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字词义误增论词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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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到当代二千多年中，语言学家有为“所”字续增新义的明显趋势。郑玄、何休、王先谦、王念孙、王引之、刘淇、吴昌莹、张相、杨树达、黄侃、杨伯峻、裴学海、徐仁甫、日本太田辰夫及其他一些学者，在有关的论著中所增的新义有：何；可；结构助词之、是；代词此、其、尔、谁、哪儿；形容词是；副词且、尚、但、相；名词道、知、意、时；语助词；指事词；词尾化，等等。
这二十多项杂乱无伦的词义竟能共寓于“所”字，实在不可思议而应置疑，然而绝少见有所检讨，仅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全称代编》第529页附注中曾简言：所谓的时、可义“似属望文生训”；而、之、其、是、何、如此诸义，“皆望文生训”。但也只是认定而无论证。古汉语论著对这些新义互为推助的反而要多，《汉语大词典》(后文简称《汉大》)也多所采纳。笔者逐一复查这些释义，居然无一例可以成立，应予全部否定，宜另文详为辨证。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不科学。本文先以简御繁，专就各种错误情况作揭示评论。这不仅可以证明这些是误释,而且对论证词义的正确方法和要求，坚持词义的普遍规律也是很有意义的。按其主要者分为十类情况叙述如下。
一、误以“通”当作“确”
关子正确阐释词义，王力先生在《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说：“什么叫做‘望文生义’？就是看到一句话，其中的某个字用这个意思解释它，好像讲得通，以为讲对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字所固有的意思，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似乎讲得通。但是‘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你要说这样解释就通了，那就有各种解释都能通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徐仁甫《广释词》(后文简称徐书。其他引例仿此）“何”义之例，嵇绍《赠石季伦》“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本言各种享乐虽有不同，但摧伐性命却相同，这是人们所不了解的。讲成为何不识，仅是事理相通不背。《庄子.知北游》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犹言果蓏之理，此人伦所以相齿比也。“所以”提示或指代方法，徐书讲成可以相齿，是合事理的另一种说法。《史记.甘茂列传》“臣不知卿所死处”中言所死之处。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却变通为“卿之死处”，而言“所”字义即为“之”。《诗经》“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这是公认的助词，与誓言“所……者，有如......”中同。裴书却讲成代词“其”。《文子.道德》“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本言：道是民所共同奉行的，法是民所共同遵守的。它的事理基础是可以奉行、遵守。高适《同群公宿开清寺赠陈十六所居》“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言所缺少的一项就是未穿僧衣，否则就真是僧人了。也可表述为：尚未披袈裟。《汉大》仅仅据此就释前例为“可”义，后例为“尚”义。
这种新增词义的错误方法实在明显而低陋，完全谈不到是论证研究。这些例句中的所字并无疑难之处，略懂文言的人也会正确地以常义理解而通畅。增释新义全无必要，只能是为强求新义而立异的一种幼稚而不严谨的学风所使。可惜这样的例句却是很多的。
二、对于难句只求粗通而不求甚解
《汉书.董贤传》：“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颜注“言酒在体中”，避言所字之义。王先谦补注“酒所，犹酒意”，又以二例为证。《汉书.疏广传》：“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邓展释句意为“宜令意从大人所出”。又《薛宣传》：“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令椽进见，自从其所问宣不教戒惠吏职之意。”颜注：“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言之。”王先谦抓住这两“意”字，以为是释“所”，而言“有酒所”中相同，却说“颜注失之”。
这三个难句以“意”作释也仅是粗通而已。“醉意”尚是后世语词，《汉书》更无“酒意”的说法。“处所”常连文同义，“所”可用为“处”而指情况。“有酒所”即在被酒情况下，所以可换说成有酒意。今口语“难处”可以直接是困难地方或困难情况，可为参证。至于“宜从丈人所”、“自从其所”即从你老人家角度、从他的角度说出那个意思来，即仍是处所义而指态势、地位、立场、角度之类。
