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东纸牌“花花”的情趣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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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大物博，各地都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游艺，“花花”是陇东地区从古至今为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众)喜爱不衰的一种游艺纸牌。同象棋、围棋、扑克、麻将等游艺相比，它更有情趣和哲理蕴含，带有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浓厚特点。
这种纸牌，不限于陇东地区，各地或有不同的俗名。如乌鲁木齐叫牌九、牛九儿。“花花”，是陕甘多数地方的俗名。因为纸牌背面有方胜等图案，正面的点数有红、黑二色，中间画有花草或人物。它的情趣、哲理，体现在牌的种类的称名、玩法各个方面，这在各地或有小小的不同，本文以甘肃陇东的民俗作分析解说。
一副花花牌共48张，由所画的从1到12等不同的点数分为12类，每类4张。类别的称名以点数为主，兼有象物，二者的结合便体现出某种情趣或哲理。具体的类别和称名情况如下。
“地眼”：即红色点数二。二，是最小的数，代表地。两点横排，又如眼睛，所以叫“地眼”。本应用一个点代表地，因为一是数之始。但古代又有“天一、地二、人三”的说法，因而以二指地。
“喜”：由两张三点和两张六点组成。三，由红点一与黑点二组成，叫母喜。六，由红点四与黑点二组成，叫公喜。三，本是代表人的，借此表示人的喜庆之事，民间又神化为喜神，实际代表人事称心如意的际遇。际遇是人们可想而又不以人的意旨为转移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花花中设此一类，便是人事经验的一种朴素的哲理总结。公喜的六，指**，即东、南、西、北、上、下。所以，“喜”也就是代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相合，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板凳”：即黑点四，四点排成方形。南方地区玩的骨牌中，四点被称为“版”，但意义不明。
“串子”：即黑点六。左右两个三点相连成串。
“槌六”：由红一点和黑五点组成。五个黑点排列如梅花，也可以说是包含五指的槌头，即拳头。槌头加一指，说成“槌六(子)”。
“幺七”：由红一、黑六组成。是七，就不当言“幺”。秦腔《打草关》的人物马武和姚期的故事，以前在民间广为传说。麻将中又有“幺鸡”一类。单音节的“七”说起来不上口，可能受上述两种情况的影响，讹变成为伦不类的“幺七”之名。
“红八”：即红点八。
“牛”：由两张黑八点和两张黑九点组成。黑八叫母牛，黑九叫公牛。或各叫牛八、牛九。“九”谐音“久”，人们祝愿耕牛健康永久，以九代表牛。又要分公母，便又相对地设计出“牛八”一种。
“红十”：由红点四和黑点六组成。
“墨十”：由两个如梅花状的黑五点组成。乌鲁木齐谐音趣说成“美十”。
“虎”：即黑十点。
“天”：由红、黑各六点组成。本来从一到十是自然数列，应当用十代表天。由于另有红十、墨十；虎(十一），于是十二成为最大的数。古人把周期性的事物往往用十二表示，如十二天干，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时，十二属相等。因而以十二代表天。
以上称名分两种情况，凡是以自然数称名的，只有数目大小的一种意义。另一种以数目指代事物的，数目仅是一种手段，所指代事物的性质或作用，便成为这些牌的实际意义，由此而蕴含了情趣和哲理。
