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民俗的三大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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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民俗有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占卜，视为吉兆，二是视为凶兆，三是视为孝鸟。
用于占卜是对古代战争中侦察经验作扩大化，移花接木宣传迷信。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5年）秋天，楚国以六百辆战车突然攻打郑国，一举冲入远郊之门，又冲入外城门。到内城门时，城上的闸门仍然高悬而不放下阻敌。楚国统帅才认为郑国有人材，有准备，诱敌深入，于是又后退了，并且当天夜里全部撤军。其实那是郑国军力不足，只好不下闸门，冒险设空城计。楚军退后，郑国也准备逃跑，间谍人员却报告说楚幕有乌。”即楚军撤退仓促，连帐篷都没有拆，上面停有乌鸦。这证明其中无人，所以乌鸦敢来寻食。郑国就没有逃跑。
《左传.襄公十八年》载，这一年(公元前555年）晋国攻打齐国，首战大胜。他们在一些高险不能布军之处立上旗帜，设为疑兵，巧意又在战车上扮一个假人充数，战车后拖上许多树枝乱跑，以扬起尘土。齐君登高山观望，误以为他们人多，就在夜里后退。次日早晨，有人向晋君报告说：城中乌鸦的声音很高兴，齐国人恐怕逃走了。又有人报告说：城上停着乌鸦，也有没人管的马乱跑，齐军必是逃跑了。
这是古代利用鸟的活动来正确判断敌情的名例。有较多的人在某处，一切鸟都受惊扰而不来，不限于乌鸦。只是乌鸦体较大，鸣声响亮，易被人见到。成语“门可罗雀”，是说少有人来，院中常有雀鸟，也是同一事理。
军事侦察中从鸟的活动捕捉信息，是方便而有效的。《孙子兵法.军行》中就总结了这个经验，形成一套理论。“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来车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意思是：我军距离敌近，敌军却寂静不动，必是依靠有利地形守待。我军远，敌军来挑战，是有备而希望我们进攻。专在易受攻击之处布阵，实是对他们有利的，（不要当成他们的失疏）。许多树枝摆动，意味着对方在前进。有许多草堆为障碍物，是迷惑对方。鸟突然飞起，是下面埋伏的人惊动了它；野兽惊跑，是多量的人隐蔽在附近。尘头高而尖，是有战车来，尘头低而宽，是步兵在前进。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是说：军士拄杖而立，是很饿；打上水就饮，是很渴；前进有利可取却停下来，是太疲劳，心有馀而力不足。鸟儿很多，必空虚无人。夜中呼喊，是心虚怕受攻；营中吵闹混乱，是主将无威信。
这两套重要的理论中都泛说“鸟”，是周全的。如果专说“乌”，就会片面、神秘化而有贻误。《左传》两言“乌”，可能是实际的偶然性，但观察者和判断者是当成一般的鸟看待，不带迷信色彩，如果是别的鸟，判断相同。
以鸟判断敌情有相对的科学性，但占卜职业者有意利用它来骟人，就说鸟有神异的预知天能，可用以占卜未来的吉凶。自然就是越过真理一步，反而成为谬误。这都是古代鸟占迷信之源。
古代鸟占中最早的是用乌鸦占断，而且是吉祥的预兆。这比喜鹊报喜的民俗还要早。
周文王准备伐纣时，曾暗渡黄河侦察商朝军事情况。《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白色洁亮，古人视为吉祥之色。鱼有鳞甲，与兵士的甲衣相应，古人以为是军战的象征。所谓“有火自上复下”，可能是周武王站着聚神观察迹象，欲见隐微之处，太疲劳，头晕目眩，眼前冒火星而又发黑。史官也是巫者，对此作改变，反向说成吉兆，与白鱼一致。“其声魄”，古人解释为鸣声安详。其实“魄”是“拍”的借字，句言拍翅膀有声。
说是一团火变为赤乌鸦，自有巫者的神秘根据，这就是上古神话：太阳中有三足乌叫阳乌。阳乌自然是赤乌鸦了。赤火、赤鸦，与眼前冒火星相承；乌鸦之乌又与眼前发黑一致。巫者随机应变，指鹿为马的本领真让人佩服。