但刘淇《助字辨略》于“有酒所”言：“师古训所为处所义，故云酒在体中，恐非。此言被酒而已，未至沉醉，故云‘有酒所’。此所字亦是语助，不为意也。”按“被酒”句意粗通，但是，究竟是“有”字，还是“所”字之义为“被”呢？“被”之义为动词蒙受义，怎么又成为无义的语助呢？终于由粗通而不通了。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举《汉书?周亚夫传》：“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裁，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日：‘此非不足君所乎？”以为也应释为“意”。按，无箸是招待不周；无切肉是做工粗放不精细。因而不平之心显于面上，皇帝便故意为难他：我的酒宴不会达不到将军处的水平吧？所即处所，指将军府。这是用心计而委婉说法。对此不细审，便以为是直言“不满足你的心意”这样粗通的句意了。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例《西京杂记》：“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者为弟。”’释为“何”。然而岂有不知以先后定兄弟的。句意实是“疑所（以）为兄弟”，即对定兄弟的根据有所怀疑，即后文所补叙的一种俗说：后生者在母腹中位置在上应为兄。“所以”仍提示原因，言对定是兄或弟的原因怀疑。
三、把词的能记与所记混淆
文炼《与语言符号相关的问题》：“语言符号的能记是声音，所记是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集’，每个语言符号都包括许多成员。例如‘我’的声音是‘wo’，意义是自己，但并没有确指某一对象。在具体运用时，‘我’或者指张三，或者指李四，这里体现出符号的转化。就是说，原有的语言符号(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变成了能记，而所指的具体对象成为它的所记。”也就是说，不能把李四之类混淆成“我”的词义。所字的释义却多属此类。《魏志.夏侯爽传》注引《魏略》：“文侯印绶所在？”周一良先生《三国志杂记》言此类句子中“所”字是何所、何地之义。太田辰夫甚至说这种所字之义就是“哪儿”。张永言先生主编《世说新语辞典》言“所”有“何”义，江书同，例证多有同类句子。其实“印绶所在？”确义应是“印缓的地方？”以语调及语境示问，未用疑问词。“所在”为词，地方义。也可以说，“所在”的能记已转成“在、什么、地方”的复杂内容。不辨于此，便把“所在”强拆为“所、在”的结构，而误以为“所”之义是“何”。《世说.政事》：“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实际是说不知所说的是否合宜，过后才觉不妥。绝不是不知说的什么话。此例所转变的所记或可表述为所言怎么样，于是被误以为“所”也是疑问代词“何”之义了。
四、错解句意或使句意不通
《汉大》：“所事：指某一件事，这件事。”即指示代词。四例全误，如《水浒传》第73回叙强盗冒充宋江抢了太公女儿，李逵误信便答应向宋江要回女儿。与宋江对质并无此事，太公便问“好汉，所事如何？”即所做的事怎么样了？“事”是动词，组成所字结构。第64回：“我们被擒在此，所事如何？”是问所该做的是什么？指降或逃之类。由于把“事”误以为名词，便又把“所”误解为“此”。
《晋语》“除君之恶，唯力所及”，即尽我力所能及。力，主语；及，谓语。裴书解为“唯力是及”，即所字是使宾语前置的助词，施事被误成受事了。而“达到力量”不成话。《汉大》也是如此误释。《左传.襄公十三年》“二三子唯所欲立’，是直言要立谁就立谁。徐书把所字讲成谁，成为询问立谁。陆机《齐讴行》“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复将去，长存非所营。”本言时代、事业的营运不是停滞的，以此勉励对方，徐书误解所字义为尔，句子哲理力量大减。《韩非子.七术》“吏以昭侯为明察，乃悚惧于其所，而不敢为非。”言在自己岗位上恐惧。裴书释所字为如此义，句成：恐惧在他们如此。佶屈聱牙之至。所即处所，指岗位、工作。
五、对于泛化的所字结构失之交臂
动词、形容词带上所字组成所字结构后成为名词性，这是所字结构的语法规定性。但是有不少的所字结构仍是动词性，即所字不再具备改变动词为名词的语法作用，仅仅是一种纯形式的依附，这种所字结构的词性和意义仍同于所依附的动词本身。笔者把此称为泛化的所字结构，因为它是一般的所字结构突破约束而扩大范围，从而泯失了原本语法作用的结果(其他一些语法形式也有泛化现象）。例如“所爱”是所爱的人或事，便是正常的所字结构，而“此物我所爱”即此物我爱，“我所爱的物”即我爱的物。后二例中所字本无需要，就是泛化的所字结构。
所字的这种用法带有特异性，是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但学者认识得还不细致。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言：“所：语助词，放在及物动词的前头，没有意义。”这种描写虽不能算错，却也失于简单，未曾揭示何以会如此。而且说“这种用法是六朝以来即有的”，其实先秦巳见。语助词的定性似乎也嫌笼统。可以说，要为所字增义，蒋礼鸿如此所释正是英雄用武之地而难能可贵，可惜却被被许多增义者疏忽而另作错误解释。