天、地、人，古称“三才”，也就是人类与所生活的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矛盾统一关系。喜既是人事，也是天意。虎代表人的一切凶残敌害力量。牛是农业重要畜力，为人爱护，甚至敬重。玩法设计成牛可吃虎，充分体现了古代长期农耕文化的特点。牛有公母，是自然属性。而喜也有公母，便是想象的寓意。都反映了久远的生殖崇拜观念，和阴阳结合而化生万物的朴素哲学观念。公牛、公喜大于母牛、母喜，既是故作情趣，也与男尊女卑相关。
在花花的玩耍规定中，也是有相关的哲理寓含。
天大于一切。天之外，牛又大于一切。天与牛之外，虎大于一切。红十与墨十相等。换句话说，特意把数目“十”设计成红与黑两色，大约是表示，一切数目都会与相反的两种性质相联系，仅数量相等，彼此还不能奈何。
喜，只是代表一种际遇、条件，因而设计成独立性的。它既不吃别的牌，别的牌也不吃它。仅仅揭到公喜或母喜，便失去“喜”的寓意；公喜只等于自然数六，母喜只等于自然数三。公牛也必须与母牛结合成对，才能吃别的牌。挑战者出成对的喜，无条件的是胜牌，迎战者却不能出成对的喜。也就是说，没有挑战的机会，喜牌并无意义。
槌六这四张牌，玩的候或先取过三张不参与。谁揭上参与的那一张槌六，在挑战的时候，与喜一样，谁也不吃它，必然是胜牌。这种情况，特叫“独赢”。有的玩法，这一张槌六与扑克牌中的“大王”一样，有“百搭”作用。即在需要的时候，它能当作任何一张牌搭配使用。古典戏曲演出中，有的演员并无什么特长，但生、旦、净、丑，都可扮演。主演者临时缺场时，他可顶场代替，人们称为“八面角”。生活、工作中，也需要这种“八面角”、“万金油”。槌六做“百搭”的玩法，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选用六点牌，也由**之内可以驰骋取意。
玩牌时，三人成一局。由各摸一张牌的点数多少，决出揭牌和出牌的顺序。头名叫头匠、第二名叫二匠、第三名叫三匠。每人有牌15张或16张。出六张牌无人抵挡，就算全胜。因此，每局可有二人是赢家。两个赢家之间也有胜败的分别。达到六张胜牌的基本数，简称为“够”。一人能有11张胜牌，别人就没有够牌的可能。所以“够”也就是唯一的胜者，独占鳌头的“雄”。所以把别人没有够牌的可能就叫“雌”，即差等。
头匠是第一位挑战者。挑战可以出单牌、对子、成三、成四。也可以是规定性组合的“一副”。成三、成四，就是三个或四个同一类的牌。地眼是最小的牌，但在决战的最后，别人没有对牌，挑战者的一对地眼，也可成胜牌。这种玩法寓含的道理就是：胜败有时候不全是由于实力的大小，时间、地点、环境会起到特殊的决定作用。
规定的组合的“副”有两种。一种是二、四、六搭配成的“鱼”(银川的玩法是由幺、二、三搭配，实际是一回事）。另一种是天、红十、红八搭配成的“摆”。只有“摆”才可吃“鱼”。双鱼便需双摆来吃。二、四、六，都是最小的牌，单独出击，或成对、成三出击，会输的可能性都较大。可是一经结合成整体，便是三张天也胜不了。这就是体现“集体组合”的优胜力量。单独的事物可能是无力的，有机地结合起来时，性质和作用或许会大大提高，出人所料。犹如木炭、火硝、硫磺混合成火药，新有了巨大爆炸力量一样。“鱼”或“摆”中的任何一张牌同时又成四的话’叫“鱼儿亮”或“摆儿亮”。“亮”是口语的记音字，可能是“良”的音讹。良，指比单纯的鱼或摆又好一层。自然，只有“摆儿亮”才可吃“鱼儿亮”。
鱼，与二、四、六的数，之间并无事理关系。“鱼”是“遇”的谐音，这三个数“遇合”在一起。有意隐实示虚，设难成趣，谐音成“鱼”。捉迷藏游戏，福州方言叫“摸鱼摸虾”，广西柳州叫“瞎子摸鱼”，北京叫“摸瞎鱼”，武汉叫“摸虾”。其实游戏中既无鱼，也无虾。“摸鱼”便是“摸遇到的人(而捉)”，“摸虾”便是“瞎摸”意思的谐音趣说。民间方言俗语中这种情况多得不计其数。
“摆”就是“一摆子”的意思，指那三张牌的组合，与“遇”即遇合的意思所指的相同。只是“遇”恰巧有同音的“鱼”可以谐音趣说，“摆”没有这种巧合的趣味谐音，便平实直说，而与“鱼”不对应。
