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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婚店》“月下老人”的艺术性解读欣赏——古代文学“爱神”创造的民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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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化有“爱神”,即希腊神话的厄络斯,罗马神话的丘比特。是带双翼的小孩,携弓箭在空中飞翔。谁中了他的金箭就获得爱情;谁中了他的铅箭,就失去爱情。人完全仰仗天意,是被动的。中国文学中的爱神,是类似而不完全相同的民间传说的“月下老人”。《汉语大词典》:“月下老人:神话传说中掌管婚姻之神。”本文以“月下老人”为枢纽,研究中国文学中的爱神创造的民俗机制。

    “月下老人”典出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主要情节是:杜陵一个叫韦固的人,元和二年在旅舍遇见一位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捡书。问他查看的是什么书。回答:“天下之婚牍耳。”即普天下的婚姻配合簿。又问囊中装什么东西,回答:“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

    按,其中的“及其坐”,意思只能是:到他坐的时候。这就使句子不通顺。应当是“及其作”的误写,意思是:到他出生的时候。

    “月下老人”虽然只是作家李复言个人的志怪小说,是他仿神话的艺术创造,由于编造的奇特有趣,所以就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月下老人”的创造有很高的艺术性,出人意料。我们应当研究这种艺术性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并没有这种神,为什么能凭空而说呢?

    此奇特的说法完全是从谐音方法编造的。人们都希望,婚姻一经确定,就有约束性而牢靠固定。把“约”字谐音成为“月”字。把“牢”也谐音成为“老”。而“人”却是由“韧”谐音成的,与“牢”复说。对此需要解释的具体详细一些。

    约束而固定,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如磐石般纹丝不动;或者是如苇草的有韧性,虽然有曲折而也不能断绝。爱情与婚姻属于后一种情况的更是多数。所以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所记汉代“典礼物凡三十种”,即婚姻聘礼有三十种,其中就有蒲、苇两种。《百官六礼辞》解释说:“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而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婚礼,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棉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棉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可见,这九种聘礼都不是经济价值性的,而是象征性的。棉絮、蒲、苇,三种都是象征爱情虽经曲折困难而坚韧。

    一般的迷信说法,婚姻是命定而不可改变的。“命定”也就是由神决定。于是,先把“婚约”的“韧而牢”的事理,谐音成为“月”、“人”、“老”的三个字,再搭配成为“月下老人”的所谓“神”的具体形象化。

    而所谓赤绳系夫妻之足,又是“丝”字与“思”或“私”谐音的变说,表示男女思念的私情。古代爱情与婚姻民俗往往有以这个谐音为基础的具体事为,例如“合髻”是唐宋婚俗之一。

    《新五代史.杂传.刘岳》:“初,郑馀庆……为《书仪》……其婚礼亲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礼,尤为不经。”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亲王纳夫人,亦用拜先灵、合髻等俗礼。李广‘结发与匈奴战’谓始冠年少也。故杜甫《新婚别》云‘结发为君妇’。而后世婚礼者,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谓之‘结发’,甚可笑也。”都表示不能理解。其实是很有积极含义的。头发,往往说成:青丝。即借“丝、思”的谐音寓含指相互的情爱。

    《东京梦华录.娶妇》:“凡娶媳妇……男左女右,留少头发,儿家出匹段、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但是,怎样叫“留少头发”呢?应是把一者梳落的头发参合束约在另一者的发髻中。取男左边的落发,女右边的落发。男左女右,是承留胎发的习俗。这是宋代情况。头发一青丝一情思。这就是那种婚俗的由来和象征意义。《敦煌变文集.下女夫词.合发诗》:“本是楚王宫,今夜得相逢。头上盘龙结,面上贴花红。”诗虽没有说把两人头发合在一起,从“合发”知道也是那样相合的。在合发过程中咏那样的诗。

    绳是由许多的丝组合成的,所以是这种民俗的“丝”的变化说法。赤绳,既是用红色表示婚姻之喜,也是“红”与“婚”的谐音,殊道同归。

    月下老人赤绳系足的说法,也有具体的事实性前承而受启发。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牵红丝妻妇》:“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公乃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促,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始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绝色,后果然随夫贵达。’”自然也是从“丝、思”谐音而来的趣味办法。

