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社火中的大头和尚与害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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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把土地神最早叫“社”，有关农业的祭祀多在社前举行，往往有歌舞娱神。后世一些祭神活动或节日庆典在庙前有戏曲演出，叫社戏。或在夜间举行，有火把、焰火，便叫做“社火”。后来一般日间的，不限于庙前的民间节日各种戏曲扮演及杂技表演也叫“社火”。
宋代《东京梦华录.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范成大《上元节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自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春节的社火在全国有普遍性，多种多样。有排成长列在主要街道游行庆贺的一种。最前面是打着横幅，标明主办单位，接着是锣鼓及诗官。后面就是依次相排的各种节目，而排在最前面的是一对或几对“大头和尚”。这是对头戴巨大全头面具的一僧一尼的统称。它们排在前面，等于社火主要节目的引戏。
男僧向女尼或频频点头、招手、拂袖、耳语；女尼则或作低头羞涩之态，而又眉眼传情。无言的打情骂俏，有形的男欢女爱。春风满面，俗人情怀，全然不顾披着袈裟的身份，忘了置身稠人广众的场合，交替表演常人初恋或热恋的种种情态。每到大的机关单位、商店工厂、十字路口，他们便首先表演，使得后面的节目演员略作休息。
他们是谁？有什么典故，看热闹的人或不问所以，连表演者多数也不知是什么典故。人们只知，出家人也是情侣，有情有趣，没有故事情节，不要台词言语。只要善于以己情推他意，以仪态代言语，就可表演好的。
原来这“大头和尚”是由明代话本(即民间艺人的“说书”）《月明和尚戏翠柳》的故事而简化的一个社火节目，犹如哑剧的一个场面。男僧叫玉通，女尼叫翠柳。故事主要情节如下。
宋代绍兴年间，临安府(今杭州)府尹柳宣教新官上任，芝麻大一件小事使他怀恨在心。按当时习俗，新官上任，各级主要官员、地方各行名流，都要先迎接或后参拜，僧道寺观也一律行事。水月寺高僧玉通禅师不存丝毫尘念，不计名利，所以未去。柳宣教认为他不把自己放在眼中，便想了一个极妙极毒的法子，要破坏他的戒行，使他不能成佛。他命令官妓红莲一定要他破身，并拿到有力的实证才能交差。
红莲的办法，一是假作民妇，二是利用佛家恻隐的善心。她选择阴雨黄昏之时，假说给丈夫上坟遇雨，请求寺中过夜。赖在玉通禅室后，夜中忽然说小腹疼痛难忍，平时发作时只有丈夫的热肚皮抚摩才能平复，恳请禅师救命。玉通本无邪念，自认为佛在心头坐，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情欲却涤荡了佛念，终于中了计。
云雨已毕，他才想到她必是有意而来，红莲也把话说明，玉通便留下自惭而又预言的偈诗，沐浴后坐化了。所谓预言，是他必将对柳宣教报复。他投胎成为柳宣教的女儿柳翠。柳宣教得病死亡，家道贫穷，柳翠两次给人作妾，又堕落为娼，败坏了柳家门风。这就是报复。
那柳翠本是玉通所化，自小喜爱佛，也熟知佛理，只是心口相反。玉通的师弟月明禅师特来化缘,旁敲侧击点化,使她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因缘,回头是岸,抛弃淫邪,焚香净身也坐化了。
与玉通有性关系的是妓女红莲，柳翠也不曾为尼。如此说来，大头和尚节目并非他们的故事，但民间艺人和群众为了表演方便，简化情节，增加情趣，同时强化反佛教主题，经过长期表演加工，便把红莲与柳翠合为一人，设计变通为尼，但净化了原故事的淫为恶、恶有恶报的宗教与迷信主题，提炼成佛家禁欲是违犯天理人性的批判旨寓。
