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籍贯歧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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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民间文学和民俗的伴生同存
东汉大孝子董永故事，先经武梁祠画像表现，继有曹植《录芝篇》咏写，后又有晋干宝《捜神记》载记，更有敦煌文学的《董永变文》，明代话本《董永遇仙记》等讲唱文学及《织锦记》等众多的地方戏剧和曲艺的演唱。它的家喻户晓程度，比起四大民间传说故事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美女、白蛇传可以说也是不相上下的。
在武梁祠画像的题记上是明确标记着董永，千乘人也”。干宝《捜神记》也是作“董永千乘人”。直到初唐僧人道世编纂《法苑珠林》引托名刘向的《孝子传》，敦煌句道兴《捜神记》和佚名《孝子传》，都一律作千乘人，未有异说。而且故事情节极为简单，仅鹿车载父，举债葬父，天女助机三端。这可以说是董永故事的第一阶段，即民间传说著录于文籍和图绘的阶段，自然应属于民间文学性质。从武梁祠画像全局看，既有孔丘、夏桀等历史人物，又有各种传说人物及神仙故事。董永故事就是人和仙的故事，他大孝感天，人们对他只有严肃的崇敬，把他当作实有异人或圣贤看待，因之只能忠实于他的籍贯，没有异说的可能和必要，但这也就是故事本身的僵化、保守、无亲切感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一简单的民间文学处在静态的孤立阶段；没有注入群众性的艺术加工，没有演化为民俗的纪念活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它的大孝感天的儒教的严肃性制约的结果。
董永籍贯的歧说似乎是唐代开始的，今日见到的较早的文字资料，是晚唐僖宗时著名道教人物杜光庭的《录异记》卷八“墓”：“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率卒百余人往掘之，即时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岁淮西妨农，因致大饥焉。”
这则文字虽则是晚唐的杜光庭撰成，但所叙的挖墓的秦宗权，却与黄巢起义有过联合关系，新旧《唐书》皆有其传。再向前推，则仙女墓之始筑于平舆，自应在秦宗权之前好几十年乃至百年或几百年，也必在董永故事繁衍出天女生子之后。《董永变文》是目前所知天女生子最早的著录，正是唐代的作品。《录异记》虽仅言仙女墓在平舆，则必寓含着董永父子为平舆人氏，这就是第一处籍贯歧说，显然还带有偷偷摸摸，捉人马虎的特点。我们要充分注意仙女墓这一民俗纪念实体，它充分说明董永故事已由仅仅录载于文籍的静态发展为附会增设遗迹，有群众瞻仰、祭祀等实际内容的动态民俗。
民俗不是纯观念性的，它要依附于一定的自然实体，人为的设施，某种活动等物化形态而表现出来。同时，由天女助机发展为婚配而有儿子，这正是人民群众基于俗人之情冲破人仙故事的神圣严肃性，给原来极简单的故事润色情节，增饰世俗的情韵。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完善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基于民俗可以产生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也会引导出相应的民俗。
明清之时,经由话本,戏曲的传播,董永故事已由民间文学再度升华为专业作家创作,故事情节已经丰满。在此之前，各地的相应民俗也必是多种多样的，只是无有载记的机缘而处于封闭状态，外人多不知晓罢了。明清两代是大量编纂方志的时代，前此之时以董永籍贯为中心的各种异说(亦即普遍的纪念性民俗)便幸逢时机而著载于有关方志之中了。
在山东，有博兴、广饶、惠民、乐安诸说。在江苏，有丹阳、东台、泰州、宝应几处。在河南，除平舆外，又新有汝南，汝宁二籍。在湖北，有孝感、安陆、京山等。人人都说家乡好，乡有名人我亦豪，这种民俗心理只有从故乡地名变动等历史因素找到一个偶合点，达到无巧不成书，才能煞有介事地把家乡说成董永的本贯。
我们先看董永贯在今山东省境内各种歧说附会的具体原因。
