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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造词法研究是提高辞书质量的一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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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实示虚,设难成趣的谐音造词方法,是汉语独有的,是群众在方言口语中的创造,许多词语被吸收到普通话中。但是,众多的辞书都避言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词义,或错误的解释成比喻,或错误地以为是有音无字的同音代替。这说明它们是汉语研究中最大的薄弱环节。

    《辞书研究》2002年第3期有拙文《汉语方言的隐实示虚趣难词一以东莞方言为例》。那篇拙文先曾冒昧敬请素不相识的詹伯慧先生指正,幸蒙先生不弃鄙陋而赐复:“大作旁征博引,追根溯源,论证至详。所述内容,已大大超出东莞词汇范围,似可直接以立论标题,或将原题用作附题:以东莞方言词汇为例。”同刊2003年第4期朱建颂《略论“趣难词”》对13个词否定谐音解释,但都不能成立。朱先生又说:“最后强调一下,所谓‘隐实示虚趣难词’的提出,对词义理据的探索,开启了一种思路,是值得重视的;但从汉语词汇的实际状况来看,这类趣难词所占比例并不大,所以,这一思路不能大量适用,更不能广泛适用,以致形成主观臆测、随心所欲、穿凿附会,把词义研究变成破译密码,那就会劳而无功,更无趣味可言。”笔者先撰文就那些词语答辩讨论。《辞书研究》编辑部认为:从《辞书研究》的主旨考虑,就谐音造词法与辞书的质量作新意申述则更有意义。本文即遵循此高瞻远瞩之见。

    说“这类趣难词所占比例并不大,所以,这一思路不能大量适用,更不能广泛适用。”这是很不符合实际的。笔者的调查,这类趣难词所占比例很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种分册中约在词条总数的1%~5%。例如:《忻州》(指《忻州方言词典》,其他类似4.9%。《娄底》4.7%。《广州》4.2%。《东莞》4%。《柳州》4%。《哈尔滨》2.6%。《温州》2.3%。《银川》2.2%。《武汉》2%。《西宁》1.5%。《海口》1.5%。《西安》1.2%。《崇明》1%。《南昌》1%。这套词典收录的无方言特色的词条太多。如把它们除过,则比例就会大大提高。陈刚《北京方言词典》中比例高达10%。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收录的趣难词有290个。在词条总数中,这个数字很小。这是不知谐音造词法的实际而随意性收录的结果。被普通话吸收的趣难词,数目远要大得多。

    此类趣难词,有个别语言学家也曾敏感的注意到。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草》“苓耳”条:“草名取名于牛、马、羊、豕、鸡、狗者,不必皆有实事。”这个论点还可再扩大范围,不限于草名及六畜。《方言》2000年第3期石汝杰、鲁国尧先生《关于〈汉语方言大词典>的通用口语词》特意提出了如下情况:“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令人兴味横生的词语:指称蚂蚁的吴语永康话‘虎奶’,温岭话‘虎亩’,温州话、青田话‘虎眼’,萧山话‘虎蚁’,黄岩话‘虎姆’、‘虎姆丁’,表示‘茧’的闽语福清话‘虎囝’,这些词儿里的‘虎’大概与‘老虎’无关。”有趣的是执教厦门大学的美籍潘维廉教授也提出:“马马虎虎”词不是说两匹马两只虎,为什么偏偏这样说?见《中国老年》1999年第8期第29页。而“兴味横生”就因为它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假而巧为趣难。

    辞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词条的意思是什么,对不能“见字明义”的词条还应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词义。后者正是辞书难以做到而影响质量的。以《现代汉语词典》来说,含“马”字的隐实示虚词例,如:马上:立刻。(这是援引词典释义,免标引号,下同)马架:1小窝棚。2用来背东西的三角形木架。马扎:一种小型坐具,腿交叉,上面绷帆布或麻绳等,可以合拢,便于携带。

    都由“码”同音同调谐音,相连义。接着此时就作,便是立刻作。把木料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码成棚子,码成支架。小坐具可以折合,也就是码合起来。本词典“木马”条有三义,还失收临时阻挡行人前进的设施一义,见《汉语大词典》。即把杂乱的木料码连成不规则形状之类。