《月明和尚度翠柳》是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一篇，知名度高。另外，明代冯惟敏《僧尼共犯》杂剧：和尚明进与尼姑惠朗私会，被公差捉奸送官，却被判为令二人还俗结为夫妻。把大头和尚视为这种僧尼情爱的一般泛说，所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入门便是和合事”，也是可以的。“和合事”双关合作佛事与结合情爱事。
在大头和尚之后，便是社火的主体节目，如柳木腿（高跷）、高芯子、跑旱船、蚌壳姑娘、纸马子、马社火等一种或几种。柳木腿、高芯子、马社火等，化装成戏剧或民间传说的故事人物，若干组。他们没有什么表演，比较呆板。妇女小孩和不太看戏的人，也不知他们所寓含的情节内容，因而不太感兴趣。中老年男人是他们的观赏者和评论者。
许多地方的社火，最后一个主体节目也就是结尾。但在陕西、甘肃，却另有个压阵的小节目，世代相传叫做“害婆娘”。她“表演”的时间最长，直接与观众周旋，时时引起欢笑。
节目虽小，又简单，却能喧宾夺主，成为社火中最有情趣，最有“实际意义”的内容。
“害婆娘”是男扮女装，脑后扎起一个向上的粗短发辫，给人以“独角牛”的独角的联想。额有深长的皱纹，脸有大大的麻斑，白粉在脸上抹得成堆，胭指在嘴上涂出个大口围，两耳系上大红炮一枚，唇下有稀疏示意的胡须。红袄绿裤，粗粗的红裤带两头却特意长长的露在衣襟之下。总之，是个老丑妇爱打扮却不会打扮，越打扮越丑的形象。这也许是美学理论中所谓的“丑趣”的一种吧。
这些长相的丑，也就是“害婆娘”的“害”字的由来。在陕甘一些地方的方言中，“害”指丑陋、污秽、嫌恶、不祥。例如厨房中的污水，叫恶水或害水，垃圾叫脏害。对某人讨厌，说“眼害他”。长得丑，说长得害。但是，社火中的害婆娘，观众不但不嫌弃，反感亲切，她也主动与男女老幼的观众搭汕。这原因在于她左手持桃木棒槌，右手拿笤帚。民俗以为桃木可镇鬼驱邪，笤帚便是搭配之物，谐音而言“扫除”一年的晦气。原来，害婆娘节目的设计寓意，是为万千观众提供一个满足新年大吉大利的心愿的方便机会。
因而那久不怀孕的妇女，多病的成人及孩童，意欲本年大有所图的人，有奔远而来等待的。他们总是跻身在害婆娘所在的人群前列，或暗中示意，或手中拿着红包明显表示有酬谢。害婆娘的职业经验，一眼便能看准他们，主动向他们靠拢，棒槌和笤帚在他们头上至脚下挥舞，口中或喃喃有词。有不欲人知而单身的妇女，害婆娘看得出她的心切，会在前裆后裆处“扫除”的更尽意些，惹得人们注目。她虽羞涩低头，却静立配合，并不躲避，只趁方便之间，把手中早捏着的钱塞到害婆娘手中。
善解人意的害婆娘在人群中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挤到前列而在远处的欲求扫除的老人，她也能注意到。她的棒槌与笤帚也可变成开路先锋；或者，她向怀中一揣，手指上就有自调的一种红色，向挡路的男人脸上一抹，旁边的人迅速闪开，她就到了那老人身旁，使他如愿。她在行进中也会顺势用笤帚给旁边的人扫除，却不打算获得酬谢。她的“扫除”动作就是她的“表演”。这不需要什么艺术技巧,关键在于能深深体会,迅速把握观众的那愚昧而执着的迷信心理,给以迎合,而对只是凑热闹的人,也恰到好处的逢场作戏,虚与周旋。
社火为哪个单位唱诗贺喜，哪个单位都要有酬金。酬金除去开支的节馀，才分给所有参加人员。而害婆娘所得酬金全归自己所有，有名的害婆娘所得也是不少的。
人们都知害婆娘是人，不是什么神和仙，就是专心望她扫除的老妇或年轻妇女，也并不像求神拜佛那样严肃、虔诚，在信与不信之间。也许会灵验吧，权当玩乐，不妨一试。这种趣谑的、简单的形式，促助了它的受欢迎。
我们从旁观着的立场，作冷静的民情世俗研究，似乎应有两点深深的感触。一个是，在具体的很迫切愿望上，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时，人们对神灵的迷信还是潜伏在意识的深层。另一个是，迷信的宣传者极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见缝插针。它轻而易举的巧妙的在春节的喜庆性社火中附缀，本是狗尾续貂，却有了不曾预料的效果。这两点启示我们应认识到我们的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长期性、艰巨性，以及具体入微的针对性、细致性。哪里有迷信，哪里就应有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但内容要有情趣性，形式也要生动活泼。许多迷信宣传是群众自己创造而不断改善的，我们应把群众的智慧引导到破除迷信的积极方面来。