汉代千乘之名有郡县两级，因之郡属的其他各县就有可能冒郡名而成歧说。千乘县为郡治，郡本有广饶县，南朝刘宋时又移千乘县于广饶县，因之广饶便被强说为董永故里。广饶之名，金代时改为乐安，清雍正十一年刻本《乐安县志.人物志》收载董永，《古迹志》言：“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冢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绝”。乐安本是汉千乘郡属县，仅此就可冒名，加之千乘县曾移于广饶，广饶又回复乐安旧名，说成董永之籍，理由也可以是很充足的。汉千乘郡有博昌县，五代后唐时改名博兴。清道光二十年刻本《重修博兴县志》董永名下言：“其墓在城北崇德社”，“去墓里许有董家庄，即其故宅”。
今之惠民县汉时为厌次县，本属平原郡。唐代于厌次置棣州，后曾改设乐安郡，则与原来汉时千乘郡的乐安县之名重，便又增为董永乡籍。乾隆四十七年刻本《惠民县志》的《人物志.孝友》：“汉，董永，父亡无以为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曰：‘无偿，以身佣。’葬毕，道遇一妇人，求为妻。与诣钱主，令织缣三百疋以偿。一月而毕，辞永曰：‘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言讫，凌空去。”这文字显然是从《捜神记》转抄的，只是添加了“求为妻”一语。作为手法仅是移花接木而已。
可见山东省境内的各种歧说都是从汉代千乘郡所属的县来找因缘关系的，或曾同在千乘郡内，或与千乘郡的某一县曾同名。
现在来分析董永乡籍如何从原来的山东北部地区南转而变为江苏籍。
这一改变是从董永的儿子作为转机的。《董永变文》明言儿子叫董仲，这应是以古代方士董仲而有意同名。唐代法琳《辨正论.九箴篇》“今符书咒咀，不可谓正；薰莸混杂，不可谓真”句，原注：“董仲造《黄神越章》杀鬼，又造《赤章》，亦杀人。”按照一般情理，要给成为著名传说人物董永之子拟名，一定要避开同汉代大儒董仲舒同名的。前文所引《录异记》言董永子名董仲舒，这个“舒”字应是好事者所加。《中国人名大辞典》“董永”条，引述《录异记》即作“永子仲思母，追葬衣冠之所。一本‘董仲’作‘董仲舒’，疑误。”可见《录异记》别本有确作“董仲”的，与《董永变文》相同。然而，正因为这个有意误成的“董仲舒”给作假者以可乘之机，便在历史人物董仲舒足迹范围之内生发董永的乡贯新说。
董仲舒是汉代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史有明载，难以同千乘县纠葛。但董仲舒曾任江都王刘易之相，江都即今江苏扬州，扬州本有董仲舒的遗迹和传说，如董仲舒宅、董井、董子祠等，见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七、清《嘉庆一统志》卷九六。于是由讹名的董仲舒反馈其父董永，祖籍便在扬州附近暗度陈仓了。
新说之一便是与扬州一江之隔的丹阳。明代话本《董永遇仙记》言董永乡贯是“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树”。润州始于隋置，唐代因之，宋代升为镇江府。汉有丹阳郡，其地却在今安徽境。“润州府”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让人看出了编造者躲躲闪闪的情况。
今江苏省中部宝应湖边的宝应县，本与董永故事风马牛不相及。但《重修扬州府志》记宝应县有纪念董永的董公祠，实际等于说是董永乡贯。这显然也是因为宝应县在清代扬州府所辖。
在江苏省东台县盛传董永故事，有同《董永遇仙记》相配合的一系列纪念性民俗实体。如有一处村庄叫傅家舍，据说正是董永卖身为奴的那位傅员外后裔之地。又有证媒的古槐和土地庙。甚至还有鹤落埨、辞郎河、舍子头、双井等等。欲求其真，反倒令人看出其假。东台县的异说另有它独特的因缘。这里原来流传着农女七妹逃难来此的传说。农女善养蚕，嫁与董永，为当地传播了蚕桑之业，终于劳累而死。乡亲们盛誉她的高德，便说她是天女下凡，大功告成而归天了。毕竟董永故事是“国家级”的名说，农女七妹故事仅是“县级”地方产品，而且过于清苦，缺乏韵味，终于泯没于董永故事的强大光辉之下。但它为将董永户籍迁至东台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终于鹊巢鸠占。这是江苏籍歧说的又一原因。当然这一原因与前述原因又可以互为推肋。
《舆地纪胜》卷四十“泰州.古迹”，言有“天女缫丝井”和董永墓。这又是一处异说。泰州属扬州府，小名贯大名，因扬州之故，泰州遂为董永乡梓地了。