    月下老人赤绳系足的说法,又被仿变。《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八引唐朝戴孚《广异记.阎庚》把“月下老人”又变成一般的鬼。该故事说:张仁亶与阎庚住在客店中,他们与另一客人也同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完全是抄袭月下老人而略变化:每个地方都有主管婚姻的地狱官吏。

    “月下老人”实际上是利用民俗“丝”与“思”的谐音传统创造的,所以作家也可以用这个机制进行再创造。这就是由月下老人而再变化成递“丝鞭(丝制的马鞭)”求婚的“采楼招亲即在状元游街时,把丝鞭递给他求婚。这种艺术表现,已经把“爱神”运用得没有他的形迹,完全是表现人自己的“神思”,从而有了操作性。

    “采楼招亲”最早见于宋《张协状元》。第二十五出《探春令》后白:“(外)今年乃大比之年,不招个状元为驸马,更待几时?……我意下欲趁取个胜花小娘子年正娇痴,好求匹配。不知相公曾有钧旨,分付你排办采楼,招纳驸马也?”第二十七出《福马郎》:“相公当朝何用媒?仗托我丝鞭,去选大才。当筵宴,早安排。凝望采楼高,帘儿卷,等取状元来。(外白)我与胜花小娘子登百尺采楼,你祗候状元来,教相公亲递丝鞭多少好。”

    采楼招亲,后来元明两代剧中常见。元关汉卿《拜月亭》第四折《水仙子》:“可是谁央及你个蒋状元,一投得官也接了丝鞭。”清李渔《凰求凤.避色》:“引得人家女子,个个倾心,人人注念,不但明央媒妁,显送丝鞭,要与小生联姻缔好。”

    关汉卿《裴度还带》第四折开场白:“奉圣人命,着老夫就招裴度为婿。令官媒挑丝鞭,挂影神(女子的画像)。左右红裙翠袖,拥小女于楼中,抛绣球,招状元为婿。”这采楼是临时搭的,由官媒拦住游节的状元,把丝鞭递给他。剧中张千对媒人说:“老相公台旨,如今结起采楼,着小姐采楼上等那新状元。着你拿着丝鞭拦住,着小姐抛绣球儿招新状元。”

    元张可久《柳营曲.酒边有诉秀才负心为作问答.答》:“便金榜上标了贱名,丝鞭下就了新婚。”元贯云石《醉太平》:“白身合有因缘分,绣球落处便成亲。”

    明沈受先《三元记.招婿》:“你可分付值日匠人,搭起采楼,请小姐上楼看迎状元,你可将丝鞭递与他。”

    生活中并无这样的实际事例,是群众和作家的艺术创造。是文学语言。基础就是民俗文化多见的“思”与“丝”的谐音机制。是月老以红绳系足定婚姻趣说的花样翻新。

    抛绣球与递丝鞭两种方法是矛盾的。前者是看准而递,后者则无定准。由此也可见不是实有的。也是从“丝、思”谐音而来的趣说而已。

    采楼招亲一说,在敦煌文学中还可以有更早的源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佛本行集经变文》:“大王闻太子□口,遂遣国门高缚采楼,召其合国人民有在室女者,尽令于彩□口齐集,当令太子自拣婚对。”说的是古印度,却是国王下令招集全国处女,让太子选妻。然而,这在印度文献没有证明,也应当是此变文作者的艺术构思。《张协状元》作者吸收了采楼的说法,而根据我国民俗爱情文化添加了丝鞭,后来又增加了抛绣球的热闹情节。

    《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黎山老母等变化成寡妇和三个女儿,要招唐僧师徒为父。猪八戒却要都娶三个女儿。那妇人道:“我这里有一方手帕,你顶在头上,遮了脸,撞个天婚。教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你伸开手扯倒那个就把那个配了你罢。”字面意思是由天意决定。但用手帕,仍然是“丝、思”的谐音机抒,也是月下老人、丝鞭等的变说。

    这种以“帕”指“丝”而谐音“思”,从而表示爱情的例子,又如明冯梦龙编《山歌》卷十《素帕》:“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冯梦龙编《山歌》卷二《铅丝》:“见郎俊俏姐心痴,那得同床合被时。虫蛀子黄鱼空白鲞(:谐音‘想’),出铜银子是铅丝(谐音‘千思’)。”又一首“井面上开花井底下红,篾丝篮吊水一场空。梭子里无丝空来往,有针无线枉相逢。”

