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广州旧婚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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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早——叫做三朝——新娘要入厨房煎粉团（俗叫薄撑）做撑厨，做妥后，回房更衣，回家去了。是日男家必要备了许多的烧猪，送到女家去，这是证明新娘是白璧的处女！（按烧猪在广州差不多是普通名词，女子的贞与否，全视有没有烧猪吃；没有烧猪的，还要打起官司来，是一件很难过的事。还有一种婆子，用一种药给女子吃，届时会出血，叫做“装猪”（顾颉刚《苏粤的婚丧》）
俞浦臣的《荷廊笔记》载：
广州婚礼，于成礼后三日返父母家，必以烧猪随行，其猪数之多寡，视夫家之丰瘠，若无之，则妇为不贞矣！余有《岭南杂咏》，内一绝云：‘闾巷谁教臂印红，洞房花影总朦胧。何人为定青庐礼，三日烧猪代守宫？’即指此事。
……在广州一般妇女界，她们重视这个，比学生们、学者们，重视毕业衔头，学士、博士、硕士……还要紧些。父母们对于女儿，翁姑们对于媳妇，重视这个，比她们像男孩的身荣高贵，还利害些。有许多人说，广州人从前嫁女儿，自从她上轿以后，一直到她归宁的一个时期当中，都是栗栗不安；要是她回来时，猪子一同来了，他们才把担心的东西放下去，和她的翁姑，才情情理理地往来，要是没有猪的就是招先生所说的乱子！——约摸，女儿一早从婿家就回来了，宽容的婿家，馀货奉还，还请一顶轿子给她坐回来，才说及赔茶礼，偿损失，说不祥，……若是刻薄的，一个人，单衫独裤，避火灾似的狼狈，被逐出门，难堪极了！女子离男家后，又有乱子，闹赔偿，还茶礼，……到这个田地，亲家已变成冤家，有的女子寻死，有的连到官厅去，情形之复杂，自然不能一概而说。近年来，城市里，已经有了变通的方法，乱子发生后，连到西医去检验，才有点公正的趋向。
《民俗》第104期（1933年4月）袁洪铭《东莞婚嫁礼俗之记述》文中，明言广东东莞县同样有此风俗。
对于“送烧猪”民俗，可以从多方面分析认识。
首先，“烧猪”在广州话中，是“消朱”的谐音趣说。“消”即消受、享受义，“朱”之义为红，指处女首次**时处女膜破裂而有少许流血。消朱，即男子享受了处女。由于把处女红经过语言手段，变成用实物作隐蔽而有情趣性的载体，致使这种民俗易于流传。别的众多地方也是看重妻子是处女的，但没有形成这种谐音的载体，因而没有这种民俗。
其次，这种民俗突出的反映了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男子只要求妻子的处女贞节，却不考虑自己是否童男，实际上结婚时已有性行为的，男子要比女子多得多。
第三，送烧猪的风俗也是嫁女的家长贪得经济利益而促成的。结婚时是处女的，自然占绝大多数，家长除确切知道女儿有过破身的外，都相信女儿是处女。订婚时，特别讲明要烧猪多少，一旦不是处女，男家岂能不履行协议，只好把你的女儿休回。
第四，对处女红的这种绝对性的要求，又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妇女性器官构造及生理的了解欠缺。所谓处女膜，是**口一层纤嫩的薄膜。一般宽约五毫米，厚有二毫米，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中有手指粗细的小孔，无法适应勃起的**通过，因而会扩孔破裂。窄、薄、韧性小的处女膜，**时破裂的流血才会外流。而厚薄、宽窄、软硬程度，因人而异。下肢剧烈活动、骑车、猛而重的趺倒，都可能破裂。薄、窄、软而韧的处女膜，首次**前很可能大破而多流血。旧时有的男子结婚时年龄过小，初次**未必到位。简单地以初次**不见红而判断不是处女，实在是冤枉了不少妇女。
清代采蘅子《虫鸣漫录》记载的一件事：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一天穿着破了裤裆的裤子，骑着锄把跳荡、奔跑玩耍。耍了一会儿，扔下锄头回去了。邻居一位老翁，看见锄把上有血迹，知道是处女的“落红”，便把此锄保存下来，也没有向谁告诉此事。几年过后，此女出嫁，初夜交合未见红，怀疑她不贞节。话传出来，老翁取出藏锄，说明情况，她的丈夫消除了疑心。这一记载具有科研发现意义，说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历的此类情况也不在少数，从而知道女孩儿可能在婚前落红，仅凭婚夜没有落红就以为不是处女，会冤枉女孩儿。只是古人讳言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而不为多数人知道。前面所叙及的俞浦臣的那一首诗的第二句“洞房花影总朦胧”，“花影”即指女儿红。“总朦胧”