如此看来，江苏境内的歧说又另属一种类型，利用把董仲讹成董仲舒的错误，又以大儒董仲舒来换代，简直是专门要一误再误了。
《录异记》言仙墓在“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这是现今河南省的东南部的汝南县。《中国人名大辞典》董永条下综述说：“董永，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徒安陆。……董永墓在今孝感县，孝感在汉时为安陆县地。今汝南县西亦有董永墓，《汝宁府志》云：‘旧称仙女墓’。”汝宁府是元代建置，于汉为汝南郡。所以平舆、汝南、汝宁三地的，实是《录异记》所言的那同一座仙女墓。从山东北部的千乘，到河南东南部的平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民俗又是怎样使董永死后的魂灵作如此远程迁转呢？这个问题尚难解释。
董永被迁往湖北，曾被安排在孝感、安陆、京山三县落户，原因又是取代另一孝子的地位。
孝感县原为汉代安乐县，南朝刘宋因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的孝行，而改名为孝昌县，后唐避庙讳而改称孝感县。这是记在《舆地纪胜》卷七所引《图经》的，但到《明一统志》卷六一，却变说成：“孝感县，刘宋因孝子董永分置”。为什么要把因董黯立县名改说成因董永而立县名呢？一方面是明代时崇奉董永已蔚成风尚，一方面那位董黯的孝行不仅不突出，而且还有实为杀人犯的罪科。《嘉庆一统志》卷三三八所载为：“汉董黯，句章人，事母孝。比邻有王寄者，母以黯能孝讽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及母死，斩寄首以祭母，自陈于官。和帝诏释其罪，且诏拜郎中，不就。”又，康熙三四年刊本《孝感县志》承袭《明一统志》的说法：“董永，青州千乘人。蚤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徒。家贫，永佣耕以养。父没不能葬，贷钱于里之富人裴氏，约身为奴偿之。……南宋以故，名其地曰孝昌。永殁，葬父墓侧，相传董家湖有裴巷，即其处也。”这里虽不敢明言原籍为孝感，而巧说成侨居，为了持之有故，亦改换了董永故事情节，然而所露的马脚实为拙劣。武梁祠的墓主武梁，据《武梁碑》所记，死于汉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碑已不存，碑文收载于宋代洪适《隶释》卷六），祠必立于此后。则墓中石刻画像的董永，不论是否实有其人，也只能生于此前很早之时，才会有人仙结合的神话性质传说。而《孝感志》竟说在黄巾起义的公元184年，董永奉父避难至孝感。
安陆在孝感西北。本为春秋时郧国。汉代置县，属江夏郡。《明一统志》卷六一言：“东汉末，永奉其父避兵来居安陆。父殁，贷钱于里之富人裴氏。”可知这是从孝感县渗透而来的歧说。
京山县在安陆西南方，清代属安陆府，这里附会有董仲的传说，显然也是由安陆、孝感渗透转移而成，三地恰成一个三角形。《明一统志》卷六六《安陆州.仙释传》：“董仲，汉董永子。母乃天之织女，故仲生而灵异，数箓符镇邪怪。尝游京山之潼泉，以地多毒蛇，书二符以镇之，其害遂绝。”
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来看，尽管歧说纷纭，但总是有迹可寻。尽管手段各种各样，目的却完全相同，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都是出于对传说人物的喜爱亲切，要攀附为老乡。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民俗心理，因之误说尽管矛盾多有，却普遍地被承认，而且流传较广。董永乡贯的歧说，实际上并不是学术考证以求其确的问题，只是民俗以巧成趣、以误助兴、以多致澜而已。
董永乡贯歧说也是一种“名人效应”。这种情况多有，例如诸葛亮隐居的具体所在地，就曾有是在河南省的南阳，还是在湖北省的襄阳的歧说。
《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三国演义》第三七回，刘备也是说“南阳诸葛”。因此清代南阳城门上刻着名人陶澍撰的对联：“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上联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出生于南阳白水河旁，下联指诸葛亮隐居。但《三国演义》第三六回说是隐居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山”。今湖北省襄阳诸葛故居中董必武所撰对联是：“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