    古代有以“生为并身物”表示爱情的说法:愿自己变成爱人身上常带的某种物品,表示永不离开。陶渊明丧妻后作《闲情赋、一连用十个“愿”字,表示对亡妻的依恋之情。这种方法为后世仿效。其中就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意变成丝而可以织成履,让妻子常穿,而今她人去履存,又让人悲哀。

    传奇小说中有个美女,名叫“真真”,后来用以誉称美女。元吴西逸《凭栏人.纪旧》:“折花枝寄与多情,唤起真真,留恋卿卿,隐约眉峰。”元张可久《小梁州.春夜》:“玉箫吹断凤钗分,痩损真真。”《牡丹亭》第十四出《尾犯序》:“虚劳,寄春容教谁泪落?做真真无人唤叫。”这位“真真”,却是借“丝”与“思”的谐音手段而创造成的艺术形象。《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闻奇录.画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可令生,余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采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诺。急以百家采灰酒灌之,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年二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即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采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

    按,所饮的“采灰”就是采线灰。这又是利用“丝、思”的谐音。古希腊神话说,有个叫皮克马利翁的王子,爱上一座美女雕像,每天在雕像前祈祷,发誓要娶她为妻,精诚所感,雕像变成活人嫁给他,有“皮克马利翁效应”的誉称。我国的此传奇小说却是情节曲折复杂得多。

    这种借“丝”与“思”的谐音,表示爱情的民俗,还可以追索到先秦时代。《诗经.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儿吠。”她对他叮咛:你要表现得镇静而平常。别让人感到手帕是我送给你的,来时别惊动狗咬。但毛传:感,动也。即“撼”的借字。郑笺:“奔走失节,动其佩饰。”诗中分明说的是手帕,而不是能发声的玉佩。一般走或跑,玉佩也发声,而私奔就是悄悄地溜走,玉佩未必也发声。陈奂的解释改变成:“有感我蛻者,则狗吠也。”但在室内动她的手帕,能有什么声音,使得室外的狗听见而咬?解释都格格不入,就是因为研究圣人经典的学者不知道民间爱情习俗。

    由于李复言的这个故事,就形成了“千里姻缘使线牵”的说法。《西游记》第五十四回写女儿国国王要招唐僧为夫。“三藏道:‘悟空,凭你怎么说好?’行者道:‘依老孙说,你在这里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缘使线牵”哩。那里有这般相应处?’”后来多说成:千里姻缘一线牵。但这个“线”又指缘分,而不是神鬼迷信。

    四

    “丝”与“思”的谐音传统,在《红楼梦》中有工笔描绘,色彩渲染。即以“汗巾”体现黛玉与宝玉的爱情的有始无终。

    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写的是宝玉因为与蒋玉函交友而被父亲毒打,昏沉之中,黛玉来看望。“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此时黛玉虽不是号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利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听得,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箭双雕,传示了宝玉对蒋玉函和黛玉两人的至情的友情、爱情。

    接着详写宝玉让晴雯把他的两条“旧绢子”送给黛玉的经过。

    “晴雯道:‘这又奇了,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他又恼了,说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黛玉听了,心中发闷,暗想:‘做什么送绢子来给我?’因问:‘这绢子是谁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会子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黛玉听了,越发闷住了。细心揣度,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这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要不是这个意思,忽然好好的送这两块帕子来,竟又令我可笑了。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他既如此,我却每每烦恼伤心,反觉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馀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

    那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一却不知病由此起。一时上床睡去,犹拿着绢子思索。”

    “半新不旧的”就是曾经系用过的,而那正是寓含着“切腹”之亲的意思。这两条帕子使黛玉引起可喜、可悲、可笑、可愧、可惧等种种联想。她所检讨的“我却每每烦恼伤心,反觉可愧”,指的是猜疑宝玉对她无真心,因而有嫉妒、讽剌、赌气等情。这两块手帕使她吃了定心丸,坚信了宝玉对她的爱情。从此,无论宝玉与别的女性如何“亲热”,她心中有底而安然,就再也没有烦恼伤心过,也再没有无意的口角摩擦。