    黑马:比喻实力难测的竞争者或出人意料的优胜者。按,黑马实在无从有此比喻义。任何颜色的马都是可预测有力、无力和不可预测三种情况。牛、驴、骡、人,也都如此。黑,不指颜色而指情况不明。“马”谐音“麻”,与“黑”复说。故可指难知其实和出人意料。

    马后炮:象棋术语,借来比喻不及时的举动。但,“马后炮”是双管齐下的一招,很厉害,不可能比喻不及时。字面有曲折,并不指象棋之术,这从江湖隐语可得到很充足的证明。明代《六院汇选江湖方语》:“马后是叫缓些,马前是叫快些。”《汉语大词典》:“马前:戏曲术语。同‘马后’相对。旧指演员通过减少唱词、念白和加快演唱速度以压缩演出时间。”又,“马后:戏曲术语。同‘马前’相对。旧指演员通过增加唱词、念白和放慢演唱速度以延长演出时间。”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马前:谓提前结束,不要再拖延时间。……如有某演员迟到,即嘱台上演员‘马后’,拖延时间,等演员到场。”《汉语方言大词典》:辽宁本溪戏剧界行话,该唱时唱迟了,是“马后”;不到唱时唱早了,是“马前”。

    这些辞书都避言同一个“马”字为什么能指减少,又能指增多。笔者可确言:“马前”中谐音“抹”的去掉义,“马后”中谐音“码”的接连义,各指减少或增加演唱内容。这便证明“马后炮”中是“码后”的谐音,而“炮”又另是动词炮制、处理义的谐音(声调不同)。迟后的处理正是不及时。天津方言“马后课”是同义词,谐音言迟后的算卦。也可证明“马后炮”的趣假。

    拍马屁:〈口>指谄媚逢迎。也说“拍马”。按,《汉语大词典》释为“比喻谄媚逢承”。比喻之释为误。且不说被谄媚的人有几个会有马?即令有马,与老虎屁股摸不得类似,拍马屁股也会被马踢的;即令不踢,也与谄媚主人无事理关系。况且“屁股”不能说成“屁”。“屁”又不能“拍”。而比喻却是不但要有共同性,喻体的共同性还要更显明、直接。“拍马屁”就普通话音系来说,实际是“配码脾”的谐音趣假。“配合”与“接连”义复说,共指迎合其人的脾性,所以指谄媚逢迎的一切言行。所以可以省说成“拍马(配码)”。吴语或说“马屁(码脾)”。真是用拍马屁的动作比喻的话,“拍”、“屁”都是不能省略的。福建建瓯说成“穿花鞋”,由“和串偕”谐音并倒序,即相同相偕的理据。都可为“配码脾”之论作参证。

    驴年马月:指不可知的年月(就事情遥遥无期,不能实现说)。按,民俗以是以十二生肖指称年代顺序,而生肖中无驴,因而指不能实现。并不用生肖说月份,“马”谐音“吗”,口语中是“什吗”的省说。所以,谐音的“吗月”即何月,指不可能知的那个时间。

    跑马:〈方〉遗精。按,“马”不能指精液,词中无指精液的语素。谐音“码”的“连”义,指收敛、控制。因“失控”而精液外流。把讳事借谐音趣难机制,变得可以明说而又雅说了。

    又如《福州方言词典》:“西施舌:软体动物,体细长,略呈椭圆形。壳黑褐色,肉似海蚌,形状如舌,生活在海中。”名字非常有趣。《汉语大词典》:“西施舌:贝壳动物名。肉白,形似舌,味极鲜美。”也不能解释与西施有何关系。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梅都官》:“福州岭口有蛤属,号西施舌,极甘脆……吕居仁有诗云:‘海上凡鱼不识名,百千生命一杯羹。无端更号西施舌,重与儿童起妄情。”’宋代已经无法解释名义,而提出“无端更号西施舌”的疑问,时至今天,不仅《汉语大词典》,连《福州方言词典》也都无法解释而避言。笔者所倡说的谐音造词法恰好可解这个谜。“西”与“细”,“施”与“嗜”都同音异调。“细”指体细长,又指肉细腻。“嗜”指人爱吃。又有“西施乳”的名字,指河豚腹中肥白的膏状物。三国吴国人万震《海物异名记》卷八一:“西施乳,河豚膏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河豚腹胀而斑状甚丑,腹中有白曰讷,有肝曰脂。讷最甘肥,吴人甚珍之,目为西施乳。”却也避言名义。自然也是类似谐音。