但谨慎的周武王并不相信巫者的奉迎。也许他估计到自己实力还不足，又从头发晕预感到不是吉兆，所以明白地说随从者并不知天命，时机未到。又过了两年，他才伐纣一举成功。
这个历史事实已说明，乌鸦的吉兆是骟人的，但无人揭露。太阳中有三足乌是神话，另有原因，此不叙。阳乌之名是誉称，犹言光明之鸟。这一说法与军事上的从鸟来判断敌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乌鸦是吉兆的迷信说法，自然也是巫师们的创造。
又有汉代讲说阴阳迷信的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隐去了火团变为乌鸦的情节，因为不易使人相信。又加上口含谷种一层，寓含一个新的朝代将诞生之意。分明是武王说天命未到，大大扫了诸侯们的兴，又被篡改成皆大欢喜。
《诗经.小雅.正月》：“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是说：可怜我这个人呀，到哪儿找福禄去呢？你看那乌鸦呀，都落在什么人的屋上？为何不落在我屋上？毛传：“富人之屋，乌所集也。”乌落富人之屋，即乌知谁家富，是吉兆。但仔细想来，大约是富人家抛弃浪费的饭食多，乌鸦及许多鸟都可饱腹而光顾的。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佚文：“《明帝起居注》：‘上东巡泰山，到荥阳，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鸟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岁，臣为二千石。”帝赐二百万，令亭壁悉画为乌也。’”（《文选.赭白马赋》注等有引）这位勇武的卫士射中乌鸦左翅下，得乌鸦就是得吉。于是他不放过机会，在称颂汉明帝万寿后讨当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官。皇帝却只赏钱不封官。乌鸦是吉祥鸟，却当了牺牲品。
三足鸟本是没有的，但史书中记载天降祥瑞，出现三足乌的不少。《东观汉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馀。”
孙权嘉禾七年时，武昌官员报喜，三足乌飞到宫殿。孙权也说他已亲眼见到，于是改年号为“赤乌”，共用十四年，是最长的。
武则天授元年，有地方进献三足乌，她十分高兴。但当太子的李旦却看出了破绽，说前面一只脚是假的，武则天扫兴，一脸的不高兴。果然，过了一会儿，那只假腿就自己掉在地上了。
乌鸦的吉兆本是从周武王开始的，基点太高，一般人不敢奢望。乌鸦报喜，不像喜鹊叫客人到，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即令附会性的“实证”偶合也是要少得多。再加上乌鸦黑色，鸣声是噪音难听，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乌鸦曾是周朝兴起之兆的历史“常识”，绝大多数无文化的人不知道。乌鸦报喜的一说渐次衰落，从而异向增生了它是坏事先兆的俗说。自然，此说的基本背景仍然是古代从鸟的活动判断敌军虚实。
这一转变也较早，汉代已有文献记载。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汉焦延寿《易林》是著名的算卦书，比《周易》还详细、具体，其中已把乌鸦纳入，而且全是凶兆。
卷一《坤之蒙》：“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鸩毒，为国患灾。”是说：城上有乌鸦鸣声像“破家”二字，就是呼唤像鸩酒那样严重的毒药，国家将有大难。卷二《比之睽》与此全同。所言“城上有乌”便是从《左传.襄公十八年》搬来的。但那是齐军逃走，由乌在城上可判断，有特定条件。一般情况下，城上飞来乌鸦，就不是什么的前兆，更谈不上祸事。
卷七《大过之涣》：“乌鸣庭中，以戒凶灾。重门击柝，备忧暴客。”是说：院中乌鸦叫，要戒备凶灾，多设门卫，防备凶暴的来客。卷十四《旅之困》相同。
但是，形成对比的是任何鸟，甚至鸡也是凶兆，而且又扩大到兽类。
《隋书.五行志上》：“京房《易飞候》‘鸡鸣不鼓翅，国有大害。……鸡昏而鸣，百姓有事。人定鸣，系战。夜半鸣，流血漫漫。鼠无故群居不穴，众聚者，其君死……狐入君室，君不居。……野兽入邑……君亡。……野鸟入君室，其邑虚，君亡之他方……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非常之鸟，来宿于邑中，邑有兵。’”
