湘夫人之词，“这篇是湘君想念湘夫人的语气，由扮演湘君的男巫独唱。”但此有几碍：(1)湘君既然想象湘夫人已降北渚，必不会有“愁予”反复描写。（2)诗如写湘君之思，何以又偏以被思而未降的湘夫人命题?如前所叙，“帝子”句是诗人叙湘夫人后来北渚，证实湘君出走因而自愁。这才是合文意又合情理的。
“与佳期兮夕张”句，马先生认为，“是说（湘君）计算着在约会那天的傍晚，做好一切准备，等候湘夫人降临。这里的‘夕’与上篇‘夕次兮北渚’的‘夕’字相应。”笔者虽然认为把这层意思理解为湘君想象是不确的，却认为两神原来约会的时间就在“夕”时，地点就在北渚的理解这一局部是完全正确而且极为重要。由此还应进一步提出问题：既然约会本在夕时、在北渚，那么《湘君》诗中湘夫人为何不在夕时直接来北渚与湘君约会？为什么偏要大大提前时间，在日间经沅湘，历洞庭，至大江，四处奔波地漫无目标地寻找湘君？未找见的湘君究竟是在哪里？湘夫人既然夕时已到约会地北渚，并且要将杜若赠给湘君的侍女重结友好，必然是在此再等湘夫人。可是《湘夫人》叙湘君来北渚并未见湘夫人，她又哪儿去了呢？除了有意互捉迷藏之外，就难以解释这一连串的情节问题。实际上是这种持论把两诗的寻人者和被寻者弄相反了(从而也把诗名同诗中出场人物弄相反了）。也因错解了“聊逍遥兮容与”的远离出走之义，便未能参悟《湘君》中急欲早寻湘夫人的湘君终于转变为不愿再见湘夫人，这才是湘夫人虽来北渚而不遇的原因。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潺”，王逸注：“言鬼神荒忽，往来无形，近而视之，仿佛若存，远而望之，但见流水水潺潺也。”洪兴祖补言：“此言远望楚国，若有若无，但见流水之潺潺耳。荒忽，不分明之貌。”今人对于“荒忽”之意皆用此旧说，如马先生言：荒忽：若有若无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在远望中只见到沅水和澧水在潺潺声中不断地流着，可是他所约会的人却没有随流水以倶来。今按，若有若无，是不能肯定有，也不能肯定无，但诗实言欲见之神未来，据此即可知“荒忽”应不是若有若无义。王逸以为是屈原望湘夫人，人对神灵之形的惑知，固可言“鬼神荒忽，往来无形”，但马先生认为诗写湘君望湘夫人，同为神灵，则不当也是“鬼神荒忽，往来无形”。又，按王逸说，屈原对湘夫人“近而视之，仿佛若存”，已经如愿可亲致诚意，何须憾于远望之若无呢？洪兴祖不取望湘夫人之解，另言是望楚国之意，也许就因为近视神灵若在不合诗旨而不从。但洪氏也不能自圆其说。“但见流水之潺潺”，则是分明不见**之楚国，正与“远望楚国，若有若无”矛盾。以事理言，楚都实是望不见的，而以感情音，楚都又是犹在眼前可望的。这种情况并不是“若有若无”，也不应有憾恨之情。这诸端背理，更证明“荒忽”不是不分明之貌，不是若有若无之意。
“荒忽”确有不分明之义，但它的本义是极远之地，此处即用此本义。“荒忽”与“远”同义复说。“荒”有边远之义，“荒服”、“八荒”、“大荒”即为边远义之用词。《九歌.山鬼》：“平原忽兮路超远”，一本作“平原路兮忽超远”，“忽”亦为辽远之义。《九章.涉江》：“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言漫长之征路，何处是终极。《怀沙》：“修路幽弊，道路忽兮。”忽，远之义。《远游》：“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七谏.自悲》：“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慌忽”通假“荒忽”，言极远。把“荒忽兮远望”句解释作“远望若有若无，只见潺潺流水”，恰成前后矛盾的病句。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滗。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陆侃如译作：“傍晚渡水啊到那西岸，听见好人儿啊向我召唤，我赶快驾着车啊同你一起去寻欢。”郭沫若译为：“晚来渡过西边的岸头。听说好哥哥他在叫我，要和我一道逃走。”都未点明“西滗”为到北渚之所经。陆译给人一种错觉：听见召唤是至西岸后的新情况，则湘君就在附近，那又何以湘君实际不在。实际情况是，召唤是叙言前之约会，正是经西滗至北渚的原因。郭译“逃走”之意是误加，二神之爱并没有外来的逼压，没有欲逃的情理。“听说”只能是听他人传说，也不妥。