    又如把妻子有外遇的丈夫叫王八、乌龟。《汉语大词典》:“王八:1《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按,王建排行八,故称“王八”。后用为詈词。清赵翼《陔馀丛考.杂种畜生王八》:‘……王八,明人小说又谓忘八,谓忘其礼、义、廉、耻、孝、弟、忠、信八字也。’2特指妻子有外遇的男子。3龟和鳖的俗称。”可是,屠牛、盗驴、贩私盐等与妻子有外遇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千年前的“贼王八”绰号怎么会突然复活了呢?是妻子无廉耻,为什么却反而说丈夫?为什么不指卖国贼、盗贼、贪污者等?实际是“亡把”的谐音:没有把把。俗语以“把”指男阴。妻子有外遇,往往是丈夫性能力有问题’等于没有男阴,不能满足妻子的**。因把男阴前端比喻为**,男阴又叫“龟”。“亡把”也可以说成同样意思的“无龟”,再谐音成“乌龟”。再反过来,把“乌龟”叫“王八”。疑难岂不是迎刃而解?

    又如妓女的养母,元代叫“保儿”。“保”即“保姆”的“保”。是平实说法。元无名氏《殿前欢》:“郑元和打瓦罐到鸣坷。保儿骂我是赔钱货,我为什么穷汉身上情多?”例句甚多。后来趣说成“鸨母”,实际是“保母”的谐音。但是,语言研究者不作认真细致的考虑,却大大违背常识,胡说:雌鸨鸟最淫,与各类鸟交配,所以比喻妓女的养母。然而许多辞书“鸨母”条就把此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引作解释。

    可以说,谐音趣难的机制,是使成千上万的不知理据的词语获释的一把钥匙。现在绝不是用得泛滥,而恰是不知而未用。

    谐音造词法研究还有更大的意义,即汉语研究可以为发展语言学理论作贡献。王力先生1980年《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文中说:“我们学习语言学理论,不是消极的接受,还要力求发展它。现在普通语言学的书多是欧美人写的,他们用的材料古代是希腊文、拉丁文直至印度梵文,现代的则是欧美各国的语言,没有或很少引用中国的语言材料。我们身为中国人,如果能运用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研究普通语言学,就有可能发展语言学理论。”1981年他在《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一文中论及我国语言研究有三个优势,其中一个就是:“我国方言复杂,我们得天独厚,方言研究也是我们的优势。”

    普通语言学认为词语只是一种语言符号,而生动活泼、情趣意味又是与语句、语段、文章全篇等相联系的,是修辞学的内容。汉语大量的这种趣难词语却是固定、独立的词,是语言最小的独立使用单位。它们也是语言的符号,但兼有显明而奇特的艺术巧趣欣赏性。也就是说突破了单纯的符号性,对词语符号功能开拓了一种艺术性的价值。它充分利用了汉语同音字特多和各方言音系中同音字不同的特点,富有民族性,在语词兼有艺术性方面作了成功的开拓创造,这是可发展普通语言学的一方面意义。

    在普通语义学中有西方学者所倡“词的内部形式”和“恢复中断的词源结构”的著名说法。词的得名原由或词的理据,就是词的词源结构。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说:“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词和语素消亡了或者它们的形、音、义有了变化,有的词可能跟它所由形成的词失去语义联系而孤立起来,从而其内部形式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以至为人们所遗忘。这种现象就是所谓词的理据磨灭或‘词源中断'尽管如此,我们借助于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这类词的已经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内部形式往往还是可以重新探明的。”

    西方学者所论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自觉的产生的。中断后的新词形并无趣意,无欣赏性。中断词源的多数是古词语,数量有限。即令著名的语言学者,也难以大量探明。而汉语谐音造词也是一种词源中断,它们多是常用词,绝大多数是近代汉语和当代方言产生的。不是因为某种词或语素的消亡或独立性的变化,而是有意用现实语言中的词或语素来谐音。它们有各种妙趣巧智。它们数量极多,而且相互之间的规律性明显,也有一定的系列性。更需要探明中断的理据,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趣难的欣赏价值。这种情况与西方学者所论,在词源“中断”上完全相同,而在许多方面却大为不同。是补充了新类型。这类词语虽也有历史上过客而已死亡的,但也有新生的。如“马大嫂(卖、汰、烧)”、“床头柜(跪)”、“气管炎(妻管严)”、“向钱(前)看”等词,就是近十多年新生的。可以肯定,只要现行汉字继续使用,这种词语就会继续产生。