是说凭此间接性的道理来判断贞节与否是靠不住的。
处女红本是有限的，在**仰卧的情况下，上溢流出的更少，但是元代以来的作家在诗词小说中肆意渲染，夸大描写，诸如“被底红浪”、“花下红雨”之类，也对孤立地以婚夜见红论贞节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元陶宗仪《綴耕录》卷28叙有人娶妻初婚之夜未见红，朋友袁可潜写《如梦令》戏赠：“今夜盛排宴席，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冯梦龙《夹竹桃.映日荷花》：“州前小姐未经风，吃个情郎扯住要做喜相逢。一时难脱，只得强从。鲛銷帕上，染却嫩红。情哥郎羞搭搭拿去灯前看，好像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般普通的劳苦家庭，对媳妇主要看人品勤劳，对处女红不是多么注意看重的，有文化的人读了此类文学作品，似乎长了知识经验，互相仿说，显示文雅之才。影响所及，城市居民便对此颇感兴致。又必是文人作俑，刻意而成“烧猪”的谐音，从而酿成少数地方的鄙陋风俗。古代作家为片面追求情节的趣味性，大量铺写某些民俗现象，又不作深入的研究，往往起了宣传、推助迷信、落后认识的不良效果，这是与作家指导群众的神圣责任相违背的。
与“送烧猪”民俗相类似的，又有如下二例。
台湾婚俗，新娘要特意穿纯白色的内衣内裤，叫“贴肉续”。初夜后洗去血污，妥存箱底，直到死后小殓时穿上，表示“身本洁来还洁去”的妇德无二。闽南婚俗，也是新娘必穿白内衣内裤。有的公婆次日早晨要堵门查验新娘内裤是否有落红。“送烧猪”之类，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新娘三日回门“归宁”的民俗，机制只在于尽快向父母汇报**是否和谐及相关情况。民俗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认识的物化形态，堆积在一起，会有矛盾而“打架”的。古老的处女红禁忌演化成普遍而多样的避煞婚俗，广州和东莞并不例外，而此两地对同一事物却又喜之若狂，便是一个例子。
次早——叫做三朝——新娘要入厨房煎粉团（俗叫薄撑）做撑厨，做妥后，回房更衣，回家去了。是日男家必要备了许多的烧猪，送到女家去，这是证明新娘是白璧的处女！（按烧猪在广州差不多是普通名词，女子的贞与否，全视有没有烧猪吃；没有烧猪的，还要打起官司来，是一件很难过的事。还有一种婆子，用一种药给女子吃，届时会出血，叫做“装猪”（顾颉刚《苏粤的婚丧》）
俞浦臣的《荷廊笔记》载：
广州婚礼，于成礼后三日返父母家，必以烧猪随行，其猪数之多寡，视夫家之丰瘠，若无之，则妇为不贞矣！余有《岭南杂咏》，内一绝云：‘闾巷谁教臂印红，洞房花影总朦胧。何人为定青庐礼，三日烧猪代守宫？’即指此事。
……在广州一般妇女界，她们重视这个，比学生们、学者们，重视毕业衔头，学士、博士、硕士……还要紧些。父母们对于女儿，翁姑们对于媳妇，重视这个，比她们像男孩的身荣高贵，还利害些。有许多人说，广州人从前嫁女儿，自从她上轿以后，一直到她归宁的一个时期当中，都是栗栗不安；要是她回来时，猪子一同来了，他们才把担心的东西放下去，和她的翁姑，才情情理理地往来，要是没有猪的就是招先生所说的乱子！——约摸，女儿一早从婿家就回来了，宽容的婿家，馀货奉还，还请一顶轿子给她坐回来，才说及赔茶礼，偿损失，说不祥，……若是刻薄的，一个人，单衫独裤，避火灾似的狼狈，被逐出门，难堪极了！女子离男家后，又有乱子，闹赔偿，还茶礼，……到这个田地，亲家已变成冤家，有的女子寻死，有的连到官厅去，情形之复杂，自然不能一概而说。近年来，城市里，已经有了变通的方法，乱子发生后，连到西医去检验，才有点公正的趋向。
《民俗》第104期（1933年4月）袁洪铭《东莞婚嫁礼俗之记述》文中，明言广东东莞县同样有此风俗。
对于“送烧猪”民俗，可以从多方面分析认识。
首先，“烧猪”在广州话中，是“消朱”的谐音趣说。“消”即消受、享受义，“朱”之义为红，指处女首次**时处女膜破裂而有少许流血。消朱，即男子享受了处女。由于把处女红经过语言手段，变成用实物作隐蔽而有情趣性的载体，致使这种民俗易于流传。别的众多地方也是看重妻子是处女的，但没有形成这种谐音的载体，因而没有这种民俗。