这两种说法都不算错，但不严密，形成一些矛盾。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说的南阳郡。当时尚无南阳县，南阳县是隋朝把汉代宛县改名才有。因而后代可以笼统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不可确说在后代的南阳县。但南阳县群众出于热爱，也如此说，并把县西南称卧龙冈，建立纪念草庐。明代时，此地有碑明辨武侯宅应在襄阳县，当地人又把碑上襄阳地名砸毁。由此引起隐居地究竟在襄阳或南阳之辨。这是把历史与民俗的同异复杂关系简化了，不宜用一者片面地否定或肯定另一者。
清代任河南南阳知府的顾嘉衡是湖北人，他高瞻远瞩，为南阳武侯祠正门特题对联是：
心在朝庭，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1959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郑州市曾向干部和中学生称赞这副对联，并仿撰一联：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国家，何必计多得少得。
1981年，胡耀邦在郑州干部会议上又谈他对顾嘉衡此联的体会，建议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历史问题不要分辨得过于细致，要求大同存小异，加强团结。
同样的例子又如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一说在今湖北武昌西面的赤矶山，一说在湖北蒲圻西面的赤壁山，一说在今湖北省黄州市西北的赤鼻矶，还有湖北嘉鱼县、湖北汉阳县及其他说法。黄帝陵也有所在地的歧说。许多著名人物出生地及事件发生地都有不少歧说，都是名人效应的民俗现象。就历史真实言，只能是某一个地方；但民俗也有自己依附的具体原因，所谓“不巧不成书”，“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将历史与民俗结合起来，不因此否定彼，反而相得益彰，各得其所，群众也会增长见识。
——兼论民间文学和民俗的伴生同存
东汉大孝子董永故事，先经武梁祠画像表现，继有曹植《录芝篇》咏写，后又有晋干宝《捜神记》载记，更有敦煌文学的《董永变文》，明代话本《董永遇仙记》等讲唱文学及《织锦记》等众多的地方戏剧和曲艺的演唱。它的家喻户晓程度，比起四大民间传说故事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美女、白蛇传可以说也是不相上下的。
在武梁祠画像的题记上是明确标记着董永，千乘人也”。干宝《捜神记》也是作“董永千乘人”。直到初唐僧人道世编纂《法苑珠林》引托名刘向的《孝子传》，敦煌句道兴《捜神记》和佚名《孝子传》，都一律作千乘人，未有异说。而且故事情节极为简单，仅鹿车载父，举债葬父，天女助机三端。这可以说是董永故事的第一阶段，即民间传说著录于文籍和图绘的阶段，自然应属于民间文学性质。从武梁祠画像全局看，既有孔丘、夏桀等历史人物，又有各种传说人物及神仙故事。董永故事就是人和仙的故事，他大孝感天，人们对他只有严肃的崇敬，把他当作实有异人或圣贤看待，因之只能忠实于他的籍贯，没有异说的可能和必要，但这也就是故事本身的僵化、保守、无亲切感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一简单的民间文学处在静态的孤立阶段；没有注入群众性的艺术加工，没有演化为民俗的纪念活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它的大孝感天的儒教的严肃性制约的结果。
董永籍贯的歧说似乎是唐代开始的，今日见到的较早的文字资料，是晚唐僖宗时著名道教人物杜光庭的《录异记》卷八“墓”：“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率卒百余人往掘之，即时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岁淮西妨农，因致大饥焉。”