这些凶兆分成几种情况。甲种，鸡鸣时间不正常。这是鸡的生物钟因故受了干扰。以前见过报导，有人做过实验，在保证母鸡的营养条件下，白天中人为设置一段有如黑夜的环境’再恢复白天，有时确实可以各下一个蛋。这种异常情况让巫师们知道，可想更会有各种比附人事的征兆。乙种，鸡鸣时不拍翅膀，这是多见的情况，京房作为异常，是滥竽充数。丙种，老鼠聚在洞外不进洞，这有多种原因。如人投毒，有鼠被毒死洞中。或者洞中积水，蛇进入。或者将有大雨，房屋将塌，或者是地震前兆，但灾害将是大面积的，不会只限一人，更不会只是国王。丁种，野鸟进屋，野兽进城，这有偶然性或集中性的不同。集中性是在主人迁走，城中有传染病或战乱，许多人迁走，变为荒凉之境。没有这些条件，不会如此。可见京房是倒果为因，宣传迷信。
总之，这些乌鸦、鸟兽的所谓凶兆，都是把从鸟的活动判断敌情这一合理思考，抽去了条件，扩大化、片面化、绝对化，因而成为迷信。另外，喜鹊报喜、猫头鹰报忧的偶合性，也使得这些迷信说法有了市场。
四
从乌鸦既报喜又报凶的矛盾，本可以把它们各个击破，但古代很少有人作这种学术研究来破除迷信。于是两种说法得以偏安，只是有时显出时代或地域性的差别。
喜鹊报喜有偶合性即实证检验的对比，这妨碍了巫师为此编造更细致、具体的操作性。乌鸦则相反，他们凭空编造了一套一套的判断细则。
古代有托名东方朔所著的《阴阳局鸦经》一书，专讲用乌鸦占卜，已不存。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笔.乌鹊占》言此书“大略言凡占鸟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于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
敦煌藏经洞出世伯一〇四五号藏文写卷，是唐代吐蕃族用乌鸦占卜的吉凶事项及办法。序言中说：“乌鸦系人的怙主，传递仙人神旨。藏北系牦牛之乡，于该地之中央，它传递神旨，翱翔飞忙。八面上方共九方，喔咚婉鸣三声，速将多玛供上。乌鸦若全部吃光，即为神仙将供品用享。乌鸦所鸣叫均是前兆。……咙咙(按，此及以下叠音词都是鸦的鸣声)表吉祥，嗒嗒表无恙，哩哩表事急，唓唓表财旺，依乌依乌危难降。”
藏族实行天葬，死尸让鸟吃完表示灵魂升天。乌鸦是吃尸肉者之一，藏族人对它更多了一层敬祀的习俗。所供饲的“多玛”，是面粉、牛奶、酒、糖、酥油等制作的祭品。那里的乌鸦真有福气。
文卷中对吉凶事项是以表格方式叙列的。以鸣的时间为经，以鸦飞方向为纬，综合占断所主吉凶事项。时间有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映、哺食、日人、黄昏，共十段。即把唐代的十二时制中的“夜半”、“人定”两段略去，因为人和鸦都入梦乡，鸦不飞，人无见。鸦飞的方向有常说的四面八方，再加方向不易确定的泛说“天空”一种。
所主事项，如鸡鸣时鸦东飞主“大德来临”，即《周易》的“利见大人”。此时如鸦向西北飞，主大雨或大雪，不能出门。事项可分三类。吉祥是一类，约26项，其中有“有人领女人来”，“来白晳女人”。可见迎合俗人的心理。中性的一类如风雨、某方向有来人、来文牍，有13项。凶事有为女人斗殴，来催债、死人等，共43项，占大多数。这是巫师有意吓人，以求每事找他们问占，多得收入。
文书中还叙明，鸦在什么时候向什么方向飞时，占问者施多玛应附带的供养物，有牛奶、芥子、净水、肉、花朵、点安息香、大米等。
《周易》、《易林》中的占断词，一般比较笼统，很少说明主什么事情。这一鸦占术的每一项都具体到衣食住行、求官、娶妻、得财、打官司等，也就是具体化、绝对化。这虽投合占问者的心理，但更容易看出占断的欺骟性。但那时很少有人作揭露，所以他们不怕，迷信便畅行无
阻。后世的占卜书都是这类占断语。
古代四川巴陵一带，仅从鸦的飞行方向来占卜。《潜居录》介绍说：巴陵乌鸦不怕人，每年除夕时，妇女捉一只，喂饱，元旦早晨，把五色线系在鸦颈上，放它飞行。占卜的口诀是：“鸦子东，兴女红。鸦子西，喜事临。鸦子南，利桑蚕。鸦子北，织作息。”四项全都是妇女的事，又是公开占卜，没有巫者参与，显然带有一种游戏性质。它是从女儿七夕乞巧演化来的，只是把民俗的载体从喜鹊换成乌鸦，这与鸦是吉鸟的古俗相承。