其次，这种民俗突出的反映了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男子只要求妻子的处女贞节，却不考虑自己是否童男，实际上结婚时已有性行为的，男子要比女子多得多。
第三，送烧猪的风俗也是嫁女的家长贪得经济利益而促成的。结婚时是处女的，自然占绝大多数，家长除确切知道女儿有过破身的外，都相信女儿是处女。订婚时，特别讲明要烧猪多少，一旦不是处女，男家岂能不履行协议，只好把你的女儿休回。
第四，对处女红的这种绝对性的要求，又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妇女性器官构造及生理的了解欠缺。所谓处女膜，是**口一层纤嫩的薄膜。一般宽约五毫米，厚有二毫米，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中有手指粗细的小孔，无法适应勃起的**通过，因而会扩孔破裂。窄、薄、韧性小的处女膜，**时破裂的流血才会外流。而厚薄、宽窄、软硬程度，因人而异。下肢剧烈活动、骑车、猛而重的趺倒，都可能破裂。薄、窄、软而韧的处女膜，首次**前很可能大破而多流血。旧时有的男子结婚时年龄过小，初次**未必到位。简单地以初次**不见红而判断不是处女，实在是冤枉了不少妇女。
清代采蘅子《虫鸣漫录》记载的一件事：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一天穿着破了裤裆的裤子，骑着锄把跳荡、奔跑玩耍。耍了一会儿，扔下锄头回去了。邻居一位老翁，看见锄把上有血迹，知道是处女的“落红”，便把此锄保存下来，也没有向谁告诉此事。几年过后，此女出嫁，初夜交合未见红，怀疑她不贞节。话传出来，老翁取出藏锄，说明情况，她的丈夫消除了疑心。这一记载具有科研发现意义，说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历的此类情况也不在少数，从而知道女孩儿可能在婚前落红，仅凭婚夜没有落红就以为不是处女，会冤枉女孩儿。只是古人讳言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而不为多数人知道。前面所叙及的俞浦臣的那一首诗的第二句“洞房花影总朦胧”，“花影”即指女儿红。“总朦胧”
是说凭此间接性的道理来判断贞节与否是靠不住的。
处女红本是有限的，在**仰卧的情况下，上溢流出的更少，但是元代以来的作家在诗词小说中肆意渲染，夸大描写，诸如“被底红浪”、“花下红雨”之类，也对孤立地以婚夜见红论贞节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元陶宗仪《綴耕录》卷28叙有人娶妻初婚之夜未见红，朋友袁可潜写《如梦令》戏赠：“今夜盛排宴席，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冯梦龙《夹竹桃.映日荷花》：“州前小姐未经风，吃个情郎扯住要做喜相逢。一时难脱，只得强从。鲛銷帕上，染却嫩红。情哥郎羞搭搭拿去灯前看，好像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般普通的劳苦家庭，对媳妇主要看人品勤劳，对处女红不是多么注意看重的，有文化的人读了此类文学作品，似乎长了知识经验，互相仿说，显示文雅之才。影响所及，城市居民便对此颇感兴致。又必是文人作俑，刻意而成“烧猪”的谐音，从而酿成少数地方的鄙陋风俗。古代作家为片面追求情节的趣味性，大量铺写某些民俗现象，又不作深入的研究，往往起了宣传、推助迷信、落后认识的不良效果，这是与作家指导群众的神圣责任相违背的。
与“送烧猪”民俗相类似的，又有如下二例。
台湾婚俗，新娘要特意穿纯白色的内衣内裤，叫“贴肉续”。初夜后洗去血污，妥存箱底，直到死后小殓时穿上，表示“身本洁来还洁去”的妇德无二。闽南婚俗，也是新娘必穿白内衣内裤。有的公婆次日早晨要堵门查验新娘内裤是否有落红。“送烧猪”之类，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新娘三日回门“归宁”的民俗，机制只在于尽快向父母汇报**是否和谐及相关情况。民俗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认识的物化形态，堆积在一起，会有矛盾而“打架”的。古老的处女红禁忌演化成普遍而多样的避煞婚俗，广州和东莞并不例外，而此两地对同一事物却又喜之若狂，便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