这则文字虽则是晚唐的杜光庭撰成，但所叙的挖墓的秦宗权，却与黄巢起义有过联合关系，新旧《唐书》皆有其传。再向前推，则仙女墓之始筑于平舆，自应在秦宗权之前好几十年乃至百年或几百年，也必在董永故事繁衍出天女生子之后。《董永变文》是目前所知天女生子最早的著录，正是唐代的作品。《录异记》虽仅言仙女墓在平舆，则必寓含着董永父子为平舆人氏，这就是第一处籍贯歧说，显然还带有偷偷摸摸，捉人马虎的特点。我们要充分注意仙女墓这一民俗纪念实体，它充分说明董永故事已由仅仅录载于文籍的静态发展为附会增设遗迹，有群众瞻仰、祭祀等实际内容的动态民俗。
民俗不是纯观念性的，它要依附于一定的自然实体，人为的设施，某种活动等物化形态而表现出来。同时，由天女助机发展为婚配而有儿子，这正是人民群众基于俗人之情冲破人仙故事的神圣严肃性，给原来极简单的故事润色情节，增饰世俗的情韵。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完善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基于民俗可以产生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也会引导出相应的民俗。
明清之时,经由话本,戏曲的传播,董永故事已由民间文学再度升华为专业作家创作,故事情节已经丰满。在此之前，各地的相应民俗也必是多种多样的，只是无有载记的机缘而处于封闭状态，外人多不知晓罢了。明清两代是大量编纂方志的时代，前此之时以董永籍贯为中心的各种异说(亦即普遍的纪念性民俗)便幸逢时机而著载于有关方志之中了。
在山东，有博兴、广饶、惠民、乐安诸说。在江苏，有丹阳、东台、泰州、宝应几处。在河南，除平舆外，又新有汝南，汝宁二籍。在湖北，有孝感、安陆、京山等。人人都说家乡好，乡有名人我亦豪，这种民俗心理只有从故乡地名变动等历史因素找到一个偶合点，达到无巧不成书，才能煞有介事地把家乡说成董永的本贯。
我们先看董永贯在今山东省境内各种歧说附会的具体原因。
汉代千乘之名有郡县两级，因之郡属的其他各县就有可能冒郡名而成歧说。千乘县为郡治，郡本有广饶县，南朝刘宋时又移千乘县于广饶县，因之广饶便被强说为董永故里。广饶之名，金代时改为乐安，清雍正十一年刻本《乐安县志.人物志》收载董永，《古迹志》言：“董永祠，在城西太和庄，去冢甚近，子孙至今承祀不绝”。乐安本是汉千乘郡属县，仅此就可冒名，加之千乘县曾移于广饶，广饶又回复乐安旧名，说成董永之籍，理由也可以是很充足的。汉千乘郡有博昌县，五代后唐时改名博兴。清道光二十年刻本《重修博兴县志》董永名下言：“其墓在城北崇德社”，“去墓里许有董家庄，即其故宅”。
今之惠民县汉时为厌次县，本属平原郡。唐代于厌次置棣州，后曾改设乐安郡，则与原来汉时千乘郡的乐安县之名重，便又增为董永乡籍。乾隆四十七年刻本《惠民县志》的《人物志.孝友》：“汉，董永，父亡无以为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曰：‘无偿，以身佣。’葬毕，道遇一妇人，求为妻。与诣钱主，令织缣三百疋以偿。一月而毕，辞永曰：‘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上帝令我助君偿债。’言讫，凌空去。”这文字显然是从《捜神记》转抄的，只是添加了“求为妻”一语。作为手法仅是移花接木而已。
可见山东省境内的各种歧说都是从汉代千乘郡所属的县来找因缘关系的，或曾同在千乘郡内，或与千乘郡的某一县曾同名。
现在来分析董永乡籍如何从原来的山东北部地区南转而变为江苏籍。
这一改变是从董永的儿子作为转机的。《董永变文》明言儿子叫董仲，这应是以古代方士董仲而有意同名。唐代法琳《辨正论.九箴篇》“今符书咒咀，不可谓正；薰莸混杂，不可谓真”句，原注：“董仲造《黄神越章》杀鬼，又造《赤章》，亦杀人。”按照一般情理，要给成为著名传说人物董永之子拟名，一定要避开同汉代大儒董仲舒同名的。前文所引《录异记》言董永子名董仲舒，这个“舒”字应是好事者所加。《中国人名大辞典》“董永”条，引述《录异记》即作“永子仲思母，追葬衣冠之所。一本‘董仲’作‘董仲舒’，疑误。”可见《录异记》别本有确作“董仲”的，与《董永变文》相同。然而，正因为这个有意误成的“董仲舒”给作假者以可乘之机，便在历史人物董仲舒足迹范围之内生发董永的乡贯新说。