明代周履靖《占验录》说：“乌鸦早鸣，主火光之灾。中时(鸣），有小喜。暮(鸣），官非。一云，鸦鸣大概主喜少，忧多。”所谓“火光之灾”，却是对周文王时火团变为乌鸦作反向变说，故作玄妙神异。可见全是巫师依附某一因子而信口开河。在迷信的领域内，也有百家争鸣、标新立异，创新观点，吸引迷信者追随。因为在这些的后面都联系着巫师的名和利。
宋代薛季宣《浪语集.卷一.信乌赋》：“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洪迈《容斋续笔》卷三：“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反是。”这种矛盾说法是民俗的地域性差异，并没有什么事理性实质原因。1995年出版的颜森编纂《黎川方言词典》“喜鹊”条仍言：“黎川民间视喜鹊为不吉祥物。”但是“老鸦”条未言民俗所主。黎川县在江西省东部。黎川话“喜”与“啼”同音听调。啼就是哭，由此谐音关系而说喜鹊为不吉祥物。
韩愈诗：“鹊噪未为吉，鸦鸣岂是凶？”倒是平实的看法。认可民俗，但又不迷信，是合宜的一分为二的认识方法。
五
现在来说民俗以为乌鸦是孝鸟。汉代已有这个说法。《说文》“乌：孝鸟也。”所谓孝，是说当老乌鸦不能捕食时，儿女们会给父母喂食，以报答父母哺食幼鸟之恩，晋代成公绥《乌赋序》：“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鸟。是以周书神其流变，诗人寻其所集。国有道则见，国无道则隐。斯凤凰之德何以加焉。”
所谓“周书神其流变”，指周武王时火团变为赤鸟，停在屋上。所谓“诗人寻其所集”，指《诗经》说的乌鸦落在富人屋上。成公绥解释这两件事的原因在于乌鸦是孝鸟，因而是吉鸟，这完全是颠倒历史，乱说民俗。说是吉鸟，在于日中三足乌神话而来的阳乌之名。此事在前，孝鸟之说汉代才有，后有的事怎会成为前事的原因。所言“国有道则见”，仍是周武王事，而国无道乌鸦则隐，便是无据的说虚弄玄。为了以乌鸦为题写这首颂诗，竟说民俗对乌鸦的喜爱，连凤凰都比不上，完全不顾事实。
其实，一切鸟兽长大有了自活能力后，都是离开父母，并无反哺之事。南朝梁代刘孝威《乌生八九子》一开头说：“城上乌，一年生九雏。枝轻巢本狭，风多叶早枯。氄毛不自暖，张翼强相呼。”详写幼乌受父母护养的情况。后文又说：“羽成翮备各西东，丁年赋命有穷通。”即幼乌成长后各奔前程，谁不顾谁，谁也不知谁，并未写反哺一层，是合乎实际的。
据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教授研究：乌鸦因羽毛黑，最早本叫“兹乌”。“兹”是黑色义，由两个“玄”字合成，“玄”便是黑色。《左传.哀公八年》：“何故使吾水兹？”为何使我们河水变黑？后来“兹”的黑色之义渐渐不用，人们不知道了。儒家学说要宣传子女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便把口语中的“兹乌”写“慈乌”，而把“慈”解释成“孝”义，于是产生了所谓“反哺”的说法，投合了古人重孝的心理，便很快流行推广开了。
《本草纲目.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只反哺60天，而且只反哺母鸟，这应是一种修改的说法。又说乌有四种，“小而纯黑，小嘴，反哺者，慈乌也；似慈乌而大嘴，腹下白，不反哺者，鸦乌也。”另两种是燕乌、山乌、未言是否反哺。说仅一种乌鸦反哺，也是修改掩饰说法，又是为了增加神异性。人们看不到乌哺的实际，便修改为不是所有乌鸦都反哺，又只反哺母鸟60日，所以不易看到。
乌鸦无反哺之实，人们可有如此之说，可以看成是一种想像，借以表达孝亲的感情。“乌鸟私情”“乌鸟思亲”一类的词语，常被便用，使文章传情增色。晋代傅咸《申怀赋》：“尽乌鸟之至情，竭欢敬于膝下。”晋李密《陈情表》：“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明张刘正《谢准假归葬疏》：“顾臣昔者急切求归，只欲遂乌鸟思亲之念。”
我国已进入人口学所言的老龄社会，国家在宏观方面为老人欢度晚年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条件，在社会细胞的家庭中，儿女更应继承发扬敬老养老的民族传统，关怀赡养父母，怀恩报德。为“慈乌”正名是学术的求真务实，反哺民俗孝德的艺术表达，两可存美。
(原载《寻根》2001年第6期）
乌鸦民俗有三个方面。一是用于占卜，视为吉兆，二是视为凶兆，三是视为孝鸟。