    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再次写到黛玉题诗的宝玉赠帕:“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挣扎着伸出两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紫鹃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

    爱情之梦幻灭了,思念之情断绝了,黛玉虽然哪里撕得动那块帕子,却依然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

    《红楼梦》以迷信题材破除迷信

    “《红楼梦》,这是一部对封建时代的生活深感痛绝和愤怒抗议的书,是一部对封建社会予以全面批判的现实主义杰作。那个社会里的一切,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制度、宗教寺院、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在《红楼梦》中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接触,并且以一个伟大作家所特有的艺术力量作出现实主义的批判。”

    这是1980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全面评价。《红楼梦》研究者对小说中的爱情悲剧、剥削压迫、倾诈相斗、男盗女娼等大端内容,评说甚多而细致,自然是合宜的,但对小说破除迷信的内容比较轻忽。第102回《宁国府骨肉病灾锓,大观园符水驱妖孽》对迷信题材的处理在古代文学中有独特性,是值得研究的。

    此回专写占卜、除妖的愚昧迷信内容。这一设计的目的有二。直接目的是反映封建社会这类迷信习俗的盛行,从而揭露它们的欺骟及荒诞可笑;间接目的是表现因大观园荒凉冷落引起尤氏、贾赦、贾政等接连生病,表现贾府要人早期的精神崩溃。第101回凤姐得病与此相同。同在贾府,来往于大观园的众多下人,无一得病,他们对主人的生病及驱妖,持戏弄、嘲笑态度,正是作家用以作对比的。

    本回书是正面、客观叙述当日这种迷信实况,基本是白描手法,许多具体内容,今日读者多不了解。迷信观念仍重的读者或许会得到强化,正与作家的意图相反。本文对一些迷信内容作疏解,以作导读,从中也可以看出曹雪芹对这一特殊题材的利用、处理的高明之处。

    先叙对尤氏算卦。尤氏来大观园探望即将赴婚的探春,“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回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挣扎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热犹可,夜里身热异常,便谵语绵绵。贾政连忙请了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缠经入了足阳明胃经,所以谵语不清,如有所见;有了大秽,即可身安。”

    病因本是明白简单的,但两剂药不见效,贾珍心急,贾蓉知道得病的经过,以为是“撞客着了罢”,即碰着妖魔鬼怪,所以请来了毛半仙。他是掷铜钱算卦,唐代已经有这种简易办法。《仪礼.士冠礼》“蓍与席,所卦者”句,贾公彦疏:“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

    最早的《周易》用50根蓍草成卦,多次操作后形成四种结果,即各剩余七、八、九、六根。把阳数的七和九,画成一长横,叫阳爻,把阴数的六、八,画成两短横,叫阴爻。再作几次操作,形成阳爻、阴爻数目和位置不同的六条爻的组合,就是所谓的一“卦”。然后编写出预定的公式化的吉凶类型解释。那时的占卜是朝廷中的专职工作,只占卜国家和国君的大事。

    后来的统治者还嫌占卜的“天意”有碍他们为所欲为,就停设这种专职,占卜就以一般人的各种事情为对象,以此为职业的人多起来,于是对原有占卜的复杂方法进行改革简化,产生了许多方法,铜钱卦就是一种。只用掷三枚铜钱,按正面(有字的一面)、背面(无字的一面,俗语叫:镘)的多少设计吉凶说法。共有四种类型:背、背、背;背、背、正;背、正、正;正、正、正。又把“正”诡称为“多”,把“背”诡称为“少”。再把“三少”诡称为“重”,等于蓍法的“九”,是阳爻。把“三多”诡称为“交”,等于着法的“六”,是阴爻。把“两少一多”诡称为“拆”,等于着法的“八”,是阴爻。把“两多一少”诡称为“单”,等于着法的“七”,是阳爻。共投六次,等于着法的六条爻,就是所谓的一“卦”。

    毛半仙所掷的六次,把从第一次到第六次的类型,按从下到上的顺序,画成《周易》的卦象,就是《周易》六十四卦的《未济》卦:言。

    贾蓉只说:“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布成上述的卦后,没有直接回答吉凶结果,却是试探地问得病原因。说:“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财,晦气是一定该有的。”意思是:从“世爻”在第三爻来判断,是因为兄弟分财不均,引得母亲生了一些气。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所以“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这就是初步的揭露。