由于它带有冗余的特点，在失之交臂的同时，就会有误解趁虚而人，许多误增的新义就是由此而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更笼统地称为指事之词。他说“所伤了我的性命”、“所除长安府尹之职”的说法中所字各指伤性命、任官职的事，反而把人说糊涂了。所以蒋礼鸿先生评论：“这个说法要把‘所’字说出个意义来，实在是很迁曲难通的。”《盐铁论.未通》：“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所厌义即厌，是泛化的所字结构，句言怎会厌橘抽呢？《经传释词》却误释为“可”义。《论衡.说日》言太阳“附天所行”，即依附天体运行，《汉大》误释为“而”。
六、断词或断句失误
《汉大》作为为疑问代词之例《史记.张丞相列传》：“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郤也？”前问号误，这不是独立的问句，而是复句的结果从句，应标逗号，中华书局标点本正作逗号。把“所为”当作“何为”义的词组又误，它是提示原因的连词，“所以”义。《经传释词》“为，犹以也”：“隐十年《谷梁传》曰‘里克所为弑者’，《赵策》曰‘所为见将军者’，皆言‘所以’也。”黄侃眉批言“此‘为’即‘以’之借”。《鲁语》“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是问能打仗的原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褥而名，又所以教于国也？”反问：又是教育国人的方法吗？“所以”都是凝固结构。裴书把前者，徐书把后者都强拆成“何以”的结构。《尚书.无逸》：“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徐书竟标点为“呜乎君子，所其无逸”，从而曲解为第二人称代词“尔”。
七、不明校勘
《吕览.审应》：“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高诱注以为“所”是“此”之误，《汉大》却轻言所之义即“此”。谢姚《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吐纳贻尔知，穷通勖所蹈。”“知”字实为“和”字之误。“贻”是“怡”的通假，“尔”是形容词词尾，句言对于任免调动是怡然和泰的态度。徐书对此全然不知，以为“尔”是代词，便说下句所字互文，也是代词而大误。其实句言以遵循穷和通的辩证关系勉励自己，句中是所字结构。
八、不明通假
《大戴礼.保傅》：“天子宴私，安如易，乐而湛，饮酒而醉，食肉而餒，饱而强，饥而淋，暑而喝，寒而嗽，寝而莫宥，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后。”按文理及一连串排比的而字，知“如”字也应通假“而”字，“安如易”犹安而易。《贾子.傅职》引作“安所易”即安于所易，意有小变而结构不同。裴书不明“如”的通假，便议为所字之义。《史记.补三王世家》：“奉法直行，不敢所阿。”言不敢阿亲戚。徐书竟解句言不敢谁何，即误以为阿通何。
九、误用互文、异文作证
互文是个宽泛的概念。同义词，近义词，同类事物词如天地、曰月，反义词，用在对应之处，都叫互文。徐书却以为凡互文必同义。刘孝威《奉和简文帝太子应令》：“九仙良所重，四海更谁倾。”言九仙才是敬重的，还会倾倒于谁呢？被讲成九仙有谁敬重，与原意相反。《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也被证为所字义为“之”。其实二者并非互文，因可扩展为：物之所始生、物之所成熟。恰好是同一个所字，徐书竟是把有意变化的参差，误看成对应的整齐。你来我往，飞禽走兽，如按这种论证，你我、来往、飞走、禽兽，都成同义的了。
所谓异文也是对多种情况的称说，并不专主一端，徐书也误认为同义词。曹摅《感旧》“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弛”，所一作皆。陶潜《饮酒》“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但一作所。杜甫《病橘》“剖之尽蠢虫，采掇爽所宜”，所一作其。于是都被误释为新义，其实是词义不同而句意相同。
十、采用旧释而不辨误
古代训诂材料有解释句意的，有随文解释词义的，都不是词的确切的义项。《尔雅》《广雅》之类的辞书往往也不是准确、具体的解释词义，而是就意义的某一事理再作上位的归类。旧释也多有失误不当的。因此对于旧释必须再作研究，辨明原委曲折，分清粗细正误，不宜直接而简单的当作词典学的义项而引用。
《汉书.韦绾传》：“君知所以得驂乘乎？”颜注“言何以得驂乘”，是解释句子意思：知道你得驂乘是什么原因吗？由此让人明白“所以”是提示原因的凝固结构，并不是解释“所”字的意思。徐书却误说：颜以“何”训“所”，即何犹如所之证。《晋语》：“各聚尔有，以待归兮。”尔有：你有的。韦昭注“尔有，所有”是不确的，也不需如此加字来解释。徐说则据此说：所犹如尔也。忘记了古人直接解释词义的方法是：x，x也。
《礼记.哀公问》：“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应仍然是处所义，指形势、情况，言不按形势、情况所容许的追求享受。形势、情况之类，也是一种类，所以郑玄注“所犹如道也”。这只能是随文而宽泛的解释。《汉大》却采用为义项。另例韩愈《元和圣德诗》：“生知法式，动得理所。”把“理所”认为是同义词。而《汉大》“理所：理之所在”才是正确的解释。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所”也有“道也，理也”一义。根据就是上引郑玄注。例句《襄公二十一年》：“若上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但《春秋左传注》却解释成：乃其所犹言势所必然。并没有按“乃其理”来解释。而“势所必然”的“势”，正是由“处所”而指形势。