    又如,对语流音变也可以补充新的类型。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语流音变”专节讲“脱落语音的脱落就是发音中某些音的消失。消失的音往往原来是弱化的音节里的,所以脱落与弱化有密切关系。汉语普通话的轻音节就有语音的脱落的现象,例如‘豆腐’说成,脱落了,‘东西’说成,脱落了。”(原文用国际音标,此改为汉语拼音,下同)《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减音:也叫‘脱落’。音变现象之一。指一串音连续发出时音素减少。这往往是弱化的结果,例如在北京话中,‘我们’有时说成,轻声音节中的元音丢失。也有的是为了发音便利而产生的。如普通话的儿化过程中,有些韵尾与翘舌动作冲突而失落,如‘竹竿’变为,失去辅音。有时辅音和元音同时丢失而造成音节的脱落。如山东话‘做’、啥连读作,丢失元音及,两个音节变成一个音节。”

    但是,仍然写成“豆腐”“东西我们”“做啥”,而汉语谐音造词却有两个同音字合并为一个字的特殊情况。例如福州话,透骹:1舒服,适意2尽兴,舒畅至极。按,“透骹”是“透头骹”的理据:从头透到脚。“头”字被隐含在同音同调的“透”字里面了。词中没有表示“舒服”的语素,是意会的。又,洋油猴=油猴:小煤油灯(没有玻璃罩的)。按,福州话,猴:小的。如说猴帽、猴店。哮:较小的陶罐。哮囝:小的量酒、酱油、醋等的器具。贝叶猴”是“硣”的同音异调谐音。“洋油猴=油猴”中,“猴”却是“垢、硣”两层意思同音谐音而兼并为一个字。垢,指没有玻璃罩而脏。对比有玻璃罩的不脏。“哮”指小。又,听唱曲:迷信的人为判断某种未知的祸福,站到路边听过路人说话,以听到第一句话为谶语,判断吉凶,叫听唱曲。按,“听、程”同音异调。程,指路程。在语流音变中,“程”字被同化而兼并在“听”字中了。“唱、上”同音异调。“曲、过”音近。“听路程上过(的人的话)”的理据。如广州话,水积:水锈、水垢附在水壶里的白色固体。按,应是说“水迹积”。“迹”合并于同音的“积”。柳州话,灯笼谷:外壳较圆而米粒发育不全的稻谷。按,“笼”字并吞了指谷壳与米粒间有空隙“窿”字(即指米粒发育不全而小)。“灯笼”只指外壳较圆,与“灯笼柿子”、“灯笼椒”中同。

    元曲的“滴羞蹀躞”、“滴羞笃速”、“滴修都速”、“低羞笃速”、“滴羞蹀躞”等是同义词。《汉语大词典》及其他辞书都释义为:颤抖。但都避释理据。即把“蹀躞”与“哆嗦”复说,而发生语流音变。本来的读音是,因后面的而发生同化,即成为,于是音节先成为。之中,前面的又因与后面相同而发生异化成为。“蹀躞”便成为“滴羞”之类。而内部可以异化为或;又因前面的已同化后的再发生异化,成为,音节。“多嗦”便成为“都速”之类。这是个互相而反复影响的结果,比一般举例的双音节词的语流音变要复杂得多。形容词的生动格式中这种情况多见。

    朱先生说:“方言地区常有写别字的情况,比如粵语区把难写难认的‘馄饨’写作‘云吞’,……并不是什么隐实示虚。”但同是“馄饨”字样,为什么别的方言区不认为难写难认而并不误写呢?识字不多的个别人误写,教师、作家都误写?一误就是百十年?正是语言民俗的一致性。云吞:云吞雾盖。与食物风马牛不相及,分明是追求以误为趣。从“误字”说就导致低水平的结论:中国人能把许多明显的误字沿用几百上千年,一误到底。而从谐音说则得出高水平的认识,另有文化风景。

    我发表的十多篇文章论证的几百个趣难词,也可能真有许多错误。我恳请具体的批评指正。

    (原载《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有节缩,此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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