    所说的“世爻”,是算卦职业者的术语。为了简便,汉代的京房编造出一种机械死记办法,就是把六十四卦中上面三爻相同的情况的八个卦,叫八宫。又把其余五十六卦分成七组,叫七世。每一世指定一个共同位置的爻,从它判断吉凶,叫“世爻”。未济卦属第四世,规定从下到上的第三爻是这一组的世爻。

    世爻不仅规定了吉凶,也规定了适应于哪一类人。初爻叫“世元”,专算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的命。二爻叫“大夫”,三爻叫“三公”,四爻叫“诸侯”,五爻叫“天子”,六爻叫“宗庙祖先”,都指明专为那种等级的人算命。到了后来,算卦对象成为普通老百姓以后,就把爻位代表的上层各种统治者改变成家庭中父母、兄弟、子孙、妻财、官鬼等五种情况。毛半仙就是如此,但他又不完全按这种规定推算,而是察言观色,先以凶象吓人,再用吉象做补救。

    由于贾蓉心里忍不住要笑,毛半仙就知道露了破绽,便改口说:“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动出官鬼来。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轻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动而生火。世爻上动出一个子孙来,倒是克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两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

    一般人听不懂这些充满迷信术语的话,而如果与迷信术语认真对照,就知道是一派胡言。

    迷信说法把吉凶的发展过程分成“旺、相、休、囚、死”五个阶段。旺,是兴旺,高峰。相,是壮大。休,是转变。囚,是被制约。死,是结束。但把各阶段却说成在固定的时间。例如冬天水旺,春天水休,夏天水囚。尤氏得病时已经穿皮衣了,是冬天,正是水旺时候,要到春夏才能水休或水囚。毛半仙却说“再隔两曰”,这岂不是连迷信根据都违背了吗?这一点比较不容易识破。也有容易识破的。

    “如今子亥之水休囚”是说,当时是子亥日,五行属水。“寅木动而生火”是说,到了五行属木的寅日,木能生火,火能灭水。致病的水就被克制,到了“休囚”即衰败地步,病就好了。但是,从子日“再隔两日”,就是经丑日、寅日,而是到卯日。毛半仙却说是“交到戌日就好了,子水官鬼落空”,就休囚了,自我矛盾。

    他本是一派胡言,因为有那些听不懂的子虚乌有的“道理”,贾蓉便又是另一种看法:“听他讲的卦理明白。”自然脸上有相信的表情。于是毛半仙就再做吓人说法:“令尊大人也有些关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然而,同一个冬天,既说水休囚而生病的人好转,又说水旺而无病的人将生病。土衰就是所谓秋天土休、冬天土囚、春天土死。虽然冬天土囚符合当时季节,但他却牵扯上秋天与夏天。说一个人在九个月中会生病,这种宽泛无着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能是吓人罢了。

    贾蓉因为相信了毛半仙的话,就问“卦是极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到底是什么病?”这又引得毛半仙用“大六壬”来算。又是先用“白虎”吓人。《大六壬类集.课经集》:“日暮虎鬼临干’主受灾殃。……宅内有伏尸作怪,或有影响。虎在阳忧男,虎在阴忧女。”说的是白虎、死尸、鬼三种原因。由于白虎、死尸都可以是挖地验证为假的,所以毛半仙改变成含糊其词的“伏虎”

    贾蓉却糊里糊涂听成了“伏尸白虎”,即白虎的尸体,吓得没有听完,就面上失色的问:“先生说的很是,但与那卦又大不相合,到底有妨碍么?”这“与那卦又大不相合”即与用铜钱算的病可以好转不一致。曹雪芹用此一句话点明骟术的互相矛盾。毛半仙却抓住“到底有妨碍么”的话,这正是骟术期待的结果,便投其所好,轻松的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贵神解救,谓之‘魄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若是头脑清醒的人会想到:即令地下埋有白虎的尸体,它如在阴位使母亲有病,就不可能又在阳位使父亲得病。贾蓉却相信了。