附言：此文是就《陇东报》1989年3月18日与1990年2月21日我的两篇短文扩写。在本书稿校对时，从网上试查了“害婆娘”，居然有不少报道，但或说来源于原始的宗教祭祀、女巫祈雨等，或说害婆娘应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媒婆。
麻将民俗中的文化内涵
英国人夏福礼从1853年(咸丰三年)任驻宁波的领事。他多次向英国亲友写信介绍并感叹中国民间一种“令人痴迷”的游戏，名叫“麻雀”，即麻将牌。它是古代各种益智性博戏的集大成者，而现在人们大都不知它的“益智”的内涵了。
麻将的演变
麻将是经过了四个阶段而演变来的。最早的基础是“叶子牌”。欧阳修《归田录》：“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如然。”是在一些单片的纸或绢上写着某韵的某字，翻过来放着，作为酒令使用。谁抽到某个字，就按韵赋诗，也叫“叶子牌”。
临时能按韵赋诗的人不多，曲高和寡，就会向简单化发展，把作诗一首变为比较容易的背诗一句。这就是宋代先用象牙作牙牌，后来用牛骨作叫骨牌。全副32张，各有不同的点数。11种各有两张，叫正牌；10张单牌叫杂牌。玩法是规定出某三张合成一副，按总点数咏古诗一句。如共15点的，就用“十月先开岭上梅”诗句配合。梅花五瓣，与“五”对应。于是就有人一一在诗集中寻找能合扣的诗句而编写成《牌谱》书出卖，供人参阅，背诵。
再大进一步的演变是到明代有了“钱数叶子”牌，据说是一位妇女从骨牌改制的。把原来的“点数”变成“钱数”，就完全抛开了与诗的联系。图案直接表示钱数的多少，分“文钱”(最少的一文钱）、“百子”（指用绳索串起的一百个铜钱，也叫“索”）、“万”、“十万”四类，每类十张。另有“空汤瓶”“京万贯”“无量数”等八张，也是从钱的多少来比胜负。
汤瓶是烧开水的壶。汤瓶空即无水，但另指无钱。从春秋时代到周朝，都把货币叫“泉”，汉代叫“货泉”，寄托着源源不断的希望。汉代对“泉”字用拆字法，把“钱”叫“白水真人”。再后来，就用“水”指钱。所以把无钱设计成“空汤瓶”牌而没有图案，又称“空没文”、“白皮”。“空没文”就直接是赤贫没有一文钱的意思，但玩牌时却规定与表示财富无限的“无量数”相等。把不名一文与百万富翁相等，取意是穷富并非固定不变。不名一文可以发迹成为百万富翁；百万富翁也可以遭厄运成为一文不名。这也许就是从汉代邓通巨富，而从有“邓氏钱”到“不名一文”来设计的。又把“空没文”与“万万贯”称为“贵”牌；把其他的“千万贯”“百万贯”等称为“将”或“相”。人都爱钱，也就都爱玩钱数叶子牌。
到清代中叶，又变化成现在的麻将。即把“文钱”画成铜钱形，群众称为“饼”或“筒”。把“百子”画为钱索，后来又简化成“直条”形，群众称为“条子”。“空汤瓶”是“囊中赤空”的意思，把指“空”的“赤”字，用飞白修辞，换成指颜色的意思，就变成“红中”。并由“中”再生发出“东”“南”“西”“北”，所谓四风。“风”谐音“丰”。五丰，寄寓五路财源丰盛的希望。把“京万贯”“无量数”等合并成“发财”。把原来的“白皮”改名“白板”。于是麻将牌成为有“饼”“条”“万”“东”“南”“西”“北”“中”“发”“白板”共十类，每类四张。总共136张。玩时每人揭11张牌，要搭配成五副花色。这样设计包含了事物要优化组合的哲理。
原来把“千万贯”“百万贯”等称为“将”或“相”，二者平等。麻将牌也许受《封神榜》哼哈二将的影响，把“哼”谐音成指命运亨通，把“哈”别解成哈哈大喜，于是特别增加了要和牌必得有“二将”的玩法。
麻将及异名的名义
民间对趣味性的事物往往也另有趣味性的名字，玩麻将牌的众多异名与术语都是如此有文心，咀嚼有味。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光、宣间，麻雀盛行，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东晋王羲之爱竹，有“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名言。但，麻将是玩的，不是戏，不能用“爱看”来说。以上海话来说“看”是“赶”的谐音；“竹”是“足”同音同调谐音：赶快把牌配足。