以上虽分十种情况，但往往是相通、共寓而多兼的。如果不是贪求得新义，本是容易感知错误的。对于这些错误如果从词义理论再作归纳，可以总结成以下的重要经验。
1.新义要符合词义的系统性，即与原有的词义有联系性、可容性。
词的多义是从单义发展而来的，不会是杂乱的堆积。误释的那些新义相互之间，或与原有的词义，都是孤立而零乱的，缺乏内在联系。居然对“所”字增加二十多个义项，除了介词外，各类词性都应有尽有。以代词言，就有第二人称、一般询问的“何”、问人的“谁”、问处所的“哪儿”、近指代词、不伦不类的“指事词”等等。词义的系统性正排斥这些杂乱内容。
2.要符合词义使用的普遍性。
一般说，词义是客观的，因而有使用的较大的客观性，借此可以检验释义的正确性。例如，何人、何物、何花、何日、何者；此人、此日、此花、此物、此者，诸如此类的意思，都没有用“所”字来说的，就可以知道认为“所”有“何”与“此”的意思，必然是错误的。其他各新义都可以如此检验。反过来说，所谓那些新义的例句，都集中在所字结构或少量类似的词语中，又透露着是把本来的常义错认庐山真面目了。
3.不能用间接论证来代替直接论证。
词义是由词形和读音负载的，是由某个意义发展来的，是有形成的机制和理据的。这些就是直接论证。归纳法、互文、异文、相关事理或其他，都仅是某种可能性的提示而并非必然，也许可以参证为助，但都是间接性的，非独立性的，不能代替直接论证。不能认知词义的理据，就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所字新释的这些义项，都只是一种凭错觉的认定，顶多只有某种间接助证而误，这样的释义是没有丝毫科学性的。
4.对所释之义要分清“专”和“圆”。
段玉裁注《说文》曾提出字书与说经释义的不同。字书即词的独立性义项的归纳，要求“隐括”；说经仅求句意通畅，可以“各随文意”、“因文求义”，即适当的变通。黄侃又说：“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家之训诂贵专。”圆，就是每一义项要高度概括，各义间有合理的联系而成系统。专，就是更为灵活具体，对语境更有针对适应性。圆，是词的义项，是词的语言意义，是词的能指。专，是随文释义，是词的言语意义，是词的所指。圆，是根据；专，是变通。圆，是无数次使用和研究之后的结论；专，可以是某一次使用和研究时的变通实践，带有个别的适应性。圆则难，专却易。古书的训诂，多属随文释义的专。现在不少论证议言的新义，也实际是专。所字增义的某些例句如果有优长处，也正是专。论者却不辨这种区别，要把专作为圆，增补为独立概括而可普遍使用的义项，自然是错误的了。王力先生所论的“通”不等于“正确”也还是这个道理。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所谓“时”之一义再作综合说明。《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往党，卫侯会公于沓。”何休注“党，所也。所，犹时，齐人语也。”按，所之时义是有疑的。公羊氏虽齐人，但诸家未能从《公羊传》《齐策》《齐语》中另有直接论证，现代山东方言也未见称述。而此孤证也还有校勘纠葛。毛本句作：“所犹是齐人语也。”句意或是：党字义为所，乃是齐语。党之所义从乡党词而来，所之时义则无从可知。《公羊》“往党”作往盟之时固然可通，但作“往所”即往会盟之处，也更是通达的。
给“所”的所谓“时”义补增的例句实是各种情况的误说。《经义述闻》有《左传.哀公三十一年》“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时有名不如无名。其实是所字结构，有所有名，同于有所知名、有所发现之类的说法。《大戴礼.本命》：“妇人在家从父……无所敢自遂也。”也是“所敢自遂”的所字结构。句言不敢自由，若强作无时敢自由，反嫌迂涩。《左传.襄二十七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畏之。”本是用“所以”提示原因，被误断词为“晋楚所，以兵畏之”。《昭公七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与“有所相同”、“有所反对”的说法相同，不是说有时相反。《昭公三十年》：“敝邑之闲，先君有所助执紼矣。”本言如果闲暇必助丧，被讲成：如果闲暇，有时也助丧。把全称判断变成或然判断，打了折扣而误。其实“有(无)所……”是用所字结构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情况。吴昌莹《经词衍释》之例《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即居处，指营建洛邑，文从字顺，“敬作时”则句意不畅。竟然拼凑有“风雨所漂摇”例。徐书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例，也甚为卑陋。《汉大》又增《聊斋.连琐》“方危际所，遥见一人腰矢野射”。其实“危急所”即危急处，只不过可以换说成危急时罢了。仍是：通不等于确。仍是词义的能指有条件地变成所指而已。时间、为时已晚、少时、其时，诸如此类的词中不能换成所字，就雄辩地说明了：所字必无“时”之一义。