    根据算卦的结果便作禳解,仅在大观园中烧了一些纸,“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静些。到了戌日,也就渐渐的好起来。”迷信的贾蓉等以为毛半仙算卦高明。其实,尤氏得的是触景伤情的病,从子日到戌日共11天,病好转是自然而可能的。迷信的预测和人们一般预测一样,正确与否各占一半可能,“碰中了”并不是有什么奥秘。

    但是,大观园中有妖魔的说法却流传开来。“过了些时,果然贾珍也病,竟不请医调治,轻则到园化纸许愿,重则详星拜斗。贾珍方好,贾蓉等相继而病。”好像是证明毛半仙真的预知祸福。其实是尤氏病好,贾珍便相信了毛半仙的本领,疑心生暗鬼,被那“令尊大人也有些关碍”的说法吓成病。贾蓉生病也是此类,但毛半仙并没有算出他生病。曹雪芹对此用笔不多,就对比出被骗者的愚昧和骗术的轻而易举。

    作家对此题材再做挖掘,再兴波澜,再做揭露。贾赦开始不相信大观园有鬼,被一个恶作剧的家人吓了一下,就也相信,请道士大设法坛,符水捉妖。从而把闹鬼推向**,同时也是暴露愚昧迷信的荒诞无稽的转机。

    “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来,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将剑指画了一回。回来,连击令牌,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众人都道拿住妖怪,争着要看,及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形响。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罐瓶,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起,令人带回在本馆塔下锁住。”但是,“贾蓉等几个小弟兄背地都笑个不住,说:‘这样的大排场,我打量拿着妖怪给我们瞧瞧,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那里知道是这样的捜罗!究竟妖怪拿去了没有?”’

    在众人对道士捉妖的一片称赞声中,“独有一个小厮笑说道:‘头里那些响动,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爷进园这一日,明明是个大公野鸡飞过去了;栓儿吓离了眼,说的活像!我们都替他园了个谎,大老爷就认真起来。倒瞧了个很热闹的坛场!”’指的是当初栓儿对贾赦说的是亲眼看见一个黄脸红胡子绿衣裳一个妖精走到树林子后头山窟窿里去了。”贾赦也就耳听为实,便请道士来降妖。

    总之,《红楼梦》此回全是迷信题材,主旨却是揭露迷信,实在是立意高远而独到的。迷信题材是古代小说、戏剧常见的,也是正常的,但绝大多数是自然主义的再现迷信,甚至于是夸大渲染,客观效果是宣扬迷信。例如《金瓶梅》第62回《潘道士解禳祭法灯,西门庆大哭李瓶儿》,写李瓶儿临死之前,请潘道士为她驱邪捉祟,以求延长寿命:

    “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将,不来等甚?’嘆了一口法水去,见一阵狂风所过,一黄巾力士现于面前。但见:黄罗抹额,紫绣罗袍。……(按,此处是描写力士穿戴、法力等约400字)常在坛前护法,每来世上降魔。胸悬雷部赤铜牌,手执宣花金斧。潘道士便道:‘西门氏门中,李氏阴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与我拘当坊土地、本家六神,考察有何邪祟,即与我擒来,毋得延滞。’言迄,其神不见。”

    把此《红楼梦》驱妖文字比较,《红楼梦》所述的是法师的用具、布置、动作等,表现出虚摆架势和耗费钱财。有一定的揭露意义。《金瓶梅》所详的是力士的真实、威武和神力。而这些却完全是根本不存在的,原是道教符箓文字中骟人的话。笑笑生用在自己作品中,是纯粹有害无益的迷信糟粕。

    又如《金瓶梅》第十二回瞎子给潘金莲看相,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西门庆、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看相,第四十六回给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算命,实际都是作者把自己设计的人物后来的各种情况,让看相、算命的提前说出来,表示看相、算命的准确、神异。这尤其是反复的制造迷信,与曹雪芹在这方面的匠心和水平是天渊之别。曹雪芹在使用和处理迷信题材方面真是鹤立鸡群的。从曹雪芹对迷信题材的高水平创作,可以总结出“解铃还得系铃人”的指导思想。“系铃”,就是使用迷信题材。但这是手段。目的,应是“解铃”:解除群众的盲目迷信。仅只有“系铃”,就会宣扬迷信,而违背文学教育人民的主旨。而当今有些文学作品也有这种情况,是值得向《红楼梦》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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