“麻将”的“将”指那两张将牌。“麻”，一般说来，在不同的方言是谐音“抹”“摸”“码”的某一个。在东莞、香港等粵语地区，“麻”谐音“孖”：成双成对又连在一起的东西。而福州话是谐音“據”：五指取物。海口话与“吗”谐音，是有音无字的同音代替字：1抓住。2靠近。3贴上。
麻将牌或叫“麻雀牌”。麻雀鸟，梅县叫“禾笔儿”，海口叫“鸟夜”，雷州叫“鸟冥”。充分可见，牌名与鸟名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打麻将要牌能依附连续，能配套成一副。依附，就是“不着边际”的“着”。“麻”字与“麻将”中相同，“雀”字往往正是“着”的谐音。或是同音同调，或是同音异调，或是近音谐音。“雀”或者是殊途同归的其他谐音。贵阳话“雀”与“巧”谐音，指希望需要什么牌就恰巧来什么牌。而厦门、海口话都与“足”谐音，指搭配齐全。或按“雀”字的另音与“食”谐音，在厦门话有“依靠”义，指得到能相靠而配套的牌。福州与“即”谐音：靠上去。
往往说“打麻将”，“打”字自然与“打球”中不同，它也是名不副实的，实际是“搭”的谐音：搭配。现在流行的“打的”指乘出租汽车，实际也是“搭的”的谐音趣说：搭出租汽车。“打麻将”的“打(搭）”，就与“麻将”“麻雀”中“麻(抹)”的语素重复。
广州说“攻打四方城”，当然也是“搭”的谐音。则“攻”字更名不副实，是“共”的谐音。“四方城”表面上指累成四方如城墙，但这样说并没有趣意，而且城墙也并不是城。在深层上，“四方城”谐音“肆方成”。用“肆”的古汉语词义：成组配套。《周礼.春官.小胥》：“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一整套叫肆。或用“尽”“全”的意思。如“肆力”“肆心”“肆通”即尽力、尽心、尽通。共搭肆方成：共同搭配完全才成功。也有叫“累城墙”的。墙，可以是比喻，而“城墙”则透漏出并非比喻。理据本字及字序本是：抢累成，抢先积累而完成。
也有叫“搬砖头”的，表面上以砖头比喻麻将牌形状，深层的理据本字及字序本是：专搬投，专门搬取能投合的牌。也有叫“搓麻将”的。但与“搓绳”的“搓”不同。每次打牌后把牌拨乱，并不是使牌滚动，也就不是“搓”的动作。实际上，“搓”谐音“错”，而又暗换成同义词的“误”，再谐音“伍”：配伍。
“吃”“碰糊”“洗牌”
打麻将把吸收别人打出的牌，组成数目连续的一副叫“吃”；组成相同三张的一副叫“碰”。但象棋、扑克等的“吃”指大于对方而消灭对方，麻将玩法不是如此。“吃”是“持”的谐音：持为己有。所谓“碰”也是持为己有，便另从配套类型不同来说。即“碰”是“朋”的谐音，古汉语“朋党”的“朋”。
把牌搭配完全，一般趣说：糊了。是从上海话扩散的。上海话说“附了”，指都依附好了。把“附”别写成同音的“和”，再与“糊”同音异调谐音。
古代的叶子牌更有妙趣横生叫“碰壶”的。《汉语大词典》：“碰和：亦作‘碰湖’、‘碰壶’。指打牌。”引例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下》：“画舫多作牙牌、叶格诸戏……次之碰壶，以十壶为上，四人合局，三人轮斗，每一人歇，谓之‘作梦’。”《天雨花》第二十四回：“半城笑道：这等说是个老赌脚了。但时下兴作碰湖，不知苏兄可精于此道否？”
“洗牌”本是纸牌原来的术语。《红楼梦》第四十七回：“铺下红毡，洗牌告幺，五人起牌，斗了一回。”“贾母规矩是鸳鸯洗牌的……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注解：“‘斗牌’时每次将牌羼乱，以便再分，叫做‘洗牌’。”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说成“洗牌”。洗者，谐音“析”也：分开。原来各人手中的牌多数都是搭配成副的，如果不打乱，就会被人一把揭去，便占了便宜，所以要分开。但使用了书面语的“析”，又隐蔽为“洗”。
宋代学者袁文说：唐代玩叶子戏，使得唐代只传了二十世就灭亡了。因为繁体字“葉”的草字头就是“二十”。中间是“世”字。下面的“木”与“叶子”的“子”字合成“李”字，是唐代皇帝的姓。其实这不过是故意附会的趣说而已。唐代连武则天在内实际传了二十三世。这个说法实际是要告诫人们别贪玩牌而影响身体与工作。明末清初申涵光《荆园小语》记载当时京城官员贪玩叶子牌的情况：“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