头匠如果觉得自己的胜牌不足六张，可以不挑战，宣布“扣了”，即免战而另揭牌，另开一局。胜够六张牌后，也可以“扣了”。头匠要扣，而二匠如果牌好，就转为向他挑战，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叫“掀”。即不让他免战或独胜，而要通过比斗把他掀倒。二匠如不掀，三匠也可掀头匠。二匠够六张牌后，也可以“扣了”，这时三匠也可以掀二匠。这样反挑战一次叫一掀。掀而不胜，便又算输。掀，更能表现玩花花的技巧，所以群众把耍花花更多的叫做“掀花花”。
花花牌的历史久远。宋徽宗宣和二年，即公元1120年，有位大臣设计了一副纸牌进奏，宋高宗时颁行天下。当时是文人用它进行文字和诗文游戏，虽雅而难。它在民间却被群众大为改造，变为两系。在南方成为骨牌，仍有雅而难的特点，《金瓶梅》、《红楼梦》中的那些不愁衣食的贵人多有玩耍，现在已少有人玩。在北方由劳动群众改造为“花花”，融汇了他们的生活、劳动、交际、斗争的许多哲理的体会，别具特色，将会久久流传下去。
《镜花缘》第七十四回叙打牌九。紫芝道：“姐姐刚才湖六头，打长三；湖四头，又打长二；少刻湖二头，再把地牌打了，岂不凑成一副‘顺水鱼’么？”其中所说的湖六头、四头、二头，指需要六、四、二点的三张牌，所打即不要的是长三、长二、地牌，又各是另一种花样的六、四、二。两种六、四、二相对，叫“顺水鱼”，这与陇东花花的“鱼”有相同处。也可证“鱼”是“遇”的谐音趣说，指不同数的牌的组合，而与具体数目无关。只是不知牌九中有无与“摆”相对应的类似花样。
李树俨、张安生编《银川方言词典》：“掀花花子=耍花花子=砍牛腿：纸牌的一种玩法。其中9为牛，5为喜，13为天，13、10、8组成一副调(沿河防水的建筑物），1、2、3组成一副鱼。4必须去掉，按先后顺序出牌，有6张牌别人压不住即算赢。”即与陇东的玩法同中有异。
其中言“调”是沿河防水的建筑物，也就是堤防之类，这是当地的方言，也是当地所造的俗字，与“摆”同音同调而作为代音记写。堤岸虽能挡住鱼，但没有胜过鱼(大于鱼）的直接事理。13、10、8，这三个数也与堤坜没有关系。应当是银川人以“调”作为“摆”的谐音趣说，而与虚假的“鱼”对应。看来，“鱼”和“摆”都是指三张牌的组合，不同地方玩法所组合的具体数目不同而已。
民俗研究中对娱乐活动很少注意，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少。本文试作例说，可见是有研究意义的。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都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游艺，“花花”是陇东地区从古至今为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众)喜爱不衰的一种游艺纸牌。同象棋、围棋、扑克、麻将等游艺相比，它更有情趣和哲理蕴含，带有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浓厚特点。
这种纸牌，不限于陇东地区，各地或有不同的俗名。如乌鲁木齐叫牌九、牛九儿。“花花”，是陕甘多数地方的俗名。因为纸牌背面有方胜等图案，正面的点数有红、黑二色，中间画有花草或人物。它的情趣、哲理，体现在牌的种类的称名、玩法各个方面，这在各地或有小小的不同，本文以甘肃陇东的民俗作分析解说。
一副花花牌共48张，由所画的从1到12等不同的点数分为12类，每类4张。类别的称名以点数为主，兼有象物，二者的结合便体现出某种情趣或哲理。具体的类别和称名情况如下。
“地眼”：即红色点数二。二，是最小的数，代表地。两点横排，又如眼睛，所以叫“地眼”。本应用一个点代表地，因为一是数之始。但古代又有“天一、地二、人三”的说法，因而以二指地。
“喜”：由两张三点和两张六点组成。三，由红点一与黑点二组成，叫母喜。六，由红点四与黑点二组成，叫公喜。三，本是代表人的，借此表示人的喜庆之事，民间又神化为喜神，实际代表人事称心如意的际遇。际遇是人们可想而又不以人的意旨为转移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花花中设此一类，便是人事经验的一种朴素的哲理总结。公喜的六，指**，即东、南、西、北、上、下。所以，“喜”也就是代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相合，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板凳”：即黑点四，四点排成方形。南方地区玩的骨牌中，四点被称为“版”，但意义不明。