“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陆译：“九疑山上的众神啊都来欢迎，你和侍从们前来啊像流云一样。”是说九疑众神来迎娶湘夫人，此不妥。二神均为湘水之种，既不宜说湘君为九疑之神，更不宜说将湘夫人娶到九疑。将湘君同九疑挂钩，是以舜死于九疑为媒介的。但舜与尧二女生前本为婚配，本不会有死后再次恋爱而成婚之理。此可证本文前已言及的湘君与湘夫人，舜及二妃的死后神灵，是各为一系的神话传说，此诗中湘水神应与舜的史迹无涉，因此，湘夫人想象自己的婚礼地点应在湘水区域。“并迎”应是湘君夫人欢迎来贺婚的众神，“九疑”泛指远来的陆地山区之神。再从“筑室兮水中”一大段诗看，明言婚室确在水中，所用的水生草木饰物，也全是屈原笔下的沅湘、洞庭水域之产。我们不要由于自己的疏忽而违逆湘地古代民俗。强将湘水神灵的户籍迁改为九疑之地。“灵之来兮如云”，陆注“灵，指湘夫人”，但湘夫人就在此地，怎能言她“来”此娶自己？她是一位神，又怎能言“如云”？马茂元先生持见相同：“湘君是古代帝王，死于九疑，当然他所在的地方，九疑诸神会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两句是想象湘夫人降临后在一个新的美好的环境中的热闹场面。可是‘佳人’有约而不来。上面的一切都成为空虚的幻想。”这里仍理解为一般的约会。既是恋人的约会，就不会有“筑室兮水中”的新居特写；既是恋人约会，就不宜有众神在周围。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马先生言远者即湘夫人。然而从两诗的共同点来看，这与“将以遗兮下女”均为泄愤之语，两句之“下女”与“远者”应参互作解，即赠者与被赠者为异性，下女亦为远者，远者亦为低下。筒言之，湘夫人以湘君之道还致其身，抛信物而另在他处寻觅新欢。“远者”应为男性。
四
综上所属，笔者以为两诗是合祭湘水配偶神的上下相续的诗篇。两诗出场人物不同，时间相续，情节基本相同，主题继作深化，是合璧之作。分则两篇，合则一诗。《九歌》十一首，何以名“九”？这是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古今学者有一种意见是：《礼魂》遍施奏于诸神，湘君与湘夫人为湘水配偶神，共是九种神灵，故名“九歌”。现在我们认识到《湘君》与《湘夫人》本是上下篇关系，并非可以独立的两诗，就更可以从组诗的结构上佐证“九歌”之说。
本文以为湘君寻湘夫人未遇，在于他有错误的先入之见；提前去寻，是自己不守约。湘夫人至约地未见湘君，是湘君已出走。这样，虽找而不遇是有原因的，湘君不守约又是因为湘夫人前因神职繁忙而爽约，致使湘君疑她这次也必爽约，这也是有原因的，并且更能表现两神的个性。这种构思才是合情理，有曲折，有说明性，才是具备艺术性的情节。而诸家言两神互寻而不遇，却不能讲明一星一点的理由，甚至多有时间、地点、情理诸方面的矛盾，那不遇的情节，实在是人为的做作，缺乏真实性的合理性，自然不具备典型性和艺术性。对两诗持这种分析，只能是低抑损伤了屈子作品的优美和精华。
屈原利用神话题材，结合民俗传说和自己的想象加工，创造了二神婚前爱情生活中一段误会'任性的故事，写成他们同酿错、同受苦、同鉴戒的诗篇。情节是曲折的，形象是个性鲜明的，结构又是分合两适，明暗互补而独具特色的。两诗各自以示决裂为终，但隐寓着有情人终成亲眷的团圆结局。因为在实际民俗中他们就是配偶神。在祭神活动中舞演两诗的故事，实际等于两神互向对方推心置腹，剖示自己的错误以示检讨警戒，于是他们更为相知相亲，永以为好了。配偶神的客观实际，就是两诗剪裁而未明写的情节的下一步发展。这就是两诗结构的明暗相兼。两诗前后相续面不是重复。没有湘君的猜疑任性，不会有湘夫人的感情用事，牙眼还报。但毕竟是互为因果，都不够冷静，错误双有。同中有异，虽异还同。这就是两诗的分合互适。这种种艺术特点，只有在细致而准确认知情节之后才能充分领会。
以上结合诗句准确意思的辨析讨论，就两诗的命名，人物飞情节、结构申述了笔者与众大为不同的新议，下面专叙关于主题的置辩。
自王逸以降，长时期来把此两诗攀附为屈原思君致志之作，这是一种把多种多样的文学创作限制在一个模式的倾向，也是轻视爱情诗的反映。一般说，自清代即有学者提出诗实写神与神之恋，与屈子行事无关，但不为多数人重视。闻一多先生《〈九歌>歌舞剧悬解》及游国恩等继作阐释，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旧说。从主要方面来说，恢复这两首诗爱情题材及主题原貌的意义，就在于两诗表明屈原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同时创造了文学的新品种。以神话题材写爱情，以神之恋表现世俗人情，这是新的开拓。同一主题的作品，分为相续的两篇，这是前所未有的品种。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仅对二《湘》诗从宏观上肯定它们是爱情诗，还要仔细地从微观上研究它们的情节、人物形象、结构，以及主题，达到具体、准确。笔者以为目前的研究，在这些方面还都有疏忽之处；上文辨析了有关情节、人物、结构方面的问题，这里专谈对于主题及思想意义的准确把握。