关于“麻将”的名义，更详细的解释见《谐音造词法论集.“麻将牌”与“雀斑”系列方言词语理据的调查研究》一文。
古代把土地神最早叫“社”，有关农业的祭祀多在社前举行，往往有歌舞娱神。后世一些祭神活动或节日庆典在庙前有戏曲演出，叫社戏。或在夜间举行，有火把、焰火，便叫做“社火”。后来一般日间的，不限于庙前的民间节日各种戏曲扮演及杂技表演也叫“社火”。
宋代《东京梦华录.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范成大《上元节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自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春节的社火在全国有普遍性，多种多样。有排成长列在主要街道游行庆贺的一种。最前面是打着横幅，标明主办单位，接着是锣鼓及诗官。后面就是依次相排的各种节目，而排在最前面的是一对或几对“大头和尚”。这是对头戴巨大全头面具的一僧一尼的统称。它们排在前面，等于社火主要节目的引戏。
男僧向女尼或频频点头、招手、拂袖、耳语；女尼则或作低头羞涩之态，而又眉眼传情。无言的打情骂俏，有形的男欢女爱。春风满面，俗人情怀，全然不顾披着袈裟的身份，忘了置身稠人广众的场合，交替表演常人初恋或热恋的种种情态。每到大的机关单位、商店工厂、十字路口，他们便首先表演，使得后面的节目演员略作休息。
他们是谁？有什么典故，看热闹的人或不问所以，连表演者多数也不知是什么典故。人们只知，出家人也是情侣，有情有趣，没有故事情节，不要台词言语。只要善于以己情推他意，以仪态代言语，就可表演好的。
原来这“大头和尚”是由明代话本(即民间艺人的“说书”）《月明和尚戏翠柳》的故事而简化的一个社火节目，犹如哑剧的一个场面。男僧叫玉通，女尼叫翠柳。故事主要情节如下。
宋代绍兴年间，临安府(今杭州)府尹柳宣教新官上任，芝麻大一件小事使他怀恨在心。按当时习俗，新官上任，各级主要官员、地方各行名流，都要先迎接或后参拜，僧道寺观也一律行事。水月寺高僧玉通禅师不存丝毫尘念，不计名利，所以未去。柳宣教认为他不把自己放在眼中，便想了一个极妙极毒的法子，要破坏他的戒行，使他不能成佛。他命令官妓红莲一定要他破身，并拿到有力的实证才能交差。
红莲的办法，一是假作民妇，二是利用佛家恻隐的善心。她选择阴雨黄昏之时，假说给丈夫上坟遇雨，请求寺中过夜。赖在玉通禅室后，夜中忽然说小腹疼痛难忍，平时发作时只有丈夫的热肚皮抚摩才能平复，恳请禅师救命。玉通本无邪念，自认为佛在心头坐，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情欲却涤荡了佛念，终于中了计。
云雨已毕，他才想到她必是有意而来，红莲也把话说明，玉通便留下自惭而又预言的偈诗，沐浴后坐化了。所谓预言，是他必将对柳宣教报复。他投胎成为柳宣教的女儿柳翠。柳宣教得病死亡，家道贫穷，柳翠两次给人作妾，又堕落为娼，败坏了柳家门风。这就是报复。
那柳翠本是玉通所化，自小喜爱佛，也熟知佛理，只是心口相反。玉通的师弟月明禅师特来化缘,旁敲侧击点化,使她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因缘,回头是岸,抛弃淫邪,焚香净身也坐化了。
与玉通有性关系的是妓女红莲，柳翠也不曾为尼。如此说来，大头和尚节目并非他们的故事，但民间艺人和群众为了表演方便，简化情节，增加情趣，同时强化反佛教主题，经过长期表演加工，便把红莲与柳翠合为一人，设计变通为尼，但净化了原故事的淫为恶、恶有恶报的宗教与迷信主题，提炼成佛家禁欲是违犯天理人性的批判旨寓。
《月明和尚度翠柳》是冯梦龙《喻世明言》中的一篇，知名度高。另外，明代冯惟敏《僧尼共犯》杂剧：和尚明进与尼姑惠朗私会，被公差捉奸送官，却被判为令二人还俗结为夫妻。把大头和尚视为这种僧尼情爱的一般泛说，所谓“男僧寺对着女僧寺，入门便是和合事”，也是可以的。“和合事”双关合作佛事与结合情爱事。