本文可以充分证明周法高先生对某些新义所说“皆望文生训”的断定是正确的。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12期转载）
从汉代到当代二千多年中，语言学家有为“所”字续增新义的明显趋势。郑玄、何休、王先谦、王念孙、王引之、刘淇、吴昌莹、张相、杨树达、黄侃、杨伯峻、裴学海、徐仁甫、日本太田辰夫及其他一些学者，在有关的论著中所增的新义有：何；可；结构助词之、是；代词此、其、尔、谁、哪儿；形容词是；副词且、尚、但、相；名词道、知、意、时；语助词；指事词；词尾化，等等。
这二十多项杂乱无伦的词义竟能共寓于“所”字，实在不可思议而应置疑，然而绝少见有所检讨，仅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全称代编》第529页附注中曾简言：所谓的时、可义“似属望文生训”；而、之、其、是、何、如此诸义，“皆望文生训”。但也只是认定而无论证。古汉语论著对这些新义互为推助的反而要多，《汉语大词典》(后文简称《汉大》)也多所采纳。笔者逐一复查这些释义，居然无一例可以成立，应予全部否定，宜另文详为辨证。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不科学。本文先以简御繁，专就各种错误情况作揭示评论。这不仅可以证明这些是误释,而且对论证词义的正确方法和要求，坚持词义的普遍规律也是很有意义的。按其主要者分为十类情况叙述如下。
一、误以“通”当作“确”
关子正确阐释词义，王力先生在《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说：“什么叫做‘望文生义’？就是看到一句话，其中的某个字用这个意思解释它，好像讲得通，以为讲对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字所固有的意思，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似乎讲得通。但是‘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你要说这样解释就通了，那就有各种解释都能通的。”这是很有道理的。
徐仁甫《广释词》(后文简称徐书。其他引例仿此）“何”义之例，嵇绍《赠石季伦》“嗜欲虽不同，伐生所不识”本言各种享乐虽有不同，但摧伐性命却相同，这是人们所不了解的。讲成为何不识，仅是事理相通不背。《庄子.知北游》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犹言果蓏之理，此人伦所以相齿比也。“所以”提示或指代方法，徐书讲成可以相齿，是合事理的另一种说法。《史记.甘茂列传》“臣不知卿所死处”中言所死之处。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却变通为“卿之死处”，而言“所”字义即为“之”。《诗经》“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这是公认的助词，与誓言“所……者，有如......”中同。裴书却讲成代词“其”。《文子.道德》“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本言：道是民所共同奉行的，法是民所共同遵守的。它的事理基础是可以奉行、遵守。高适《同群公宿开清寺赠陈十六所居》“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言所缺少的一项就是未穿僧衣，否则就真是僧人了。也可表述为：尚未披袈裟。《汉大》仅仅据此就释前例为“可”义，后例为“尚”义。
这种新增词义的错误方法实在明显而低陋，完全谈不到是论证研究。这些例句中的所字并无疑难之处，略懂文言的人也会正确地以常义理解而通畅。增释新义全无必要，只能是为强求新义而立异的一种幼稚而不严谨的学风所使。可惜这样的例句却是很多的。
二、对于难句只求粗通而不求甚解
《汉书.董贤传》：“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颜注“言酒在体中”，避言所字之义。王先谦补注“酒所，犹酒意”，又以二例为证。《汉书.疏广传》：“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邓展释句意为“宜令意从大人所出”。又《薛宣传》：“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令椽进见，自从其所问宣不教戒惠吏职之意。”颜注：“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言之。”王先谦抓住这两“意”字，以为是释“所”，而言“有酒所”中相同，却说“颜注失之”。
这三个难句以“意”作释也仅是粗通而已。“醉意”尚是后世语词，《汉书》更无“酒意”的说法。“处所”常连文同义，“所”可用为“处”而指情况。“有酒所”即在被酒情况下，所以可换说成有酒意。今口语“难处”可以直接是困难地方或困难情况，可为参证。至于“宜从丈人所”、“自从其所”即从你老人家角度、从他的角度说出那个意思来，即仍是处所义而指态势、地位、立场、角度之类。