董仲舒是汉代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史有明载，难以同千乘县纠葛。但董仲舒曾任江都王刘易之相，江都即今江苏扬州，扬州本有董仲舒的遗迹和传说，如董仲舒宅、董井、董子祠等，见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七、清《嘉庆一统志》卷九六。于是由讹名的董仲舒反馈其父董永，祖籍便在扬州附近暗度陈仓了。
新说之一便是与扬州一江之隔的丹阳。明代话本《董永遇仙记》言董永乡贯是“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树”。润州始于隋置，唐代因之，宋代升为镇江府。汉有丹阳郡，其地却在今安徽境。“润州府”这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让人看出了编造者躲躲闪闪的情况。
今江苏省中部宝应湖边的宝应县，本与董永故事风马牛不相及。但《重修扬州府志》记宝应县有纪念董永的董公祠，实际等于说是董永乡贯。这显然也是因为宝应县在清代扬州府所辖。
在江苏省东台县盛传董永故事，有同《董永遇仙记》相配合的一系列纪念性民俗实体。如有一处村庄叫傅家舍，据说正是董永卖身为奴的那位傅员外后裔之地。又有证媒的古槐和土地庙。甚至还有鹤落埨、辞郎河、舍子头、双井等等。欲求其真，反倒令人看出其假。东台县的异说另有它独特的因缘。这里原来流传着农女七妹逃难来此的传说。农女善养蚕，嫁与董永，为当地传播了蚕桑之业，终于劳累而死。乡亲们盛誉她的高德，便说她是天女下凡，大功告成而归天了。毕竟董永故事是“国家级”的名说，农女七妹故事仅是“县级”地方产品，而且过于清苦，缺乏韵味，终于泯没于董永故事的强大光辉之下。但它为将董永户籍迁至东台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终于鹊巢鸠占。这是江苏籍歧说的又一原因。当然这一原因与前述原因又可以互为推肋。
《舆地纪胜》卷四十“泰州.古迹”，言有“天女缫丝井”和董永墓。这又是一处异说。泰州属扬州府，小名贯大名，因扬州之故，泰州遂为董永乡梓地了。
如此看来，江苏境内的歧说又另属一种类型，利用把董仲讹成董仲舒的错误，又以大儒董仲舒来换代，简直是专门要一误再误了。
《录异记》言仙墓在“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这是现今河南省的东南部的汝南县。《中国人名大辞典》董永条下综述说：“董永，后汉千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徒安陆。……董永墓在今孝感县，孝感在汉时为安陆县地。今汝南县西亦有董永墓，《汝宁府志》云：‘旧称仙女墓’。”汝宁府是元代建置，于汉为汝南郡。所以平舆、汝南、汝宁三地的，实是《录异记》所言的那同一座仙女墓。从山东北部的千乘，到河南东南部的平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民俗又是怎样使董永死后的魂灵作如此远程迁转呢？这个问题尚难解释。
董永被迁往湖北，曾被安排在孝感、安陆、京山三县落户，原因又是取代另一孝子的地位。
孝感县原为汉代安乐县，南朝刘宋因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的孝行，而改名为孝昌县，后唐避庙讳而改称孝感县。这是记在《舆地纪胜》卷七所引《图经》的，但到《明一统志》卷六一，却变说成：“孝感县，刘宋因孝子董永分置”。为什么要把因董黯立县名改说成因董永而立县名呢？一方面是明代时崇奉董永已蔚成风尚，一方面那位董黯的孝行不仅不突出，而且还有实为杀人犯的罪科。《嘉庆一统志》卷三三八所载为：“汉董黯，句章人，事母孝。比邻有王寄者，母以黯能孝讽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及母死，斩寄首以祭母，自陈于官。和帝诏释其罪，且诏拜郎中，不就。”又，康熙三四年刊本《孝感县志》承袭《明一统志》的说法：“董永，青州千乘人。蚤丧母。汉灵帝中平中。黄巾起，渤海骚动，永奉父来徒。家贫，永佣耕以养。父没不能葬，贷钱于里之富人裴氏，约身为奴偿之。……南宋以故，名其地曰孝昌。永殁，葬父墓侧，相传董家湖有裴巷，即其处也。”这里虽不敢明言原籍为孝感，而巧说成侨居，为了持之有故，亦改换了董永故事情节，然而所露的马脚实为拙劣。武梁祠的墓主武梁，据《武梁碑》所记，死于汉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碑已不存，碑文收载于宋代洪适《隶释》卷六），祠必立于此后。则墓中石刻画像的董永，不论是否实有其人，也只能生于此前很早之时，才会有人仙结合的神话性质传说。而《孝感志》竟说在黄巾起义的公元184年，董永奉父避难至孝感。