在大头和尚之后，便是社火的主体节目，如柳木腿（高跷）、高芯子、跑旱船、蚌壳姑娘、纸马子、马社火等一种或几种。柳木腿、高芯子、马社火等，化装成戏剧或民间传说的故事人物，若干组。他们没有什么表演，比较呆板。妇女小孩和不太看戏的人，也不知他们所寓含的情节内容，因而不太感兴趣。中老年男人是他们的观赏者和评论者。
许多地方的社火，最后一个主体节目也就是结尾。但在陕西、甘肃，却另有个压阵的小节目，世代相传叫做“害婆娘”。她“表演”的时间最长，直接与观众周旋，时时引起欢笑。
节目虽小，又简单，却能喧宾夺主，成为社火中最有情趣，最有“实际意义”的内容。
“害婆娘”是男扮女装，脑后扎起一个向上的粗短发辫，给人以“独角牛”的独角的联想。额有深长的皱纹，脸有大大的麻斑，白粉在脸上抹得成堆，胭指在嘴上涂出个大口围，两耳系上大红炮一枚，唇下有稀疏示意的胡须。红袄绿裤，粗粗的红裤带两头却特意长长的露在衣襟之下。总之，是个老丑妇爱打扮却不会打扮，越打扮越丑的形象。这也许是美学理论中所谓的“丑趣”的一种吧。
这些长相的丑，也就是“害婆娘”的“害”字的由来。在陕甘一些地方的方言中，“害”指丑陋、污秽、嫌恶、不祥。例如厨房中的污水，叫恶水或害水，垃圾叫脏害。对某人讨厌，说“眼害他”。长得丑，说长得害。但是，社火中的害婆娘，观众不但不嫌弃，反感亲切，她也主动与男女老幼的观众搭汕。这原因在于她左手持桃木棒槌，右手拿笤帚。民俗以为桃木可镇鬼驱邪，笤帚便是搭配之物，谐音而言“扫除”一年的晦气。原来，害婆娘节目的设计寓意，是为万千观众提供一个满足新年大吉大利的心愿的方便机会。
因而那久不怀孕的妇女，多病的成人及孩童，意欲本年大有所图的人，有奔远而来等待的。他们总是跻身在害婆娘所在的人群前列，或暗中示意，或手中拿着红包明显表示有酬谢。害婆娘的职业经验，一眼便能看准他们，主动向他们靠拢，棒槌和笤帚在他们头上至脚下挥舞，口中或喃喃有词。有不欲人知而单身的妇女，害婆娘看得出她的心切，会在前裆后裆处“扫除”的更尽意些，惹得人们注目。她虽羞涩低头，却静立配合，并不躲避，只趁方便之间，把手中早捏着的钱塞到害婆娘手中。
善解人意的害婆娘在人群中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能挤到前列而在远处的欲求扫除的老人，她也能注意到。她的棒槌与笤帚也可变成开路先锋；或者，她向怀中一揣，手指上就有自调的一种红色，向挡路的男人脸上一抹，旁边的人迅速闪开，她就到了那老人身旁，使他如愿。她在行进中也会顺势用笤帚给旁边的人扫除，却不打算获得酬谢。她的“扫除”动作就是她的“表演”。这不需要什么艺术技巧,关键在于能深深体会,迅速把握观众的那愚昧而执着的迷信心理,给以迎合,而对只是凑热闹的人,也恰到好处的逢场作戏,虚与周旋。
社火为哪个单位唱诗贺喜，哪个单位都要有酬金。酬金除去开支的节馀，才分给所有参加人员。而害婆娘所得酬金全归自己所有，有名的害婆娘所得也是不少的。
人们都知害婆娘是人，不是什么神和仙，就是专心望她扫除的老妇或年轻妇女，也并不像求神拜佛那样严肃、虔诚，在信与不信之间。也许会灵验吧，权当玩乐，不妨一试。这种趣谑的、简单的形式，促助了它的受欢迎。
我们从旁观着的立场，作冷静的民情世俗研究，似乎应有两点深深的感触。一个是，在具体的很迫切愿望上，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时，人们对神灵的迷信还是潜伏在意识的深层。另一个是，迷信的宣传者极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见缝插针。它轻而易举的巧妙的在春节的喜庆性社火中附缀，本是狗尾续貂，却有了不曾预料的效果。这两点启示我们应认识到我们的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长期性、艰巨性，以及具体入微的针对性、细致性。哪里有迷信，哪里就应有破除迷信的宣传教育，但内容要有情趣性，形式也要生动活泼。许多迷信宣传是群众自己创造而不断改善的，我们应把群众的智慧引导到破除迷信的积极方面来。
附言：此文是就《陇东报》1989年3月18日与1990年2月21日我的两篇短文扩写。在本书稿校对时，从网上试查了“害婆娘”，居然有不少报道，但或说来源于原始的宗教祭祀、女巫祈雨等，或说害婆娘应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媒婆。