用于占卜是对古代战争中侦察经验作扩大化，移花接木宣传迷信。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5年）秋天，楚国以六百辆战车突然攻打郑国，一举冲入远郊之门，又冲入外城门。到内城门时，城上的闸门仍然高悬而不放下阻敌。楚国统帅才认为郑国有人材，有准备，诱敌深入，于是又后退了，并且当天夜里全部撤军。其实那是郑国军力不足，只好不下闸门，冒险设空城计。楚军退后，郑国也准备逃跑，间谍人员却报告说楚幕有乌。”即楚军撤退仓促，连帐篷都没有拆，上面停有乌鸦。这证明其中无人，所以乌鸦敢来寻食。郑国就没有逃跑。
《左传.襄公十八年》载，这一年(公元前555年）晋国攻打齐国，首战大胜。他们在一些高险不能布军之处立上旗帜，设为疑兵，巧意又在战车上扮一个假人充数，战车后拖上许多树枝乱跑，以扬起尘土。齐君登高山观望，误以为他们人多，就在夜里后退。次日早晨，有人向晋君报告说：城中乌鸦的声音很高兴，齐国人恐怕逃走了。又有人报告说：城上停着乌鸦，也有没人管的马乱跑，齐军必是逃跑了。
这是古代利用鸟的活动来正确判断敌情的名例。有较多的人在某处，一切鸟都受惊扰而不来，不限于乌鸦。只是乌鸦体较大，鸣声响亮，易被人见到。成语“门可罗雀”，是说少有人来，院中常有雀鸟，也是同一事理。
军事侦察中从鸟的活动捕捉信息，是方便而有效的。《孙子兵法.军行》中就总结了这个经验，形成一套理论。“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来车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意思是：我军距离敌近，敌军却寂静不动，必是依靠有利地形守待。我军远，敌军来挑战，是有备而希望我们进攻。专在易受攻击之处布阵，实是对他们有利的，（不要当成他们的失疏）。许多树枝摆动，意味着对方在前进。有许多草堆为障碍物，是迷惑对方。鸟突然飞起，是下面埋伏的人惊动了它；野兽惊跑，是多量的人隐蔽在附近。尘头高而尖，是有战车来，尘头低而宽，是步兵在前进。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是说：军士拄杖而立，是很饿；打上水就饮，是很渴；前进有利可取却停下来，是太疲劳，心有馀而力不足。鸟儿很多，必空虚无人。夜中呼喊，是心虚怕受攻；营中吵闹混乱，是主将无威信。
这两套重要的理论中都泛说“鸟”，是周全的。如果专说“乌”，就会片面、神秘化而有贻误。《左传》两言“乌”，可能是实际的偶然性，但观察者和判断者是当成一般的鸟看待，不带迷信色彩，如果是别的鸟，判断相同。
以鸟判断敌情有相对的科学性，但占卜职业者有意利用它来骟人，就说鸟有神异的预知天能，可用以占卜未来的吉凶。自然就是越过真理一步，反而成为谬误。这都是古代鸟占迷信之源。
古代鸟占中最早的是用乌鸦占断，而且是吉祥的预兆。这比喜鹊报喜的民俗还要早。
周文王准备伐纣时，曾暗渡黄河侦察商朝军事情况。《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覆)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白色洁亮，古人视为吉祥之色。鱼有鳞甲，与兵士的甲衣相应，古人以为是军战的象征。所谓“有火自上复下”，可能是周武王站着聚神观察迹象，欲见隐微之处，太疲劳，头晕目眩，眼前冒火星而又发黑。史官也是巫者，对此作改变，反向说成吉兆，与白鱼一致。“其声魄”，古人解释为鸣声安详。其实“魄”是“拍”的借字，句言拍翅膀有声。
说是一团火变为赤乌鸦，自有巫者的神秘根据，这就是上古神话：太阳中有三足乌叫阳乌。阳乌自然是赤乌鸦了。赤火、赤鸦，与眼前冒火星相承；乌鸦之乌又与眼前发黑一致。巫者随机应变，指鹿为马的本领真让人佩服。
但谨慎的周武王并不相信巫者的奉迎。也许他估计到自己实力还不足，又从头发晕预感到不是吉兆，所以明白地说随从者并不知天命，时机未到。又过了两年，他才伐纣一举成功。
这个历史事实已说明，乌鸦的吉兆是骟人的，但无人揭露。太阳中有三足乌是神话，另有原因，此不叙。阳乌之名是誉称，犹言光明之鸟。这一说法与军事上的从鸟来判断敌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乌鸦是吉兆的迷信说法，自然也是巫师们的创造。