安陆在孝感西北。本为春秋时郧国。汉代置县，属江夏郡。《明一统志》卷六一言：“东汉末，永奉其父避兵来居安陆。父殁，贷钱于里之富人裴氏。”可知这是从孝感县渗透而来的歧说。
京山县在安陆西南方，清代属安陆府，这里附会有董仲的传说，显然也是由安陆、孝感渗透转移而成，三地恰成一个三角形。《明一统志》卷六六《安陆州.仙释传》：“董仲，汉董永子。母乃天之织女，故仲生而灵异，数箓符镇邪怪。尝游京山之潼泉，以地多毒蛇，书二符以镇之，其害遂绝。”
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来看，尽管歧说纷纭，但总是有迹可寻。尽管手段各种各样，目的却完全相同，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都是出于对传说人物的喜爱亲切，要攀附为老乡。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民俗心理，因之误说尽管矛盾多有，却普遍地被承认，而且流传较广。董永乡贯的歧说，实际上并不是学术考证以求其确的问题，只是民俗以巧成趣、以误助兴、以多致澜而已。
董永乡贯歧说也是一种“名人效应”。这种情况多有，例如诸葛亮隐居的具体所在地，就曾有是在河南省的南阳，还是在湖北省的襄阳的歧说。
《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三国演义》第三七回，刘备也是说“南阳诸葛”。因此清代南阳城门上刻着名人陶澍撰的对联：“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上联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出生于南阳白水河旁，下联指诸葛亮隐居。但《三国演义》第三六回说是隐居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山”。今湖北省襄阳诸葛故居中董必武所撰对联是：“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
这两种说法都不算错，但不严密，形成一些矛盾。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说的南阳郡。当时尚无南阳县，南阳县是隋朝把汉代宛县改名才有。因而后代可以笼统说诸葛亮隐居在南阳，不可确说在后代的南阳县。但南阳县群众出于热爱，也如此说，并把县西南称卧龙冈，建立纪念草庐。明代时，此地有碑明辨武侯宅应在襄阳县，当地人又把碑上襄阳地名砸毁。由此引起隐居地究竟在襄阳或南阳之辨。这是把历史与民俗的同异复杂关系简化了，不宜用一者片面地否定或肯定另一者。
清代任河南南阳知府的顾嘉衡是湖北人，他高瞻远瞩，为南阳武侯祠正门特题对联是：
心在朝庭，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1959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郑州市曾向干部和中学生称赞这副对联，并仿撰一联：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国家，何必计多得少得。
1981年，胡耀邦在郑州干部会议上又谈他对顾嘉衡此联的体会，建议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历史问题不要分辨得过于细致，要求大同存小异，加强团结。
同样的例子又如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一说在今湖北武昌西面的赤矶山，一说在湖北蒲圻西面的赤壁山，一说在今湖北省黄州市西北的赤鼻矶，还有湖北嘉鱼县、湖北汉阳县及其他说法。黄帝陵也有所在地的歧说。许多著名人物出生地及事件发生地都有不少歧说，都是名人效应的民俗现象。就历史真实言，只能是某一个地方；但民俗也有自己依附的具体原因，所谓“不巧不成书”，“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将历史与民俗结合起来，不因此否定彼，反而相得益彰，各得其所，群众也会增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