古之治骚者将两诗附会为忠君爱国之作，目的是要拔高作品的思想性，现代的楚辞研究者，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以为两诗提炼了群众爱情生活中常见的猜疑、任性、不体谅不尊重对方这类题材，教育求爱者要慎重对待误会、波折，要理智，不要感情用事。这就是它们的思想性或意义。
这是单纯的爱情题材，没有复合其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复杂因素，因之没有反抗黑暗,揭露丑恶，抨击暴力等内容，无需向这方面分析或强加。
马茂元《论〈九歌>》(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晚照楼论文集》)总论两诗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两篇的描写，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尽管在彷徨惆怅中表现出深长的怨望，但坚贞不渝的爱情，则彼此是一致的。”也就是持两诗的主题是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后来的一些报刊文章介绍两诗时，也都是采用此说的，但我以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我们不用否认两湘神灵是相爱不渝的，但两诗不是要表现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般性的情况，而是要表现对他们来说特殊性的情况：即各自犯过错误，曾经有过短暂的“并非坚贞不渝”。它有可能使他们成为长久的怨偶，为了永远坚贞不渝，需要记住这片暂的“并非坚贞不渝”。或者说诗的内容、主题是对曾经有过的不坚贞表示自我忏悔。马茂元先生以为诗的情节是候人不至却不绝希望，在于没有辨明不至是各自的任性和粗疏而致，这就使他以为两诗与尾生抱柱的故事类似，这是以此为诗的主题的原因之一。
两诗思想意义之二，马先生言：“像这篇所叙述的二妃的故事，在人民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现实生活中是有普遍意义的。这就使得人民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感情糅合在一起，从而更丰富了故事的内容，扩大和加深了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篇中所写的是生离死别的心情，……却滲透着一种爱恋与追求的狂热，充沛地显示出一种生命活力。从这里可看出在黑暗的现实世界里，人民是怎样向往于美好和光明，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和理想。”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太宽泛而不准确了。对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爱情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说，两诗与它们大为不同，就不能把适用于彼一的也来称说此一。湘水配偶神的互候而不会，纯是自我失误的后果，没有阶级的压迫，暴力的阻挠，完全谈不到于人民群众有普遍意义的悲欢离合，完全谈不到苦难的黑暗现实世界。分析文学作品，必须紧扣它的具体情节和所概括的不同的生活层次范围，也不需要扩大和拔高。准确、合理的阐述两诗的爱情波折和烦恼的具体情节，同样准确合理的阐述此情节所负载的主题，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就脱颖而出。否则，作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就会被泯没，文艺分析也就归于公式化和生硬说教了。
(原载《喀什师院学报》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