又有汉代讲说阴阳迷信的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引《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隐去了火团变为乌鸦的情节，因为不易使人相信。又加上口含谷种一层，寓含一个新的朝代将诞生之意。分明是武王说天命未到，大大扫了诸侯们的兴，又被篡改成皆大欢喜。
《诗经.小雅.正月》：“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是说：可怜我这个人呀，到哪儿找福禄去呢？你看那乌鸦呀，都落在什么人的屋上？为何不落在我屋上？毛传：“富人之屋，乌所集也。”乌落富人之屋，即乌知谁家富，是吉兆。但仔细想来，大约是富人家抛弃浪费的饭食多，乌鸦及许多鸟都可饱腹而光顾的。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佚文：“《明帝起居注》：‘上东巡泰山，到荥阳，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中之。作辞曰：“乌鸟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岁，臣为二千石。”帝赐二百万，令亭壁悉画为乌也。’”（《文选.赭白马赋》注等有引）这位勇武的卫士射中乌鸦左翅下，得乌鸦就是得吉。于是他不放过机会，在称颂汉明帝万寿后讨当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官。皇帝却只赏钱不封官。乌鸦是吉祥鸟，却当了牺牲品。
三足鸟本是没有的，但史书中记载天降祥瑞，出现三足乌的不少。《东观汉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馀。”
孙权嘉禾七年时，武昌官员报喜，三足乌飞到宫殿。孙权也说他已亲眼见到，于是改年号为“赤乌”，共用十四年，是最长的。
武则天授元年，有地方进献三足乌，她十分高兴。但当太子的李旦却看出了破绽，说前面一只脚是假的，武则天扫兴，一脸的不高兴。果然，过了一会儿，那只假腿就自己掉在地上了。
乌鸦的吉兆本是从周武王开始的，基点太高，一般人不敢奢望。乌鸦报喜，不像喜鹊叫客人到，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即令附会性的“实证”偶合也是要少得多。再加上乌鸦黑色，鸣声是噪音难听，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乌鸦曾是周朝兴起之兆的历史“常识”，绝大多数无文化的人不知道。乌鸦报喜的一说渐次衰落，从而异向增生了它是坏事先兆的俗说。自然，此说的基本背景仍然是古代从鸟的活动判断敌军虚实。
这一转变也较早，汉代已有文献记载。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群斗者，师战之象也。……王戊不寤，遂举兵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堕死于水之效也。京房〈易传〉曰：‘逆亲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汉焦延寿《易林》是著名的算卦书，比《周易》还详细、具体，其中已把乌鸦纳入，而且全是凶兆。
卷一《坤之蒙》：“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鸩毒，为国患灾。”是说：城上有乌鸦鸣声像“破家”二字，就是呼唤像鸩酒那样严重的毒药，国家将有大难。卷二《比之睽》与此全同。所言“城上有乌”便是从《左传.襄公十八年》搬来的。但那是齐军逃走，由乌在城上可判断，有特定条件。一般情况下，城上飞来乌鸦，就不是什么的前兆，更谈不上祸事。
卷七《大过之涣》：“乌鸣庭中，以戒凶灾。重门击柝，备忧暴客。”是说：院中乌鸦叫，要戒备凶灾，多设门卫，防备凶暴的来客。卷十四《旅之困》相同。
但是，形成对比的是任何鸟，甚至鸡也是凶兆，而且又扩大到兽类。
《隋书.五行志上》：“京房《易飞候》‘鸡鸣不鼓翅，国有大害。……鸡昏而鸣，百姓有事。人定鸣，系战。夜半鸣，流血漫漫。鼠无故群居不穴，众聚者，其君死……狐入君室，君不居。……野兽入邑……君亡。……野鸟入君室，其邑虚，君亡之他方……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非常之鸟，来宿于邑中，邑有兵。’”