麻将民俗中的文化内涵
英国人夏福礼从1853年(咸丰三年)任驻宁波的领事。他多次向英国亲友写信介绍并感叹中国民间一种“令人痴迷”的游戏，名叫“麻雀”，即麻将牌。它是古代各种益智性博戏的集大成者，而现在人们大都不知它的“益智”的内涵了。
麻将的演变
麻将是经过了四个阶段而演变来的。最早的基础是“叶子牌”。欧阳修《归田录》：“唐世士人宴聚，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如然。”是在一些单片的纸或绢上写着某韵的某字，翻过来放着，作为酒令使用。谁抽到某个字，就按韵赋诗，也叫“叶子牌”。
临时能按韵赋诗的人不多，曲高和寡，就会向简单化发展，把作诗一首变为比较容易的背诗一句。这就是宋代先用象牙作牙牌，后来用牛骨作叫骨牌。全副32张，各有不同的点数。11种各有两张，叫正牌；10张单牌叫杂牌。玩法是规定出某三张合成一副，按总点数咏古诗一句。如共15点的，就用“十月先开岭上梅”诗句配合。梅花五瓣，与“五”对应。于是就有人一一在诗集中寻找能合扣的诗句而编写成《牌谱》书出卖，供人参阅，背诵。
再大进一步的演变是到明代有了“钱数叶子”牌，据说是一位妇女从骨牌改制的。把原来的“点数”变成“钱数”，就完全抛开了与诗的联系。图案直接表示钱数的多少，分“文钱”(最少的一文钱）、“百子”（指用绳索串起的一百个铜钱，也叫“索”）、“万”、“十万”四类，每类十张。另有“空汤瓶”“京万贯”“无量数”等八张，也是从钱的多少来比胜负。
汤瓶是烧开水的壶。汤瓶空即无水，但另指无钱。从春秋时代到周朝，都把货币叫“泉”，汉代叫“货泉”，寄托着源源不断的希望。汉代对“泉”字用拆字法，把“钱”叫“白水真人”。再后来，就用“水”指钱。所以把无钱设计成“空汤瓶”牌而没有图案，又称“空没文”、“白皮”。“空没文”就直接是赤贫没有一文钱的意思，但玩牌时却规定与表示财富无限的“无量数”相等。把不名一文与百万富翁相等，取意是穷富并非固定不变。不名一文可以发迹成为百万富翁；百万富翁也可以遭厄运成为一文不名。这也许就是从汉代邓通巨富，而从有“邓氏钱”到“不名一文”来设计的。又把“空没文”与“万万贯”称为“贵”牌；把其他的“千万贯”“百万贯”等称为“将”或“相”。人都爱钱，也就都爱玩钱数叶子牌。
到清代中叶，又变化成现在的麻将。即把“文钱”画成铜钱形，群众称为“饼”或“筒”。把“百子”画为钱索，后来又简化成“直条”形，群众称为“条子”。“空汤瓶”是“囊中赤空”的意思，把指“空”的“赤”字，用飞白修辞，换成指颜色的意思，就变成“红中”。并由“中”再生发出“东”“南”“西”“北”，所谓四风。“风”谐音“丰”。五丰，寄寓五路财源丰盛的希望。把“京万贯”“无量数”等合并成“发财”。把原来的“白皮”改名“白板”。于是麻将牌成为有“饼”“条”“万”“东”“南”“西”“北”“中”“发”“白板”共十类，每类四张。总共136张。玩时每人揭11张牌，要搭配成五副花色。这样设计包含了事物要优化组合的哲理。
原来把“千万贯”“百万贯”等称为“将”或“相”，二者平等。麻将牌也许受《封神榜》哼哈二将的影响，把“哼”谐音成指命运亨通，把“哈”别解成哈哈大喜，于是特别增加了要和牌必得有“二将”的玩法。
麻将及异名的名义
民间对趣味性的事物往往也另有趣味性的名字，玩麻将牌的众多异名与术语都是如此有文心，咀嚼有味。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光、宣间，麻雀盛行，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东晋王羲之爱竹，有“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名言。但，麻将是玩的，不是戏，不能用“爱看”来说。以上海话来说“看”是“赶”的谐音；“竹”是“足”同音同调谐音：赶快把牌配足。
“麻将”的“将”指那两张将牌。“麻”，一般说来，在不同的方言是谐音“抹”“摸”“码”的某一个。在东莞、香港等粵语地区，“麻”谐音“孖”：成双成对又连在一起的东西。而福州话是谐音“據”：五指取物。海口话与“吗”谐音，是有音无字的同音代替字：1抓住。2靠近。3贴上。