但刘淇《助字辨略》于“有酒所”言：“师古训所为处所义，故云酒在体中，恐非。此言被酒而已，未至沉醉，故云‘有酒所’。此所字亦是语助，不为意也。”按“被酒”句意粗通，但是，究竟是“有”字，还是“所”字之义为“被”呢？“被”之义为动词蒙受义，怎么又成为无义的语助呢？终于由粗通而不通了。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举《汉书?周亚夫传》：“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裁，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日：‘此非不足君所乎？”以为也应释为“意”。按，无箸是招待不周；无切肉是做工粗放不精细。因而不平之心显于面上，皇帝便故意为难他：我的酒宴不会达不到将军处的水平吧？所即处所，指将军府。这是用心计而委婉说法。对此不细审，便以为是直言“不满足你的心意”这样粗通的句意了。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例《西京杂记》：“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者为弟。”’释为“何”。然而岂有不知以先后定兄弟的。句意实是“疑所（以）为兄弟”，即对定兄弟的根据有所怀疑，即后文所补叙的一种俗说：后生者在母腹中位置在上应为兄。“所以”仍提示原因，言对定是兄或弟的原因怀疑。
三、把词的能记与所记混淆
文炼《与语言符号相关的问题》：“语言符号的能记是声音，所记是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集’，每个语言符号都包括许多成员。例如‘我’的声音是‘wo’，意义是自己，但并没有确指某一对象。在具体运用时，‘我’或者指张三，或者指李四，这里体现出符号的转化。就是说，原有的语言符号(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变成了能记，而所指的具体对象成为它的所记。”也就是说，不能把李四之类混淆成“我”的词义。所字的释义却多属此类。《魏志.夏侯爽传》注引《魏略》：“文侯印绶所在？”周一良先生《三国志杂记》言此类句子中“所”字是何所、何地之义。太田辰夫甚至说这种所字之义就是“哪儿”。张永言先生主编《世说新语辞典》言“所”有“何”义，江书同，例证多有同类句子。其实“印绶所在？”确义应是“印缓的地方？”以语调及语境示问，未用疑问词。“所在”为词，地方义。也可以说，“所在”的能记已转成“在、什么、地方”的复杂内容。不辨于此，便把“所在”强拆为“所、在”的结构，而误以为“所”之义是“何”。《世说.政事》：“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实际是说不知所说的是否合宜，过后才觉不妥。绝不是不知说的什么话。此例所转变的所记或可表述为所言怎么样，于是被误以为“所”也是疑问代词“何”之义了。
四、错解句意或使句意不通
《汉大》：“所事：指某一件事，这件事。”即指示代词。四例全误，如《水浒传》第73回叙强盗冒充宋江抢了太公女儿，李逵误信便答应向宋江要回女儿。与宋江对质并无此事，太公便问“好汉，所事如何？”即所做的事怎么样了？“事”是动词，组成所字结构。第64回：“我们被擒在此，所事如何？”是问所该做的是什么？指降或逃之类。由于把“事”误以为名词，便又把“所”误解为“此”。
《晋语》“除君之恶，唯力所及”，即尽我力所能及。力，主语；及，谓语。裴书解为“唯力是及”，即所字是使宾语前置的助词，施事被误成受事了。而“达到力量”不成话。《汉大》也是如此误释。《左传.襄公十三年》“二三子唯所欲立’，是直言要立谁就立谁。徐书把所字讲成谁，成为询问立谁。陆机《齐讴行》“爽鸠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复将去，长存非所营。”本言时代、事业的营运不是停滞的，以此勉励对方，徐书误解所字义为尔，句子哲理力量大减。《韩非子.七术》“吏以昭侯为明察，乃悚惧于其所，而不敢为非。”言在自己岗位上恐惧。裴书释所字为如此义，句成：恐惧在他们如此。佶屈聱牙之至。所即处所，指岗位、工作。
五、对于泛化的所字结构失之交臂
动词、形容词带上所字组成所字结构后成为名词性，这是所字结构的语法规定性。但是有不少的所字结构仍是动词性，即所字不再具备改变动词为名词的语法作用，仅仅是一种纯形式的依附，这种所字结构的词性和意义仍同于所依附的动词本身。笔者把此称为泛化的所字结构，因为它是一般的所字结构突破约束而扩大范围，从而泯失了原本语法作用的结果(其他一些语法形式也有泛化现象）。例如“所爱”是所爱的人或事，便是正常的所字结构，而“此物我所爱”即此物我爱，“我所爱的物”即我爱的物。后二例中所字本无需要，就是泛化的所字结构。
所字的这种用法带有特异性，是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但学者认识得还不细致。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言：“所：语助词，放在及物动词的前头，没有意义。”这种描写虽不能算错，却也失于简单，未曾揭示何以会如此。而且说“这种用法是六朝以来即有的”，其实先秦巳见。语助词的定性似乎也嫌笼统。可以说，要为所字增义，蒋礼鸿如此所释正是英雄用武之地而难能可贵，可惜却被被许多增义者疏忽而另作错误解释。
由于它带有冗余的特点，在失之交臂的同时，就会有误解趁虚而人，许多误增的新义就是由此而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更笼统地称为指事之词。他说“所伤了我的性命”、“所除长安府尹之职”的说法中所字各指伤性命、任官职的事，反而把人说糊涂了。所以蒋礼鸿先生评论：“这个说法要把‘所’字说出个意义来，实在是很迁曲难通的。”《盐铁论.未通》：“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所厌义即厌，是泛化的所字结构，句言怎会厌橘抽呢？《经传释词》却误释为“可”义。《论衡.说日》言太阳“附天所行”，即依附天体运行，《汉大》误释为“而”。