这些凶兆分成几种情况。甲种，鸡鸣时间不正常。这是鸡的生物钟因故受了干扰。以前见过报导，有人做过实验，在保证母鸡的营养条件下，白天中人为设置一段有如黑夜的环境’再恢复白天，有时确实可以各下一个蛋。这种异常情况让巫师们知道，可想更会有各种比附人事的征兆。乙种，鸡鸣时不拍翅膀，这是多见的情况，京房作为异常，是滥竽充数。丙种，老鼠聚在洞外不进洞，这有多种原因。如人投毒，有鼠被毒死洞中。或者洞中积水，蛇进入。或者将有大雨，房屋将塌，或者是地震前兆，但灾害将是大面积的，不会只限一人，更不会只是国王。丁种，野鸟进屋，野兽进城，这有偶然性或集中性的不同。集中性是在主人迁走，城中有传染病或战乱，许多人迁走，变为荒凉之境。没有这些条件，不会如此。可见京房是倒果为因，宣传迷信。
总之，这些乌鸦、鸟兽的所谓凶兆，都是把从鸟的活动判断敌情这一合理思考，抽去了条件，扩大化、片面化、绝对化，因而成为迷信。另外，喜鹊报喜、猫头鹰报忧的偶合性，也使得这些迷信说法有了市场。
四
从乌鸦既报喜又报凶的矛盾，本可以把它们各个击破，但古代很少有人作这种学术研究来破除迷信。于是两种说法得以偏安，只是有时显出时代或地域性的差别。
喜鹊报喜有偶合性即实证检验的对比，这妨碍了巫师为此编造更细致、具体的操作性。乌鸦则相反，他们凭空编造了一套一套的判断细则。
古代有托名东方朔所著的《阴阳局鸦经》一书，专讲用乌鸦占卜，已不存。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笔.乌鹊占》言此书“大略言凡占鸟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于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乌鸣地上无好音。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
敦煌藏经洞出世伯一〇四五号藏文写卷，是唐代吐蕃族用乌鸦占卜的吉凶事项及办法。序言中说：“乌鸦系人的怙主，传递仙人神旨。藏北系牦牛之乡，于该地之中央，它传递神旨，翱翔飞忙。八面上方共九方，喔咚婉鸣三声，速将多玛供上。乌鸦若全部吃光，即为神仙将供品用享。乌鸦所鸣叫均是前兆。……咙咙(按，此及以下叠音词都是鸦的鸣声)表吉祥，嗒嗒表无恙，哩哩表事急，唓唓表财旺，依乌依乌危难降。”
藏族实行天葬，死尸让鸟吃完表示灵魂升天。乌鸦是吃尸肉者之一，藏族人对它更多了一层敬祀的习俗。所供饲的“多玛”，是面粉、牛奶、酒、糖、酥油等制作的祭品。那里的乌鸦真有福气。
文卷中对吉凶事项是以表格方式叙列的。以鸣的时间为经，以鸦飞方向为纬，综合占断所主吉凶事项。时间有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映、哺食、日人、黄昏，共十段。即把唐代的十二时制中的“夜半”、“人定”两段略去，因为人和鸦都入梦乡，鸦不飞，人无见。鸦飞的方向有常说的四面八方，再加方向不易确定的泛说“天空”一种。
所主事项，如鸡鸣时鸦东飞主“大德来临”，即《周易》的“利见大人”。此时如鸦向西北飞，主大雨或大雪，不能出门。事项可分三类。吉祥是一类，约26项，其中有“有人领女人来”，“来白晳女人”。可见迎合俗人的心理。中性的一类如风雨、某方向有来人、来文牍，有13项。凶事有为女人斗殴，来催债、死人等，共43项，占大多数。这是巫师有意吓人，以求每事找他们问占，多得收入。
文书中还叙明，鸦在什么时候向什么方向飞时，占问者施多玛应附带的供养物，有牛奶、芥子、净水、肉、花朵、点安息香、大米等。
《周易》、《易林》中的占断词，一般比较笼统，很少说明主什么事情。这一鸦占术的每一项都具体到衣食住行、求官、娶妻、得财、打官司等，也就是具体化、绝对化。这虽投合占问者的心理，但更容易看出占断的欺骟性。但那时很少有人作揭露，所以他们不怕，迷信便畅行无
阻。后世的占卜书都是这类占断语。
古代四川巴陵一带，仅从鸦的飞行方向来占卜。《潜居录》介绍说：巴陵乌鸦不怕人，每年除夕时，妇女捉一只，喂饱，元旦早晨，把五色线系在鸦颈上，放它飞行。占卜的口诀是：“鸦子东，兴女红。鸦子西，喜事临。鸦子南，利桑蚕。鸦子北，织作息。”四项全都是妇女的事，又是公开占卜，没有巫者参与，显然带有一种游戏性质。它是从女儿七夕乞巧演化来的，只是把民俗的载体从喜鹊换成乌鸦，这与鸦是吉鸟的古俗相承。