麻将牌或叫“麻雀牌”。麻雀鸟，梅县叫“禾笔儿”，海口叫“鸟夜”，雷州叫“鸟冥”。充分可见，牌名与鸟名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打麻将要牌能依附连续，能配套成一副。依附，就是“不着边际”的“着”。“麻”字与“麻将”中相同，“雀”字往往正是“着”的谐音。或是同音同调，或是同音异调，或是近音谐音。“雀”或者是殊途同归的其他谐音。贵阳话“雀”与“巧”谐音，指希望需要什么牌就恰巧来什么牌。而厦门、海口话都与“足”谐音，指搭配齐全。或按“雀”字的另音与“食”谐音，在厦门话有“依靠”义，指得到能相靠而配套的牌。福州与“即”谐音：靠上去。
往往说“打麻将”，“打”字自然与“打球”中不同，它也是名不副实的，实际是“搭”的谐音：搭配。现在流行的“打的”指乘出租汽车，实际也是“搭的”的谐音趣说：搭出租汽车。“打麻将”的“打(搭）”，就与“麻将”“麻雀”中“麻(抹)”的语素重复。
广州说“攻打四方城”，当然也是“搭”的谐音。则“攻”字更名不副实，是“共”的谐音。“四方城”表面上指累成四方如城墙，但这样说并没有趣意，而且城墙也并不是城。在深层上，“四方城”谐音“肆方成”。用“肆”的古汉语词义：成组配套。《周礼.春官.小胥》：“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一整套叫肆。或用“尽”“全”的意思。如“肆力”“肆心”“肆通”即尽力、尽心、尽通。共搭肆方成：共同搭配完全才成功。也有叫“累城墙”的。墙，可以是比喻，而“城墙”则透漏出并非比喻。理据本字及字序本是：抢累成，抢先积累而完成。
也有叫“搬砖头”的，表面上以砖头比喻麻将牌形状，深层的理据本字及字序本是：专搬投，专门搬取能投合的牌。也有叫“搓麻将”的。但与“搓绳”的“搓”不同。每次打牌后把牌拨乱，并不是使牌滚动，也就不是“搓”的动作。实际上，“搓”谐音“错”，而又暗换成同义词的“误”，再谐音“伍”：配伍。
“吃”“碰糊”“洗牌”
打麻将把吸收别人打出的牌，组成数目连续的一副叫“吃”；组成相同三张的一副叫“碰”。但象棋、扑克等的“吃”指大于对方而消灭对方，麻将玩法不是如此。“吃”是“持”的谐音：持为己有。所谓“碰”也是持为己有，便另从配套类型不同来说。即“碰”是“朋”的谐音，古汉语“朋党”的“朋”。
把牌搭配完全，一般趣说：糊了。是从上海话扩散的。上海话说“附了”，指都依附好了。把“附”别写成同音的“和”，再与“糊”同音异调谐音。
古代的叶子牌更有妙趣横生叫“碰壶”的。《汉语大词典》：“碰和：亦作‘碰湖’、‘碰壶’。指打牌。”引例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虹桥录下》：“画舫多作牙牌、叶格诸戏……次之碰壶，以十壶为上，四人合局，三人轮斗，每一人歇，谓之‘作梦’。”《天雨花》第二十四回：“半城笑道：这等说是个老赌脚了。但时下兴作碰湖，不知苏兄可精于此道否？”
“洗牌”本是纸牌原来的术语。《红楼梦》第四十七回：“铺下红毡，洗牌告幺，五人起牌，斗了一回。”“贾母规矩是鸳鸯洗牌的……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注解：“‘斗牌’时每次将牌羼乱，以便再分，叫做‘洗牌’。”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说成“洗牌”。洗者，谐音“析”也：分开。原来各人手中的牌多数都是搭配成副的，如果不打乱，就会被人一把揭去，便占了便宜，所以要分开。但使用了书面语的“析”，又隐蔽为“洗”。
宋代学者袁文说：唐代玩叶子戏，使得唐代只传了二十世就灭亡了。因为繁体字“葉”的草字头就是“二十”。中间是“世”字。下面的“木”与“叶子”的“子”字合成“李”字，是唐代皇帝的姓。其实这不过是故意附会的趣说而已。唐代连武则天在内实际传了二十三世。这个说法实际是要告诫人们别贪玩牌而影响身体与工作。明末清初申涵光《荆园小语》记载当时京城官员贪玩叶子牌的情况：“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
关于“麻将”的名义，更详细的解释见《谐音造词法论集.“麻将牌”与“雀斑”系列方言词语理据的调查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