六、断词或断句失误
《汉大》作为为疑问代词之例《史记.张丞相列传》：“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郤也？”前问号误，这不是独立的问句，而是复句的结果从句，应标逗号，中华书局标点本正作逗号。把“所为”当作“何为”义的词组又误，它是提示原因的连词，“所以”义。《经传释词》“为，犹以也”：“隐十年《谷梁传》曰‘里克所为弑者’，《赵策》曰‘所为见将军者’，皆言‘所以’也。”黄侃眉批言“此‘为’即‘以’之借”。《鲁语》“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是问能打仗的原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褥而名，又所以教于国也？”反问：又是教育国人的方法吗？“所以”都是凝固结构。裴书把前者，徐书把后者都强拆成“何以”的结构。《尚书.无逸》：“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徐书竟标点为“呜乎君子，所其无逸”，从而曲解为第二人称代词“尔”。
七、不明校勘
《吕览.审应》：“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高诱注以为“所”是“此”之误，《汉大》却轻言所之义即“此”。谢姚《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吐纳贻尔知，穷通勖所蹈。”“知”字实为“和”字之误。“贻”是“怡”的通假，“尔”是形容词词尾，句言对于任免调动是怡然和泰的态度。徐书对此全然不知，以为“尔”是代词，便说下句所字互文，也是代词而大误。其实句言以遵循穷和通的辩证关系勉励自己，句中是所字结构。
八、不明通假
《大戴礼.保傅》：“天子宴私，安如易，乐而湛，饮酒而醉，食肉而餒，饱而强，饥而淋，暑而喝，寒而嗽，寝而莫宥，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后。”按文理及一连串排比的而字，知“如”字也应通假“而”字，“安如易”犹安而易。《贾子.傅职》引作“安所易”即安于所易，意有小变而结构不同。裴书不明“如”的通假，便议为所字之义。《史记.补三王世家》：“奉法直行，不敢所阿。”言不敢阿亲戚。徐书竟解句言不敢谁何，即误以为阿通何。
九、误用互文、异文作证
互文是个宽泛的概念。同义词，近义词，同类事物词如天地、曰月，反义词，用在对应之处，都叫互文。徐书却以为凡互文必同义。刘孝威《奉和简文帝太子应令》：“九仙良所重，四海更谁倾。”言九仙才是敬重的，还会倾倒于谁呢？被讲成九仙有谁敬重，与原意相反。《史记.六国年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也被证为所字义为“之”。其实二者并非互文，因可扩展为：物之所始生、物之所成熟。恰好是同一个所字，徐书竟是把有意变化的参差，误看成对应的整齐。你来我往，飞禽走兽，如按这种论证，你我、来往、飞走、禽兽，都成同义的了。
所谓异文也是对多种情况的称说，并不专主一端，徐书也误认为同义词。曹摅《感旧》“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弛”，所一作皆。陶潜《饮酒》“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但一作所。杜甫《病橘》“剖之尽蠢虫，采掇爽所宜”，所一作其。于是都被误释为新义，其实是词义不同而句意相同。
十、采用旧释而不辨误
古代训诂材料有解释句意的，有随文解释词义的，都不是词的确切的义项。《尔雅》《广雅》之类的辞书往往也不是准确、具体的解释词义，而是就意义的某一事理再作上位的归类。旧释也多有失误不当的。因此对于旧释必须再作研究，辨明原委曲折，分清粗细正误，不宜直接而简单的当作词典学的义项而引用。
《汉书.韦绾传》：“君知所以得驂乘乎？”颜注“言何以得驂乘”，是解释句子意思：知道你得驂乘是什么原因吗？由此让人明白“所以”是提示原因的凝固结构，并不是解释“所”字的意思。徐书却误说：颜以“何”训“所”，即何犹如所之证。《晋语》：“各聚尔有，以待归兮。”尔有：你有的。韦昭注“尔有，所有”是不确的，也不需如此加字来解释。徐说则据此说：所犹如尔也。忘记了古人直接解释词义的方法是：x，x也。
《礼记.哀公问》：“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应仍然是处所义，指形势、情况，言不按形势、情况所容许的追求享受。形势、情况之类，也是一种类，所以郑玄注“所犹如道也”。这只能是随文而宽泛的解释。《汉大》却采用为义项。另例韩愈《元和圣德诗》：“生知法式，动得理所。”把“理所”认为是同义词。而《汉大》“理所：理之所在”才是正确的解释。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所”也有“道也，理也”一义。根据就是上引郑玄注。例句《襄公二十一年》：“若上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但《春秋左传注》却解释成：乃其所犹言势所必然。并没有按“乃其理”来解释。而“势所必然”的“势”，正是由“处所”而指形势。