明代周履靖《占验录》说：“乌鸦早鸣，主火光之灾。中时(鸣），有小喜。暮(鸣），官非。一云，鸦鸣大概主喜少，忧多。”所谓“火光之灾”，却是对周文王时火团变为乌鸦作反向变说，故作玄妙神异。可见全是巫师依附某一因子而信口开河。在迷信的领域内，也有百家争鸣、标新立异，创新观点，吸引迷信者追随。因为在这些的后面都联系着巫师的名和利。
宋代薛季宣《浪语集.卷一.信乌赋》：“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洪迈《容斋续笔》卷三：“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反是。”这种矛盾说法是民俗的地域性差异，并没有什么事理性实质原因。1995年出版的颜森编纂《黎川方言词典》“喜鹊”条仍言：“黎川民间视喜鹊为不吉祥物。”但是“老鸦”条未言民俗所主。黎川县在江西省东部。黎川话“喜”与“啼”同音听调。啼就是哭，由此谐音关系而说喜鹊为不吉祥物。
韩愈诗：“鹊噪未为吉，鸦鸣岂是凶？”倒是平实的看法。认可民俗，但又不迷信，是合宜的一分为二的认识方法。
五
现在来说民俗以为乌鸦是孝鸟。汉代已有这个说法。《说文》“乌：孝鸟也。”所谓孝，是说当老乌鸦不能捕食时，儿女们会给父母喂食，以报答父母哺食幼鸟之恩，晋代成公绥《乌赋序》：“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鸟。是以周书神其流变，诗人寻其所集。国有道则见，国无道则隐。斯凤凰之德何以加焉。”
所谓“周书神其流变”，指周武王时火团变为赤鸟，停在屋上。所谓“诗人寻其所集”，指《诗经》说的乌鸦落在富人屋上。成公绥解释这两件事的原因在于乌鸦是孝鸟，因而是吉鸟，这完全是颠倒历史，乱说民俗。说是吉鸟，在于日中三足乌神话而来的阳乌之名。此事在前，孝鸟之说汉代才有，后有的事怎会成为前事的原因。所言“国有道则见”，仍是周武王事，而国无道乌鸦则隐，便是无据的说虚弄玄。为了以乌鸦为题写这首颂诗，竟说民俗对乌鸦的喜爱，连凤凰都比不上，完全不顾事实。
其实，一切鸟兽长大有了自活能力后，都是离开父母，并无反哺之事。南朝梁代刘孝威《乌生八九子》一开头说：“城上乌，一年生九雏。枝轻巢本狭，风多叶早枯。氄毛不自暖，张翼强相呼。”详写幼乌受父母护养的情况。后文又说：“羽成翮备各西东，丁年赋命有穷通。”即幼乌成长后各奔前程，谁不顾谁，谁也不知谁，并未写反哺一层，是合乎实际的。
据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教授研究：乌鸦因羽毛黑，最早本叫“兹乌”。“兹”是黑色义，由两个“玄”字合成，“玄”便是黑色。《左传.哀公八年》：“何故使吾水兹？”为何使我们河水变黑？后来“兹”的黑色之义渐渐不用，人们不知道了。儒家学说要宣传子女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便把口语中的“兹乌”写“慈乌”，而把“慈”解释成“孝”义，于是产生了所谓“反哺”的说法，投合了古人重孝的心理，便很快流行推广开了。
《本草纲目.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只反哺60天，而且只反哺母鸟，这应是一种修改的说法。又说乌有四种，“小而纯黑，小嘴，反哺者，慈乌也；似慈乌而大嘴，腹下白，不反哺者，鸦乌也。”另两种是燕乌、山乌、未言是否反哺。说仅一种乌鸦反哺，也是修改掩饰说法，又是为了增加神异性。人们看不到乌哺的实际，便修改为不是所有乌鸦都反哺，又只反哺母鸟60日，所以不易看到。
乌鸦无反哺之实，人们可有如此之说，可以看成是一种想像，借以表达孝亲的感情。“乌鸟私情”“乌鸟思亲”一类的词语，常被便用，使文章传情增色。晋代傅咸《申怀赋》：“尽乌鸟之至情，竭欢敬于膝下。”晋李密《陈情表》：“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明张刘正《谢准假归葬疏》：“顾臣昔者急切求归，只欲遂乌鸟思亲之念。”
我国已进入人口学所言的老龄社会，国家在宏观方面为老人欢度晚年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条件，在社会细胞的家庭中，儿女更应继承发扬敬老养老的民族传统，关怀赡养父母，怀恩报德。为“慈乌”正名是学术的求真务实，反哺民俗孝德的艺术表达，两可存美。
(原载《寻根》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