“串子”：即黑点六。左右两个三点相连成串。
“槌六”：由红一点和黑五点组成。五个黑点排列如梅花，也可以说是包含五指的槌头，即拳头。槌头加一指，说成“槌六(子)”。
“幺七”：由红一、黑六组成。是七，就不当言“幺”。秦腔《打草关》的人物马武和姚期的故事，以前在民间广为传说。麻将中又有“幺鸡”一类。单音节的“七”说起来不上口，可能受上述两种情况的影响，讹变成为伦不类的“幺七”之名。
“红八”：即红点八。
“牛”：由两张黑八点和两张黑九点组成。黑八叫母牛，黑九叫公牛。或各叫牛八、牛九。“九”谐音“久”，人们祝愿耕牛健康永久，以九代表牛。又要分公母，便又相对地设计出“牛八”一种。
“红十”：由红点四和黑点六组成。
“墨十”：由两个如梅花状的黑五点组成。乌鲁木齐谐音趣说成“美十”。
“虎”：即黑十点。
“天”：由红、黑各六点组成。本来从一到十是自然数列，应当用十代表天。由于另有红十、墨十；虎(十一），于是十二成为最大的数。古人把周期性的事物往往用十二表示，如十二天干，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时，十二属相等。因而以十二代表天。
以上称名分两种情况，凡是以自然数称名的，只有数目大小的一种意义。另一种以数目指代事物的，数目仅是一种手段，所指代事物的性质或作用，便成为这些牌的实际意义，由此而蕴含了情趣和哲理。
天、地、人，古称“三才”，也就是人类与所生活的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矛盾统一关系。喜既是人事，也是天意。虎代表人的一切凶残敌害力量。牛是农业重要畜力，为人爱护，甚至敬重。玩法设计成牛可吃虎，充分体现了古代长期农耕文化的特点。牛有公母，是自然属性。而喜也有公母，便是想象的寓意。都反映了久远的生殖崇拜观念，和阴阳结合而化生万物的朴素哲学观念。公牛、公喜大于母牛、母喜，既是故作情趣，也与男尊女卑相关。
在花花的玩耍规定中，也是有相关的哲理寓含。
天大于一切。天之外，牛又大于一切。天与牛之外，虎大于一切。红十与墨十相等。换句话说，特意把数目“十”设计成红与黑两色，大约是表示，一切数目都会与相反的两种性质相联系，仅数量相等，彼此还不能奈何。
喜，只是代表一种际遇、条件，因而设计成独立性的。它既不吃别的牌，别的牌也不吃它。仅仅揭到公喜或母喜，便失去“喜”的寓意；公喜只等于自然数六，母喜只等于自然数三。公牛也必须与母牛结合成对，才能吃别的牌。挑战者出成对的喜，无条件的是胜牌，迎战者却不能出成对的喜。也就是说，没有挑战的机会，喜牌并无意义。
槌六这四张牌，玩的候或先取过三张不参与。谁揭上参与的那一张槌六，在挑战的时候，与喜一样，谁也不吃它，必然是胜牌。这种情况，特叫“独赢”。有的玩法，这一张槌六与扑克牌中的“大王”一样，有“百搭”作用。即在需要的时候，它能当作任何一张牌搭配使用。古典戏曲演出中，有的演员并无什么特长，但生、旦、净、丑，都可扮演。主演者临时缺场时，他可顶场代替，人们称为“八面角”。生活、工作中，也需要这种“八面角”、“万金油”。槌六做“百搭”的玩法，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选用六点牌，也由**之内可以驰骋取意。
玩牌时，三人成一局。由各摸一张牌的点数多少，决出揭牌和出牌的顺序。头名叫头匠、第二名叫二匠、第三名叫三匠。每人有牌15张或16张。出六张牌无人抵挡，就算全胜。因此，每局可有二人是赢家。两个赢家之间也有胜败的分别。达到六张胜牌的基本数，简称为“够”。一人能有11张胜牌，别人就没有够牌的可能。所以“够”也就是唯一的胜者，独占鳌头的“雄”。所以把别人没有够牌的可能就叫“雌”，即差等。