以上虽分十种情况，但往往是相通、共寓而多兼的。如果不是贪求得新义，本是容易感知错误的。对于这些错误如果从词义理论再作归纳，可以总结成以下的重要经验。
1.新义要符合词义的系统性，即与原有的词义有联系性、可容性。
词的多义是从单义发展而来的，不会是杂乱的堆积。误释的那些新义相互之间，或与原有的词义，都是孤立而零乱的，缺乏内在联系。居然对“所”字增加二十多个义项，除了介词外，各类词性都应有尽有。以代词言，就有第二人称、一般询问的“何”、问人的“谁”、问处所的“哪儿”、近指代词、不伦不类的“指事词”等等。词义的系统性正排斥这些杂乱内容。
2.要符合词义使用的普遍性。
一般说，词义是客观的，因而有使用的较大的客观性，借此可以检验释义的正确性。例如，何人、何物、何花、何日、何者；此人、此日、此花、此物、此者，诸如此类的意思，都没有用“所”字来说的，就可以知道认为“所”有“何”与“此”的意思，必然是错误的。其他各新义都可以如此检验。反过来说，所谓那些新义的例句，都集中在所字结构或少量类似的词语中，又透露着是把本来的常义错认庐山真面目了。
3.不能用间接论证来代替直接论证。
词义是由词形和读音负载的，是由某个意义发展来的，是有形成的机制和理据的。这些就是直接论证。归纳法、互文、异文、相关事理或其他，都仅是某种可能性的提示而并非必然，也许可以参证为助，但都是间接性的，非独立性的，不能代替直接论证。不能认知词义的理据，就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所字新释的这些义项，都只是一种凭错觉的认定，顶多只有某种间接助证而误，这样的释义是没有丝毫科学性的。
4.对所释之义要分清“专”和“圆”。
段玉裁注《说文》曾提出字书与说经释义的不同。字书即词的独立性义项的归纳，要求“隐括”；说经仅求句意通畅，可以“各随文意”、“因文求义”，即适当的变通。黄侃又说：“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家之训诂贵专。”圆，就是每一义项要高度概括，各义间有合理的联系而成系统。专，就是更为灵活具体，对语境更有针对适应性。圆，是词的义项，是词的语言意义，是词的能指。专，是随文释义，是词的言语意义，是词的所指。圆，是根据；专，是变通。圆，是无数次使用和研究之后的结论；专，可以是某一次使用和研究时的变通实践，带有个别的适应性。圆则难，专却易。古书的训诂，多属随文释义的专。现在不少论证议言的新义，也实际是专。所字增义的某些例句如果有优长处，也正是专。论者却不辨这种区别，要把专作为圆，增补为独立概括而可普遍使用的义项，自然是错误的了。王力先生所论的“通”不等于“正确”也还是这个道理。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所谓“时”之一义再作综合说明。《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往党，卫侯会公于沓。”何休注“党，所也。所，犹时，齐人语也。”按，所之时义是有疑的。公羊氏虽齐人，但诸家未能从《公羊传》《齐策》《齐语》中另有直接论证，现代山东方言也未见称述。而此孤证也还有校勘纠葛。毛本句作：“所犹是齐人语也。”句意或是：党字义为所，乃是齐语。党之所义从乡党词而来，所之时义则无从可知。《公羊》“往党”作往盟之时固然可通，但作“往所”即往会盟之处，也更是通达的。
给“所”的所谓“时”义补增的例句实是各种情况的误说。《经义述闻》有《左传.哀公三十一年》“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时有名不如无名。其实是所字结构，有所有名，同于有所知名、有所发现之类的说法。《大戴礼.本命》：“妇人在家从父……无所敢自遂也。”也是“所敢自遂”的所字结构。句言不敢自由，若强作无时敢自由，反嫌迂涩。《左传.襄二十七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畏之。”本是用“所以”提示原因，被误断词为“晋楚所，以兵畏之”。《昭公七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与“有所相同”、“有所反对”的说法相同，不是说有时相反。《昭公三十年》：“敝邑之闲，先君有所助执紼矣。”本言如果闲暇必助丧，被讲成：如果闲暇，有时也助丧。把全称判断变成或然判断，打了折扣而误。其实“有(无)所……”是用所字结构来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情况。吴昌莹《经词衍释》之例《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即居处，指营建洛邑，文从字顺，“敬作时”则句意不畅。竟然拼凑有“风雨所漂摇”例。徐书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例，也甚为卑陋。《汉大》又增《聊斋.连琐》“方危际所，遥见一人腰矢野射”。其实“危急所”即危急处，只不过可以换说成危急时罢了。仍是：通不等于确。仍是词义的能指有条件地变成所指而已。时间、为时已晚、少时、其时，诸如此类的词中不能换成所字，就雄辩地说明了：所字必无“时”之一义。
本文可以充分证明周法高先生对某些新义所说“皆望文生训”的断定是正确的。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1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