头匠是第一位挑战者。挑战可以出单牌、对子、成三、成四。也可以是规定性组合的“一副”。成三、成四，就是三个或四个同一类的牌。地眼是最小的牌，但在决战的最后，别人没有对牌，挑战者的一对地眼，也可成胜牌。这种玩法寓含的道理就是：胜败有时候不全是由于实力的大小，时间、地点、环境会起到特殊的决定作用。
规定的组合的“副”有两种。一种是二、四、六搭配成的“鱼”(银川的玩法是由幺、二、三搭配，实际是一回事）。另一种是天、红十、红八搭配成的“摆”。只有“摆”才可吃“鱼”。双鱼便需双摆来吃。二、四、六，都是最小的牌，单独出击，或成对、成三出击，会输的可能性都较大。可是一经结合成整体，便是三张天也胜不了。这就是体现“集体组合”的优胜力量。单独的事物可能是无力的，有机地结合起来时，性质和作用或许会大大提高，出人所料。犹如木炭、火硝、硫磺混合成火药，新有了巨大爆炸力量一样。“鱼”或“摆”中的任何一张牌同时又成四的话’叫“鱼儿亮”或“摆儿亮”。“亮”是口语的记音字，可能是“良”的音讹。良，指比单纯的鱼或摆又好一层。自然，只有“摆儿亮”才可吃“鱼儿亮”。
鱼，与二、四、六的数，之间并无事理关系。“鱼”是“遇”的谐音，这三个数“遇合”在一起。有意隐实示虚，设难成趣，谐音成“鱼”。捉迷藏游戏，福州方言叫“摸鱼摸虾”，广西柳州叫“瞎子摸鱼”，北京叫“摸瞎鱼”，武汉叫“摸虾”。其实游戏中既无鱼，也无虾。“摸鱼”便是“摸遇到的人(而捉)”，“摸虾”便是“瞎摸”意思的谐音趣说。民间方言俗语中这种情况多得不计其数。
“摆”就是“一摆子”的意思，指那三张牌的组合，与“遇”即遇合的意思所指的相同。只是“遇”恰巧有同音的“鱼”可以谐音趣说，“摆”没有这种巧合的趣味谐音，便平实直说，而与“鱼”不对应。
头匠如果觉得自己的胜牌不足六张，可以不挑战，宣布“扣了”，即免战而另揭牌，另开一局。胜够六张牌后，也可以“扣了”。头匠要扣，而二匠如果牌好，就转为向他挑战，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叫“掀”。即不让他免战或独胜，而要通过比斗把他掀倒。二匠如不掀，三匠也可掀头匠。二匠够六张牌后，也可以“扣了”，这时三匠也可以掀二匠。这样反挑战一次叫一掀。掀而不胜，便又算输。掀，更能表现玩花花的技巧，所以群众把耍花花更多的叫做“掀花花”。
花花牌的历史久远。宋徽宗宣和二年，即公元1120年，有位大臣设计了一副纸牌进奏，宋高宗时颁行天下。当时是文人用它进行文字和诗文游戏，虽雅而难。它在民间却被群众大为改造，变为两系。在南方成为骨牌，仍有雅而难的特点，《金瓶梅》、《红楼梦》中的那些不愁衣食的贵人多有玩耍，现在已少有人玩。在北方由劳动群众改造为“花花”，融汇了他们的生活、劳动、交际、斗争的许多哲理的体会，别具特色，将会久久流传下去。
《镜花缘》第七十四回叙打牌九。紫芝道：“姐姐刚才湖六头，打长三；湖四头，又打长二；少刻湖二头，再把地牌打了，岂不凑成一副‘顺水鱼’么？”其中所说的湖六头、四头、二头，指需要六、四、二点的三张牌，所打即不要的是长三、长二、地牌，又各是另一种花样的六、四、二。两种六、四、二相对，叫“顺水鱼”，这与陇东花花的“鱼”有相同处。也可证“鱼”是“遇”的谐音趣说，指不同数的牌的组合，而与具体数目无关。只是不知牌九中有无与“摆”相对应的类似花样。
李树俨、张安生编《银川方言词典》：“掀花花子=耍花花子=砍牛腿：纸牌的一种玩法。其中9为牛，5为喜，13为天，13、10、8组成一副调(沿河防水的建筑物），1、2、3组成一副鱼。4必须去掉，按先后顺序出牌，有6张牌别人压不住即算赢。”即与陇东的玩法同中有异。
其中言“调”是沿河防水的建筑物，也就是堤防之类，这是当地的方言，也是当地所造的俗字，与“摆”同音同调而作为代音记写。堤岸虽能挡住鱼，但没有胜过鱼(大于鱼）的直接事理。13、10、8，这三个数也与堤坜没有关系。应当是银川人以“调”作为“摆”的谐音趣说，而与虚假的“鱼”对应。看来，“鱼”和“摆”都是指三张牌的组合，不同地方玩法所组合的具体数目不同而已。
民俗研究中对娱乐活动很少注意，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少。本文试作例说，可见是有研究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